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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文明的历史中,四川,这个位居西南的内陆省份,从严格意义上其实并没有形成过完整的商帮文化。但历史的另一面告诉我们,自秦汉以来西南丛山腹地的蜀地,已经是商业因子最活跃的地带之一。从临邛古道杳杳响起的马帮铃声,一路载着茶叶、丝绸、邛布与瓷器。北经丝绸之路,穿西域,走高原直至罗马帝国。而南方,四川的商人沿着茶马古道则一路沿着西进,将贸易一直从青藏高原延伸至印度洋、红海之滨。而东流的长江,则成为是巴蜀通往东南富庶之地的贸易通道。
尽管如此,这一切在古老的传统的时代里,商业依旧只能扮演着川商农耕文化从附者的角色。与近两百年来辉煌一时的徽商、晋商、潮商等等相比,四川的工商阶层缺乏自成体系的文化传承。而与当代勃然而起、生机勃勃的浙商、苏商、粤商相比,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所带来思想与观念的禁锢,在很多川商群体身上又是如此的明显。当中国再度扬起商业文明的风帆时,川商群落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狭小的内陆市场和传统的商业模式。
在中国渊源流长的商业文化中,川商很早就以开放的姿态,走出四川与外界进行了贸易、沟通交流。
A 川商千年
镌刻着文明符号
“千百年来,冲出盆地,冲出陆地,拥抱蓝色海洋,就一直是四川百姓的渴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谭继和说道。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也说道,“正是由于盆地的相对封闭性,才造就了川人想冲出平原,冲出盆地的渴望,越是封闭的地方越有扩张性。”
在中国渊源流长的商业文化中,川商很早就以开放的姿态,走出四川与外界进行了贸易、沟通交流。
早在先秦时代,川商就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与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惊异地发现了“蜀布”、“邛竹杖”等产自蜀地的商品。北宋时,成都月月召开“商交会”……不能不说,川商大胆外走内引,是内陆商贸发达的重要原因。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触摸到一两千年前,那些满载货物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夹杂着川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了沿途的山谷与村落,那些清脆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响彻在我们的“南方丝绸之路”上。这些披荆斩棘的川商先祖,以一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笔。正是在这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通商之路上,一个个家财万贯的川商先辈诞生了。
西汉时期,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即在大夏(今阿富汉北部)发现蜀布与邛杖。可见,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前,川商就已经与印度等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在此之前的秦汉时期,许许多多的川商就以开放的姿态,走出盆地,走出剑门、走出夔门,与四方进行了贸易交流。正如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可见,当时盆地出川的商道就已见雏形。
而在更早的三星堆文明中,同样可以看出川商冲出盆地、冲出夔门的商业勇气。对此,谭继和研究员介绍道,“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出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之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
南方丝绸之路是蜀地民间商人用前赴后继的汗水和脚印所凝成的。通过那些勇敢的蜀商,古蜀国的漆器、丝绸、邛杖等物品,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南亚各国甚至更远的欧洲国家,而印缅等地的毡、缯布、珍珠、海贝、琥珀等物品则通过这条路深入四周皆山的蜀地,古蜀国与异域文明的交流通过此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专家学者们经过考究一致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四川成都。时光倒退到恒古的时代,那些满载货物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往来蜀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了沿途的山谷与村落,那些清脆的马蹄声以及悦耳的铃铛声,已经成为他们枯燥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沿途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点缀。那些披荆斩棘的蜀商先祖,以一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笔。这是一条充满了艰辛的路,也是一条铺满了财富的路。一个个家财万贯的蜀商在这条路上诞生。
川商不排外,兼容并包,这种独特个性自有其历史渊源。在今天的盐都自贡“西秦会馆”,可以看到当年陕商留下的足迹;在宜宾,保存完好的滇南馆,述说着川滇商旅往来的悠悠往事……外来商人与四川本土商人一起,共同寻找商机和发展。虽然“盆地”在人们心中通常象征着“目光狭窄,安于现状”,但在历史中寻找川商精神的学者发现,“局促一方”,越是与外界阻隔,就越容易激发人的扩张欲望。古代川人善水,出川的四条黄金般的大江,疏通了四川商人对外贸易的经脉,蜀地绵延的栈道,也串连起川内外的贸易往来,货顺其道,物畅其流,蜀地商业内外皆通。
蜀锦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成都亦因此获得“锦官城”的美誉,但因为官府的垄断而无法产生流传千古的蜀锦商人。
B 川商发展 蜀锦名贯天下
翻开《汉书·地理志》,可以发现西汉后期的成都,总户数高达76256户,在全国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当时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三大都市。而茶、丝绸、盐、酒是四川内陆四大重要商品。但现在有史可查的茶商、绸商和盐商却寥寥无几。通过专家们的分析,这是因为在古代的这三大产业中,处处可见政府垄断的身影,私营业者很难做大。蜀锦名贯天下,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成都亦因此获得“锦官城”的美誉,但因为官府的垄断而无法产生流传千古的蜀锦商人。
历史回顾到1083年(宋神宗元丰六年),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立成都府锦院,专门管理和统一丝织品的生产,有军匠500余人。而在此之前,成都并无官办的丝织工坊,民间手工业者得以自由发展。随后,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又在成都创办了茶马司锦院。1168年(乾道四年),茶马司锦院和成都府锦院合并,官府还一并通令天下,禁止商贾收买绢帛,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和销售,基本上被官府所垄断控制。
同一时期,1074年(熙宁七年)北宋政府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增加政府收入,专门设置了管理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在成都设立了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了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四川茶叶和吐蕃马匹等事宜,为了提高效率,1081年(元丰四年)两司合并为茶马司。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设置了41处买茶场,严格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茶马司,同时还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与少数民族交易,而少数民族也只能购买官茶,若有违反者除了没收货物外,还要受到官办。四川茶叶的政府垄断一直持续到1490年(明弘治三年),明朝政府才允许茶商私人经营60%的自由贸易,民间茶马贸易才从非法的走私变为合法的民营贸易。官府除在茶马、丝绸等主要产业上大举垄断外,还垄断盐酒的产供销。除此之外,官府的赋税政策还“崇本抑末”,沉重的酒课、盐课、茶课都极大地制约了川商的发展。
近年,一部叫做《酒巷深深》的电视剧曾经在荧屏热映,故事中江阳老窖的原型就是泸州老窖。而泸州老窖也正是反映了古代四川酒文化和酒商业的繁荣。而今天位于泸州的1573国宝窖池,因其不可估量的文物价值、社会价值和独特的生产价值,被誉为“中国第一窖”,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蜀人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和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着文化交流,蜀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C 川商英豪 杰出人物历代辈出
川商聪明、勤劳,有很强的开创性、扩散性、参透性、自适性、再生性和兼容性,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川人被称为天下的“盐”。纵向看,川商进步很大。《史记》所记录的12位大富豪就有3人属于“川商”,即清、卓氏、程郑。古蜀商业很发达,北宋成都月月召开“商交会”,唐宋时成都(益州)是与扬州并称的最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说。有人甚至将成都称为“天下第一名镇”。《汉书、地理志》发现西汉后的成都商贾云集。
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蜀人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和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着文化交流,蜀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战国时期巴蜀就以繁荣和富庶名闻天下,到了西汉时期,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巴蜀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蜀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域之一,成都和临邛是两大重要的商业都会,蜀商表现活跃非凡。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被世人传为佳话,但是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却被人遗忘。卓王孙作为当时临邛一带的首富,他培养出了才华横溢的女儿卓文君,可以辅佐司马相如的事业。
有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认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商业家。同秦朝巨富卓王孙一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五月度泸,深入不毛”时,也曾在今天的四川邛崃一带炼铁。这名专家还列举了一首李白的诗,佐证历史上四川冶铁的发达程度:“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同时,他还认为诸葛亮在酒业方面也是一位开创家。据了解,在当时军队缺医少药,而酒却是疗伤的好材料,酒能驱寒,能止吐止泻,同时,还能鼓舞士气,庆功激励,因此,诸葛亮曾经在绵竹、邛崃和泸州等地大量酿酒。今天,这些地方成为我国最大的原酒和著名美酒生产基地,也许,这正是这名教授所提供的历史发展渊源。 到了近代,四川更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名的蜀商。回溯蜀商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星汉灿烂,代有传人”。
到了近代,四川还出现过卢作孚这样的大企业家。在交通闭塞的四川,卢作孚竟然把自己的民生公司办成了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人们赞誉为“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一位民族英雄”。
现代的商业社会,中国第一位有影响的首富刘永好,把新希望发展成全国民营企业典范;中国股市第一个上市的民营企业禾嘉集团董事长夏朝嘉出在四川;中国股市中小企业板第一个上市的民营企业海特集团董事长李再春出在四川;全球知名的鱼饲料大王刘汉元出在四川;全球最大的铝资源大王刘沧龙出在四川……他们都是现代蜀商的杰出代表,从人才学角度对他们以及不断涌现的新代表人物开展研究,有很现实的意义,对他们的积极方面,加以总结推广,加以引导帮助,将有助于提升蜀商群体的概念、素质和业绩,产生更多的优秀蜀商人才。
川商在一种健康的蜀商文化引领下,不断实现超越,就能产生大智慧,必然超越时代而影响未来。
D 川商嬗变
历史与文化并举
总结川商的发展史,是一部镌刻中华文明的历史。唐朝时期,“蜀版冠天下”。唐四川雕版印刷采用杂木,比起福建等地用榕树做出的雕版经久耐用,印刷质量更好。当时四川版书籍大量销往各地,印刷业在全国首屈一指。川人的创造力,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较这些传统产业,现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向生产力转化更加迅速。
从秦汉时期开始到唐宋时期,蜀商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四川的商业在当时来说,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有史书记载,有70%的唐朝宰相是在四川作了节度使后升做宰相的,在宋朝,有60%的宰相是在四川做了节度使后升职的。这与四川的物资丰富和商业繁盛有着很大的关系。宋朝,在成都最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该纸币被视为商人之间货款的支付凭证。按照今天的市场法则来说,有需求才有生产。
今日新川商,应该拥有这样的自信。成为“世界之最”,川商早就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世界石油钻井会议上,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在代表们之间展开:大家都说自己国家最早拥有了钻井技术。只有中国代表拿出了有力的证据: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发现了北宋时期的古盐井,它采用了小口径钻井技术采盐,深度可达3000米。这比西方的钻井技术早了700多年。这盐井就是今天大英县的卓筒井,而这一技术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但横向比,川商差距太大。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四川还没有涌现出像张瑞敏、王石、任正非、牛根生、柳传志、马云等这样的大企业家,更没有像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等这样的商业领袖。没有一家川企真正迈进了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也没有一位川商登上商业领袖所能及的世界顶峰,引领全球财富走向。原因何在?川商的软肋在于意识上、在知识上、在文化上。有知识才有见识,有见识才意识,有意识才有胆识。
川商在一种健康的蜀商文化引领下,不断实现超越,就能产生大智慧,必然超越时代而影响未来。在总结历史上的四川商人群体特征时,著名管理学者、四川省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几十年致力于企业文化研究的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黎永泰教授谈到了4个“并举”:第一,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并举;第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并举;第三,产业与商业并举;第四,吸收与开放并举。黎教授解释说,四川文化是极具个性的一种文化,它有别于中原文化。四川人在贸易的同时,也与中原及四方进行文化交流。四川人是开放的,他们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同时还对外输出文化。
(本报记者 喻永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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