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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丈母娘需求，我们假设丈母娘不要买房了，中国年轻人完全像美国人了，认为租房结婚是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是否可以遏制房价虚高？房东的房子从哪里来？即便是二房东，他也总要有一个房东是真正的业主——只要“居住需求”存在，开发商卖房仍然有空间涨价——以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只要政策允许，把穷人的房子都买回来有没有可能？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丈母娘需求的实质，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大量的人从农村涌进城市，大量的城市平民有改变蜗居现状的改善性需求，两种需求集中爆发，“补40年的欠债”，无疑是比较猛烈的。
道理很简单，不能要进城的人和城市平民永远没房住，也不能让他们永远生活在棚户区——简单类似于，因为中国人口多，新生儿童就多，那就认为中国学校不够、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就是因为学生太多，因此呼吁他们不要上学。
开发商呢？肯定有一定责任，但亦非主要责任。从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逐利是天性，尤其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逐利不仅不能棒斥，还应该对私有产权和私人财产予以保护，纵容仇富心态蔓延，于社会创新和经济活力不利，不是一个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为。开发商和中石油和中移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自由竞争市场下的合法经营主体，而后者是国家政策保护、纳税人的钱堆积起来的行政性垄断寡头，就关注民生、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类属于社会责任感范畴的标准来说，后者应该是义务性质的，就是必须要做；前者属于道德范畴，要呼吁他们做，不做也不可强求。
所以开发商逐利应当是合理的现象，在经营中有一些游离在政策和法规边缘的行为，我们应该予以监督、揭露、批判，乃至在法律框架内告诉，但总的来说，如果苛求太多，诸如将关注穷人住房问题纳入开发商“义务”的范畴，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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