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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新阚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地域性分布中，浙江民营经济独树一帜，浙商资本特立独行。浙商俨然成为中国一个流动的“金库”，也一度成为民间投资的风向标。
“炒房促使房价飙升”“山西煤炭整合逼退”“新疆探油炒棉”“海南楼市泡沫”“迪拜炒楼铩羽”……近期一系列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似乎都与浙江一股股神出鬼没、数额巨大、来去匆匆的民营资本有关。
为什么浙江民间资本多集聚投资在同一地区和领域？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有大量民间剩余资金，为什么很少出现“人抱团，资金更抱团”的情况？为什么浙商资本如此喜欢“炒作”？
浙江产权交易所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徐王婴不认同浙商“游资”的凶猛，“浙商资本聚集靠人脉、地域和圈子，但是人脉和地域是有限的，不如一种体制、机制和文化。”徐王婴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股权投资盘整民间资本，积沙成塔，反倒可以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力量。
“假如只学会了抓住机会，你永远只能做个商人。机会不会随叫随到，用制度、文化、人才等辅助手段，把机会做大做强，从商人晋级到企业家，这是最大的挑战。”浙商之一的马云，显然对浙商的转型深有感慨。
“对于浙商来说，最根本的敌人，不是其竞争对手，而是其眼前的利益。”浙江商人王基正说。他担心，如果浙商资本得不到合理的疏导，而产业升级换代又步履过慢，任由资本投机的本性横冲直闯的话，则浙商这一群体，也恐怕很难摆脱历史商帮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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