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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员工连续“坠楼”等事件,郭台铭在富士康内部“独裁为公”的风格未有改换,其所期望的渠道谋局频频遇阻,职业经理人“改造”富士康的进程亦收效甚微。62岁的郭台铭举目四顾,究竟谁堪接其衣钵?
□ 王永强
离职前,程天纵是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这也意味着,尽管旗下员工逾120万人,但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两位被其寄予厚望的职业经理人——先是飞虎乐购董事长杜家滨离职,然后是程天纵。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甚至称,富士康一位主掌更核心业务的职业经理人高管近日亦爆出离职传言。
A.职业经理人败走
作为代工领域的“巨无霸”,富士康旗下包含CMMSG、PCEBG等10多个年营收额数百亿元的子事业群。要在这样的企业接班,不仅要有极强的处理业务的能力,更要有管理各事业群“诸侯”的协调能力。
也正是意识到这些,在二弟郭台强自立门户后,郭台铭早早就开始培养三弟郭台成接班。但天不遂人意,2007年7月,46岁的郭台成因罹患血癌去世。恰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郭台铭唯有推迟退休,继续带领鸿海大船前行。
彼时,郭台铭已意识到选择接班人的艰难:长子郭守正无意于代工业务,长女郭晓玲资历尚浅。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富士康进行规范管理,在富士康的创业元老们尚未退隐之前,由自己掌舵,实现公司2000年以来爆发式增长的平稳过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德州仪器亚洲区总裁退任的原惠普中国区总裁程天纵加入富士康。
但直到2010年6月,由于产线员工连续发生“坠楼”事件,程天纵以协助郭台铭处理重大危机事件,他在富士康的作用才得以引起外界广泛注意。
此后的2011年11月30日,由于FIH多年持续亏损,FIH董事长陈伟良退任FIH行政总裁,程天纵真正得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平台”。2012年3月,FIH财报显示,公司2011年实现净利润7300万美元,相较于2010年亏损2.18亿美元,程天纵看起来功不可没。
“程天纵具备超强能力,但问题在于,FIH的亏损有其制度性软肋——在全球智能手机业务崛起的情势之下,FIH仍然主要代工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业务,最赚钱的苹果手机代工则归属富士康另一子事业群,FIH无法置喙。所以,严格来说,程天纵希望带给FIH的管理变革,在上述掣肘之下打了折扣。这也正是让程感到无力、无奈的地方。”不愿表露姓名、接近程天纵的知情人士表示,程最终自富士康离职,还表明,郭台铭希望通过引入程天纵等职业经理人规范富士康内部管理、为后来者接班铺平道路的努力接近失败。
B.威权or规范
熟悉富士康的都清楚,郭台铭有一句名言——“独裁为公”,就是说,郭台铭宁可相信自己的战略眼光,以个人决策为公司最终执行导向,减少议而不决的现象,达到提升企业执行力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富士康以其2000年后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证明了郭台铭奉行这一信条的成功。但问题在于,一家年营业额超千亿美元的巨型企业,即便强大如郭台铭,也不可能完全把公司扛在自己一个人肩上。
举例说,2000年年初,郭台铭即做出了富士康要进军渠道的决策,更一度通过万得城、敢创数码店、赛博数码、飞虎乐购、万马奔腾等项目“五路并进”,希望在国内的3C流通领域占得一席之地,提高代工业薄如刀刃的利润率。
但不幸的是,历任微软中国首任总裁、思科中国总裁的杜家滨,2010年年中加盟富士康,2011年年底即离职而去。其离职原因即被认为是无法获得独立施展才华的空间——“飞虎乐购用的是富士康内部网,杜家滨希望将公司搬离深圳富士康基地,延揽电商人才,启动外部扩张,但最终郭台铭没有同意。”
换句话说,仍然主要依靠旧将打天下、依靠海量代工赚取微薄利润的富士康,子事业群的战略决策模式并未因为程天纵、杜家滨等精英职业经理人的加盟而有所改变,重大决策仍然是郭台铭一人拍板。
C.接班隐忧
双方“友好分手”的后果就是,富士康依然故我,沿着其旧有的发展方式继续前行,而郭台铭本来寄望的规范管理再次落空,同时,富士康的未来谁能接盘,更成为迷雾。
熟悉富士康的业内人士,曾将郭台铭旗下高管分为四类:戴正吴、徐牧基、卢松青、游象富等创业老臣,戴丰树、程天纵、蒋浩良、吕芳铭等前外企加盟高管,简宜彬、钟依文等内部培养的新秀,以及李光陆、黄震智、刘灯桂等因并购等吸收的“空降兵”。
郭台铭的用人术也颇具“威权”特征。由于各子事业群内部业务界限不清,相互杀价的现象经常出现,且每隔几年,郭台铭就会进行一次内部组织的架构调整,以保持富士康的竞争力,各事业群高管的轮调也不时发生,因此,大权在握的郭台铭无须担心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影响力,其在公司内部“一言堂”、外部“放大炮”的场面成为常态。
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在程天纵离职后,公司内部一负责苹果业务的事业群老总亦有离职流言传出。
不难发现,老臣子即将同郭台铭一样,站岗到班;外企加盟高管难于适应,离职率高;内部新秀、被并购吸收的“空降兵”资历尚浅,富士康的接班难题实在不易破解。
郭台铭不得不面对的是,与富士康迁往四川,当地政府减免税收、帮助招工等完全不同,2011年9月底,路透社曾援引巴西政府消息报道称,富士康原计划120亿美元在巴西设厂生产iPad,但由于与巴西政府的赋税优惠谈判陷入胶着,又面临缺乏劳工与技术等难题,计划搁浅后前景未明。
保持原有,还是继续向前,郭台铭确实走到了不得不需要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
对此,截至发稿,富士康未给出官方回应。
【声音】
有知情人士表示,郭台铭和职业经理人双方理念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郭台铭更多还是在打‘中国牌’,熟谙中国地方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出口等政绩指标,可以给富士康提供很多优惠政策,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女儿,谁给的嫁妆多就把闺女嫁给谁,为了发展难免有诸多不规范的操作。但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保持员工团队的较高稳定性,提升其熟练技能,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合理、科学的激励和考核等,规避政策风险,往往是最为看重的管理经验。”
“基于此,为了企业发展,很难说郭台铭对还是职业经理人对,但富士康老臣们更像野蛮人,而程天纵们来到富士康之前理念早已形成,很难彻底把自己从一个‘规范人’转换到富士康需要的模式下,最终友好分手似乎不可避免。”该知情人士进一步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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