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养琰

  2012年，就我而言，不是特别愉快的一年，也不是特别悲伤的一年。如把全年的喜怒哀乐，用几何曲线来表达，虽有波折，但无大起，也无大落，总体较为平稳。人生似水，水平如镜，我愿永远在水波不兴中缓缓地流淌下去。

  年初，生病住了几天院，有惊无险，很快就康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仍按老套数生活：读书、上网、习字、看报、散步, 看看电视、有时打打台球，还写成并发表了几篇文章，较为满意。这一年，我用心了，我尽力了，我不感到有什么遗憾或愧疚，觉得生活还有点意思，值得继续这样活下去。

  鲁迅说过：无聊才读书。我却认为不读书才真的无聊。人到老年，如夕阳西下，满目黯然，点烛照明，适逢时也。更重要的，“皓首更觉知识浅，老来正是读书时”。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意识形态转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只要我们还生存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甘落后，想把生命和生活的质量再提高一点，就必须学习。

  古人对老而好学有很多论述，值得借鉴和学习。汉代刘向说：“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明代于谦在《观书》中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南宋诗人陆游有诗：“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需书卷作良医。”“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清诗人翁森有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在《为学三境界》中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12年读了一些新书，越读越觉得自己知识太贫乏，因此，读书仍成为当今我生活中的“主旋律”。除了读书，每天不可少的是“读网”（上网阅读）。我走近电脑已经多年，对网有了特殊的感情，越来越离不开它。我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每当一些思绪（包括愁思）缠绕自己辗转不能人睡时，只要端坐在三尺长的书桌前，万般思绪都会很快平静下来，像老僧入定，把尘世抛出脑外，进入无人境界，信马由缰，专心致志地思考我所想的问题，随即敲打键盘，把零零星星有价值的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提炼、综合、拓展、升华和创新，使之尽可能转化为系统的理论；有时再找一个或几个主题，经过加工，便成文章。文章既成，大都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也有的只是寄托自己的心思，孤芳自赏。孤芳自赏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它可以给自己的灵感和灵魂以慰抚或托付，并作为资料保存下来。

  我常想，书是人世间最脆弱的东西，狂风可把它卷走，大火可把它吞噬，战争可以把它毁灭，历史上焚书坑儒之事多次发生，但书及其书中思想、精神、真理，却顽强地和永恒地存在着，它穿越时空的长河，延续了人类的文明。

  我已经是87岁的老人了，但人老心不老，总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些事。我曾讲过，人生在世，做人要有两颗“心”：一是“事业心”；二是“良心”。前者是目标和动力，后者是本分，二者相辅相成。从结果上看，事业是一种载体，其中，浓缩了人的才干、做人的规范（伦理和道德）及其理想和抱负。所以应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里我讲的“事业”，对我来讲，并非一定要做那些轰轰烈烈广为人知的大事，而是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事不论大小，都叫做事业。当然，也不要过多地计较社会承认或不承认，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甚至反对也可以，只要自己执着地去做，争取多做出一些成效来，而且问心无愧足矣。至于说到“良心”，起码包括人的善心、仁心、义心、孝心，还有识别是与非、好与歹、善与恶之心。我体会生命的长短是用时间来计算的，生命的价值是用贡献来衡量的。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活得多久。”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云：“无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很值得我们效仿、珍惜，其中涵盖着的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境界，是老人所必须的。英国大文豪蒙田在其名著《随笔》里说：上了岁数后，渐渐摆脱了困扰生命的种种欲望和忧患，不再操心财富、荣誉、地位，如释重负，无比轻松！

  这些大师的生活、精神、灵魂乃至品行境界，实非我所能及。但他们宛若一涓涓清泉，流过心田，轻抚我曾经有过的伤痛；亦如一盏盏明灯，光耀于心扉，驱散灵魂的阴霾。故我对他们，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2012年，应报刊之约，经过自己努力，在科研上略有点成就（大不如往年了），写成并发表几篇论文和散文——其中发表在 1月29日《经济学家》上的题为《南巡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发表在1月29日《经济学家》上的题为《社会主义的五种模式和三种类型》、发表在1月30日《企业党建》上的《改革开放四个阶段和四大亮点》、发表在2月10日《郑州日报》上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在2月12日《福建省社科联社科界》上的《经济学家的使命》、发表在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题为《回眸五七干校》、发表在6月17日《经济学家》上的题为《如何看待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发表在8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题为《钟情于山水之间》、发表在9月3日《企业报》上的题为《家族企业利路在何方》、发表在12月3日《中国企业报》上的题为《老树发新枝》等。

  此外，还有几篇文章是2012年写成的，2013年初才见报。如《畅想“改革红利”》，发表在1月21日《理论经纬》上；《解决六大矛盾 ，实现改革红利最大化》，发表在2月2日《《经济学家》上。还有几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如《我是怎样读解资本论的》，《大柳巷：淮河之滨的“桃花源”》。

  2012年，我应邀参加了几次全国性的学术理论研讨会，并均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网上都有报道，大多见报，好坏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