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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温州人的名片,比温州的名片响亮;温州人的经济,比温州的经济更有活力。温州的一举一动,似乎都能引发外界的关注。现转载《新周刊》最近刊发的一篇关于温州的报道,虽然报道里不乏主观臆断、不符实际之词,但对温州和温州人来说,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
■新周刊记者
在温州机场的书店,《温州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其实你不懂温州人》、《温州人教你如何赚钱》等书一字排开,充分验证了温州人的品牌价值。中国制造、房价、股市是最热话题,而所有舆论都不会忘记温州人——贴牌与炒团是温州人的一张名片。
但让人奇怪的是,温州人的名片,比温州的名片响亮;温州人的经济,比温州的经济似乎更有活力。
温州的经济输给了温州人
到温州的人,很难承认这便是“时尚之都”——出租车充满皱褶与污迹的椅套及10元起步价、尘土飞扬的机场大道、与街头小店伴生的五星级酒店、被逆行车辆堵住的巷口……当你发现,夹杂在破旧街道的住宅价格超过l万元每平方米,停放在破房子前的是迈巴赫跑车,你会为这个城市的戏剧性吃惊,但绝无时尚之都的感觉。在城市的精神层面,作为时尚领导力的设计师和创意文化,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温州,依旧欠缺。
沿商业街展开的店铺让人眼花缭乱,透视着这城市消费力的旺盛——在中国第13家Lv专卖店,一位其貌不扬的妇女悠然走进,在她转完一圈时,柜台上需要打包的手袋就多了4个——2006年,温州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低于东莞、深圳,高于北京、上海、广州。
在温州一个房地产商女儿的婚礼上,放进回礼红包中的是欧元——温州人似乎有着矛盾的性格,既精打细算又讲排场面子。这样的结果是,城市的高消费直接造成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作为生活费用在浙江最高的城市之一,温州企业生产的人工成本被加大,使原来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资源稀缺的温州工业用地价格攀升,这让温州的不少企业近年不断迁往外地。
“温州的眼镜只有几毛的利润。”见到温州市眼镜商会副秘书长杨须迈的时候,带着温州本地产眼镜的他,正埋头给政府写一份报告:温州本地的企业同样面临瓶颈。温州是眼镜之都,但“温州的眼镜正面临困境”。去年眼镜平均价格只有0.96美元的温州,出口l5年,正面临订单减少、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招工难的困扰,“老板都去做房地产,单靠一个行业,没有办法维持。”
杨须迈发现,政府的税费是投诉最多的对象,政府被认为“讲得多做得少”,“措施没有落点”。接到同样企业申诉的温州服装商会针棉织品分会秘书长陈佩佩也说:“大家都说深圳的男装,温州的女装。但温州在服装方面,时尚比不过深圳,而且深圳政府可以出钱资助你发展:温州人主要靠自己。”
温州的外地人输给了温州人
事实上,如何吸纳人才对温州来说也是问题。“一过来发现温州的企业环境和我想象的出入很大,老板让你发表一大堆意见,但不采纳你的。”年过30的余总来到温州已经快10年,他来温州之前是深圳一家外企的经理,现在是温州一家知名服饰品牌公司的副总。他苦笑道:“就好像把你挖过来,养着,当个闲人样养着。”
“温州的这种民营企业,不可能有职业经理人生存的空间。”余总有点无奈:“你看我现在是营销总监,什么是营销?营销是为一个公司的定位、市场、发展进行深入的分析,做一个可行性很强的方案,为老总出谋划策。在温州老板眼里,营销就是市场部,所以我今天要和东北的经销商谈,明天要看换季打折的销售情况。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个优势是老总拍板,所以决策层的思想贯彻得很快,调头也方便,但在这里你要记住,你要学会做人,更要学会看人。”
“温州最排外的就是房价。”温州人大门如是说。温州动不动达到l万元以上的房价,对这个急需争取更多人才和活力的城市来说,已经构成了障碍。虽然在温州买了车,家也在温州,但余总却把房子买在了武汉。“这里的房价太贵咯,买不起。”,而在余总的心里,虽然在这个城市呆了10年但一直找不到归属感:“你融不进这里的主流,踏不进温州老板们的这些圈子,无法和他们站在同等位置交流,你始终不是温州人,不会说温州话。如果你想要做老板,温州绝对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你问我究竟有没选择对,说句实话,我对当初的选择,后悔了。”温州的年轻人输给了温州房价。
温州举办“同一首歌”的时候,主持人李霞和梁永斌就这样来炒热气氛:“温州有很多老板,不知道哪里还缺代言的?”陈佩佩当时就在台下。现在,作为秘书长的26岁的她与室友住在新城,这显然不太符合温州人的传统观念:“温州人很讲面子,特别注意鹿城区与龙湾区的区别。旧城区鹿城区,住宅区比较老,但房价很高;而以汤家桥为界,界外就是新城区,虽然住宅要便宜不少(也接近l万),却没有多少人愿意买。”
“全国房子性价比最低的在温州。”温州的炒房团和老板都全国闻名,但本地青年很多买不起房——特别在温州有男方必须在结婚时买一套房子的传统。房地产开发商不喜欢开发小户型,因为温州人都喜欢l30多平方米左右的大房子。有些聪明的房地产商在国家政策的严控下,甚至想出了开发的小户型2套只要中间墙一打通就是个完美的4室2厅的大户型。
“刚把房子定下来,不贵,地段不好,二手的。”叶明的笑声听起来轻松,但毕业3年的他和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温州的结婚习俗让他头痛不已。虽然才80来平方但将近80万的房价,让他付完首期后,即使把每个月的工资一发下来就转到银行都还不够月供——他已经是一个中等成长型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但刚进公司不久的他工资其实刚过3000元。
尽管房价高,温州的房子依然炙手可热,“一个人怀里揣着十几把钥匙”在温州很常见。《温州都市报》大客户工作室主任叶浩寄说:“温州9个县都以在温州市区有房子为荣,周边的很多农民,都要在温州市中心买房子。”当过记者的他,认为温州高楼目前在二线城市中属于最多之列,其中一个老太太对他说的话很有代表性:“城市改造这么多年,我以前住的是木头房,但现在高楼多了几百倍为什么我还住在木头房?”
温州的产业输给了温州地产
温州人曾经教育过上海的售楼小姐。一位温州瑞安的老太太曾参加看房团到上海看房。由于她穿得很“邋遢”,售楼小姐对她爱理不理。然后老太太作出了惊人之举:她当着售楼小姐的面,给对面的另一个售楼处打电话,要订10套,定金500万。自从这件事情之后,上海的售楼小姐就对温州人客客气气了。
这个故事出自叶浩寄之口。他被戏称为“炒房团团长”——在2001年到2004年,温州陷入了炒楼的高峰期,不少外地的楼盘都联系媒体,以在媒体上投放广告为条件,利用媒体的公信力,让媒体组织人们去炒房,而他就是那个带团的人。
随着各地开始封杀温州炒房团,媒体带队看房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直到2007年9月,温州国际酒店的一楼依然摆放着莫干山附近某楼盘的售楼点。“房子炒了以后就跟吸毒一样。”在叶浩寄看来,温州炒房之风如此之盛,背后是整个温州的发展问题:“温州的一切问题,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
在被称为“路为民修,机场为民建,教育为民助”的温州,一度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私人飞机,和第一列以民营企业命名的火车。温州的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等来自鞋业、服装、房地产、低压电器、印刷和眼镜等行业的9个集团组成中瑞集团,一度“想过渡到民营银行”,后因国家政策的变化,不得不投资房地产——他们投资了温州最昂贵的商住两用住宅楼,而这栋楼的房价还在上升。
报喜鸟把温州永嘉县的厂房做房地产,赚了1个多亿,只留下总部在温州,研发基地放在上海。奥康则在全国开发了l00多条商业街。对于很多企业完成前期资金积累后进行的“多元化”经营,叶浩寄坚持:“根本就不是什么多元化,都投资地产了。”
对民间资金非常充足的温州,有人开始怀念过去温州“无为政府”和“温州的经验就是不管”的年代。在叶浩寄看来,温州其实是“大社会,小政府”;现在,温州可能有“中国最大的政府”,当地人认为政府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资金在民间,城市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成为温州必须面对的问题。
“政府手中的权力是土地。”叶浩寄说。曾有一个住宅区的居民去投诉住宅周边的废气问题,后来环保局发现,这片住宅在规划中是一个T业区。工业用地变成稀缺资源,工业区正变成新城。企业资金过剩,聪明的温州人只好投资房地产:“没有高科技,没有人才只好做资本运作。制造业和炒房都会带来温州产业的空心化——谁有心搞研发?”
温州输给了大城市
从出机场开始,的士司机就会告诉你“温州没有地了”。温州的土地紧缺,再造一个新城并不可能。温州的企业需要升级,却面临十面埋伏:高房价、高消费成本、工业用地不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人才、外地投资的诱惑、城市等级限制、政策支持与政府扶持的缺位。
这个“没有规划”的城市成为了企业的天花板。在寻找出路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城市规模限制了这座城市的创造力——根据一篇2005年的报道,温州曾连续l8年,先后l5次申请提升较大市地位未果——地方立法权、行政规格上升,似乎能为土地缺乏的温州,打开一条发展的通道。
“我们温州服装企业对政府的要求从来不是很高的,好些服装企业是外来贴牌加工的,因为我们原材料是外来的,工人是外来的,市场也是在外地的,平常制造链上我们要求通畅,管理上能够通融。政府在服务方面应该说是有欠缺,造成企业向商会诉苦,商会又要出来调解,去有关部门联络,发生一次调解一次。”温州服装商会的负责人说。过去在一个砖木结构、楼梯吱呀吱呀的小楼里面,他这个温州最早的服装企业家之一,牵头创办了温州服装商会,成为了第一任会长。他对温州是否一定要变成大城市,不置可否。
“温州的问题,土地是主要的。一个什么等级城市,容纳一个什么等级的企业,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地方的部门就很难调理,这个问题是自然产生的,不是说政府特定怎么样,也不是说企业大了就非得要飞。现在好多企业非得跑到上海,那个地方池大鱼大,他非得要到那个地方去,你把他捆在这里,他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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