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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投资、10项扩大内需措施,各大政策密集出台,直指蔓延中的经济危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些政策刺激经济作用完全释放还需时日。在人民网进行的一项“在刺激消费方面,您希望中央再出台哪些政策”的调查中,截至12月4日17时,选择提高工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最多,占36.8% ;其次是提高对农民的货币补贴,占27.6%。 一些专家学者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建言,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还要配合出台一些能够直接促进消费的举措,争取使启动消费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盘活存量房释放购买力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撰文称,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世界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变化,中央决定消除消费瓶颈,拓宽消费领域,稳定车市、房市和股市。
有关专家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买卖双方僵持阶段,商品房大量空置,如果能盘活存量房,则可以释放出庞大的消费能力。而盘活存量房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挤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使房价调整到合理区间。按照宋则的观点,目前的房价不仅存在严重泡沫,甚至有欺诈之嫌。
虽然在楼市里有“买涨不买跌”之说。但宋则表示,只要房价回落到合理区间,刚性住房需求者的消费能力就能立刻被释放,而且能够一举多得,“房地产消费还可以带动下游的家居装修消费以及大宗生活用品消费”。
“有关部门应该放弃与民争利的思维方式,采取有力手段推动房价回归理性。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目前形成的房价并非纯粹的市场调节结果。房价下来了,能激活一大块消费潜力。”宋则告诉记者。
提振股市增加预期财富
目前,我国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视。股市涨跌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财富预期,提振股市较之其他刺激民众消费信心的政策,作用要更直接,效果也要更快。数据显示,从2007年10月份至2008年10月份,股市总市值跌去了七成以上,股市市值下降了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股市暴跌,不仅使参与其中的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的财富大幅缩水,也使民众的消费信心受到较大影响。
眼下股市依然受到大小非减持的压力。股市的“大小非”(含“大小限”)合计高达1.18万亿股,比两市流通股的两倍还要多。“大小非”的问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沪深股市的供求关系,也改变了市场的估值体系。专家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携手进一步减轻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比如,国企控股公司继续收购其上市附属公司的股份,中央汇金加大对内地上市股份的投资,特别是大型银行;调动国内机构投资者支持股市的措施,包括鼓励保险商、共同基金公司及全国社保基金为市场提供支持;短期内限制新上市的审批,以舒缓资金流动性压力等。平准基金的推出,以及长期战略投资者加大投资力度,将大大增强投资者信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介绍说,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测算,行情好的时候,财富效应对消费需求具有一个固定的带动系数,打个比方,股票涨了100元,肯定要有7元或8元钱拿来去消费。这是一种巨大的消费需求支出比例。
发放购物券保障低收入者消费
宋则认为,刺激消费要转变思路,特别是要转换到启动消费终端的思路上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给低收入人群发放购物券的做法就是直接启动消费终端的一个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如果给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现金补助,这一人群可能因为后顾之忧不敢消费,而发放购物券将迫使其消费。此外,这种方式还可以减少货币发行。
政府以限时消费的形式发放消费券到个人手中,那么释放出来的消费能量将不可估量。这正如商场的赠券活动,人们在消费购物券的时候,往往还要贴上自己口袋里的钱。
按照专家的观点,此政策的实施关键是要合理设定一个发放范围,比如农民和贫困的城市人口。以发放范围为5亿人、每人发放1000元计算,不过5000亿元人民币购物券,但市场的繁荣和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却不可同日而语。
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意愿
改善消费环境也被大多专家认为是能直接提升消费意愿、拉动消费的手段之一。具体说来,一是加强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质量的监管。二是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从生产、流通等环节保障了居民消费的安全性。
目前,商业发展中垄断和臃肿并存,高档消费品供给处于相对垄断地位,价格过高,低档消费品又往往质量服务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居民消费出现两难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增长。
宋则认为,一要反垄断,一要反欺诈。比如,消费者在手机通讯消费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如能得到改善,就可以直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加强消费品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减少商业欺诈和消费陷阱,建立诚信的商业关系,确保消费安全;注意减少流通环节,缩小进销差价,减轻消费者经济负担,提高单位资金的消费效用,都将直接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此外,在不少城市里,新建小区、城乡结合部住宅区商业网点偏少。给社区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带来很大不便,制约了居民消费。由于社区商业涉及民生,建议政府采取购买,财政补贴租金等方式,对小区商业网点合理布局,并引进企业经营,给居民消费提供便捷。
宋则告诉记者,目前刺激消费,不是几个直接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用深化改革来带动各项消费政策,用深化改革总揽消费终端启动的全局。目前有一种误区,用简单的增收政策代替消费政策,掩盖了改革的实质。实际上,各项政策的背后说到底是深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是要不要继续与民争利的问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住房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资本市场体制等等方面。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汤敏也表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启动内需,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和开创新的消费需求。我们追求的不是经济增长的本身,不是单纯的9%或者8%的增长率,而应关注是不是全民共享型的增长。 (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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