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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梅
有人说,最关心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富豪的不是税务局,而是所谓的顶级私人会所。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了会所,只不过是以会馆的形式存在。如果说会馆是中国本土文化,那么会所的概念则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西方的会所文化发源于17世纪的欧洲,源于欧洲上层社会的一种民间社交场所,它们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这种会所的内部陈设十分考究,除了古香古色的房间和美轮美奂的装饰,会所内都还设有书房、图书馆、茶室、餐厅和娱乐室。那时,有名望的绅士们是不会随便出入公共场所的,他们总是在自己的会所里完成一些日常事务。就连写信、写短笺他们也都尽量用所在会所的纸张,因为这样才得体。在传统的西班牙会所中,会员良好的教养、优雅的传统及对生活的高雅品位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在西班牙社会,一个人拥有多少知名会所的会员资格是此人社会地位高低的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大顶级俱乐部(私人会所)在京城悄然出现,其成员以“美元的终身会员资格”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加入这些会所者“非富即贵”。他们在私人会所里,在彼此熟悉的气息间,摘下面具,把酒言欢,分享成功的感觉。如今,这些顶级会所已从北京发展到了更多的城市。现在各种高级会所更是难以计数。在上海,雍福会、大可堂、银行家俱乐部、和鸿艺会也是会所中的佼佼者。
这些顶级私人会所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客户群体只限于位于“金字塔尖”的人群。进入这些会所的代价足以令普通老百姓咋舌:仅是加入时收取的会员费,长安俱乐部为1.6万美元,北京中国会为1.5万美元,同级别的俱乐部收费基本与之相仿。而随着会所知名度的提升,入会费用还会逐年提高。
几百年来,会所业经历了从诞生到转型、从消退到革新,每一步都暗含着时代的印记。会所的冷热,与社会的繁荣度是成正比的。它借助商业模式,兜售着某种生活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它俨然形成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品位,甚至为某种人群提供了适于他们的栖息地。
成为某个会所的会员,意味着对某个场所的专有特权。你可以在大理石的厅堂和廊柱间穿行;还能约上三五好友在奢华优雅的咖啡厅谈新叙旧。或者你喜欢更细致的服务。从一进门领到门禁卡之后,你在什么位置换上拖鞋、泳装、运动服或是睡袍都已经被考虑周到,健身房也有初级和专业之分,你的身边时刻会有教练指导和保护。
会所与高级酒店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靠提供物化产品来作为主要经营手段。如果说顶级会所能为富豪们提供什么产品,那应该说是基于会所凝聚的商业资源带来的想象空间。它靠着不断吸纳行业顶尖人士的发展模式,把最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出了更多的商业可能。会所,尤其是顶级会所,不但为各界精英构筑了交流感情、商务休闲的价值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说,会所也是一个“特定阶层沙龙”,除了情感和人脉的互动之外,当然还有其必然的商务意义:奢华的享受并不是这些会所吸引会员的根本所在,会所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拥有一个高端的会员团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交际圈。谁也无法估计,在这些场所的不经意笑谈中,成就了多少次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对国内会所的经营,有学者预言,国内会所的突围将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京城四大”是中国人富有之初,企图炫富及尝试国际化生活方式的代表,那么,近年来破土而出的各色顶级会所则对平静下来的财富人群重新审视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顶级会所,不再应该是装腔作势的陪衬,而应当为会员个人价值的真正回归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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