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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鹏
1971年出生的潘佩聪是温州挺宇集团的第二代负责人。1970年代末创立的挺宇集团起家靠潘挺宇,创业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靠潘佩聪。挺宇集团是一个家族制的国际性集团公司,以生产高精度阀门、高科技含量的“在线分析系统”为主业,分公司遍及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以及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年产值近3亿元。集团触角还伸及机电、传媒、化工、出版、公关策划、投资等各个领域。
潘佩聪办公桌背后的墙上,悬挂着两把寒光闪闪的长剑,那是朋友从英国带回来送她的礼物。潘佩聪每次都笑着解释:“可能朋友觉得我身上缺少点杀气。”
但是没有人敢小瞧这个刚过本命年的女子。她是在非常时期以一种非常手段接掌了家族企业的权杖——那年她只有18岁。
做一名新闻记者是潘佩聪的个人理想,但19年前的一场风波让她放弃了这个理想。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挺宇公司成为最早一批摘掉红帽子的企业,但创始人潘挺宇一直担心哪天自己又会成为挨打的出头鸟。1989年下半年,报纸上出现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绊脚石”的论调,挺宇厂一度陷入困境。潘挺宇把工厂交给两个主管管理,自己带妻子远避西班牙。
看到父亲走后的两个月工厂没有一张订单,潘佩聪心里非常着急。她召开了管理层会议,表示要介入管理。她说:“给我一个机会,三个月时间,如果我管得没有起色,我就自动放弃。”
面对其他管理者的不信任,潘佩聪坚定地说:“我们这个厂是私营企业,我正式宣布,不论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天开始我接手管理。”
两位主管通知工人不上班了,想与潘佩聪对抗。结果,潘佩聪先找到两位主管,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想干就必须好好干,如果不干可以另谋高就,我还奉送一笔钱。”接着,潘佩聪又在工厂贴出通知: 如果还认为自己是这个工厂的员工,明天起必须到厂复工,否则作开除处理。
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复工了,唯独两位主管没来。这样,潘佩聪就把管理大权夺了过来。等一年后潘挺宇回来,发现女儿不仅把管理权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他放心地把企业交给了女儿。
但潘佩聪很不喜欢自己被形容为一个女强人。“我不是女强人,我最怕的就是别人以为我是女强人。”她说,“其实我很弱小的,我唯一的个性就是比较执著。我特别渴望自由,但是现在的我无法得到自由。而且一直让我愧疚的是,因为工作的繁忙,我很少照顾我的女儿。”
潘佩聪的两个女儿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但她却刻意培养女儿正确的金钱观。小时候,女儿看着别人家有钢琴也喜欢得不得了,每天在潘佩聪面前吵着要。潘佩聪不是马上满足她们,而是告诉女儿:“钢琴很贵的,要好多好多的钱,妈妈得通过今年一年工作之后,把钱攒起来才能买给你们。”过了一年,女儿们又聚在潘佩聪面前旧话重提。这时潘佩聪故意为难地说:“对不起,钢琴的钱实在是太贵了,妈妈这一年攒下来的钱都不够,所以还要再辛苦一年才够。”等到第三年,女儿们渴望的眼神还是透露出想拥有一架钢琴时,潘佩聪决定满足她们。她到银行里提了3万元现金,特意叫工作人员换成10元面额的大大一堆,对女儿们说: “妈妈明天就给你们买钢琴,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妈妈赚这么多的钱很不容易,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钢琴,好好地学习。”
普遍认为,家族企业第一代人创建公司,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挥霍。事实上,只有不到15%的家族制企业在第三代之后还能生存下来。不过,潘佩聪似乎不担心这点,她曾对媒体表示,她不拒绝职业经理人,但目前她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所以就只好努力把自己培养成职业经理人。
潘佩聪举例说,当今世界500强企业,有超60%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他们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亲族令他们团结并使成本降得最低。”她指出,一直以来挺宇集团的管理模式都是比较传统的,由于都是家里人,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护商业秘密,成员之间容易达到相互诚信。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大家首先想到的也是企业的利益。所以,不被动地去挖掘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是有一个无形的组织牵引系统在控制着企业的发展,这正是潘佩聪所认定的家族企业的制度竞争力优势。20多年的漫长磨合,让这个家族企业在管理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当然,在她看来,企业的成功不是以大小和金钱来衡量的,而是以健康状态来区分。“整个企业的运行框架很合理,结果是公司里人与人之间相处得十分和谐,和谐美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对员工如此,对家人也是如此,我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追求来处理家庭和工作上的所有事务。”这是潘佩聪对于一个健康企业给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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