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初，苏福钢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段有关山西烟草史的专题片。有位太原卷烟厂的老工友回忆起厂子的发展史时说，“我们厂解放后创立了胜利牌卷烟，是红胜利；后来又有了黄胜利……”苏福钢听了这段话，知道老人的记忆与事实发生了偏差。苏福钢差不多藏有解放前后山西各烟厂的全部烟标，对那段历史太了解了。太原卷烟厂的前身即太原烟草公司，1949年生产了一种名为“胜利”的卷烟，但那时候只有黄胜利一种，而老工友提到的红胜利则是1954年公私合营后成立的太原烟草厂生产的。苏福钢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他有自己收藏夹里的烟标为证。

  人的记忆常有失误，即使是亲历者的回忆也难免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出现差错。而烟标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和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一样，明白无误地呈现出一段客观历史。只有实物才是最可靠的，它的可靠性远远高于当事人的记忆和文字记录，苏福钢这样理解烟标的价值。

  烟标里的山西民族工业

  圈里的人都知道苏福钢爱烟标爱得痴迷，痴到不计成本，这样的收藏迷也是古董贩的最爱。一帧见证着山西烟草史的老照片就是古董商给他送上门的。

  照片摄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元旦，德记烟草公司100多名员工在新年第一天拍下了这张合影。

  1929年2月，山西银行经理徐一清筹资十万大洋，聘请著名晋商乔家的后代乔卜承担任总经理，德记烟草公司在太原水西门街正式创立。德记出品以手工烟为主，品牌有 “大子”、“正大”、“圆圆”等。1933年，由政府出资的晋记卷烟厂以15万大洋收并德记烟草公司，并重新定名为晋华烟草公司。山西烟草史翻过了德记这一页。

  从烟标看山西近代民族工业史

  视烟标为文物，这是苏福钢三十几年收藏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获。记得十几岁时，在美术教师的启发下，他开始随手把能捡到的烟标都夹在书本里。1993年转业回太原市后，他在府西艺苑见识了一个更大的烟标世界。他开始与藏友互通信息，星期日带着藏品到外地与藏友交流。从那时候起，他对烟票背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着从一枚简单的烟标中挖掘出丰富的史料。

  从1998年起，苏福钢的烟标收藏逐渐呈现出鲜明的主题：山西烟标（水旱烟标、斗烟标等烟丝标、卷烟标）、中烟标、老烟标，藏品总量达2万种。他据此初步理清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史，并开始大量撰写有关烟标的理论性文章。《山西烟标目录》、《山西卷烟烟标简明目录》、《山西烟丝标简明目录》、《山西烟标汇录》、《太原卷烟厂烟标》、《太原香烟画片》、《太原卷烟厂烟标目录手册》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解读烟标“密码”

  苏福钢的藏品还包括水烟和旱烟烟标。他拿出一枚民国时的“日生”烟标为我们逐一解读其中隐藏的“密码”——“这张纸上既有烟丝的产地，还有商家字号、品牌，边角上的七行字是当时流行的广告语和质量承诺，这个小马图案相当于现在的LOGO，复杂的印封是商家在包装上做的特殊记号，以免有人作伪。”除了这些和烟草有关的信息，他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当时的刻板印刷技术、造纸工艺。最早的包装纸是单层麻纸，到清末民初晋南出现了这种双层麻纸，夹层里有这一地区特有的土和面粉的混合物，既能防潮，又能防止烟丝的油分渗出。苏福钢小心翼翼摆弄着这张颇有历史感的包装纸，“要是能得到一份包着烟丝的实物就好了，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包装纸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现在看到的都是已经展开的烟标，不是原貌了。”

  藏得越多，爱得越深

  苏福钢反复强调，面对一件藏品，尤其是可能有特殊价值的藏品，一定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他的藏品中有两枚代表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烟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大“福”“禄”烟标，但这两枚烟标并不在收藏夹里，而是糊在一个破旧的花花绿绿的纸笸箩上，其中一部分还被其他普通烟标覆盖着。

  以前人们用报纸糊好笸箩后，为了美观，就把烟标贴在外面作装饰，古玩市场上偶尔能见到这种纸笸箩。以前苏福钢的处理方法是把笸箩以3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小时后，用小刀将烟标一层层揭下来，洗掉背面的浆糊，再用报纸一遍遍将水分吸干，最后用白纸包裹，压上重物使之平展。这样处理过的烟标便于保存和交易。但他现在不会轻易这么做，而是让实物尽量保持原始状态。

  “就像对待考古现场，如果没有把握，不如现在不动，留待以后技术、认识水平都提高的时候，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再动不迟。一件完整的实物就尽量让它保持原始的状态，比如一个烟盒，拆开了就不可能再知道它当年是用什么粘的，税票的准确位置也难以复原。这种情况下就不如不动。”像这两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福”、“禄”，虽然品相不好，但好歹是实物，是可靠的历史见证，苏福钢宁愿让它们暂时屈居在笸箩上。

  这是一种深刻了解之后的珍惜，建立在苏福钢和烟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