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并不满足于对事实本身的调查，他更善于运用其扎实的经济学知识，对真实发生的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和解释，让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并从中得出更加一般化的规律。这样既加深了人们对世事的理解，也对经济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周其仁教授对许多经济问题都有过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土地问题可能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就在杜润生先生的带领下，一起观察当时正在兴起的“包产到户”。2001年，周其仁教授发表了在业内广受赞誉的《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2008年，当成都开始“城乡统筹”实验时，他对这场最近几年中国最重要的土地产权改革实验进行了跟踪调查。近来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争论不断，本文编选了周其仁教授对成都土地产权改革的经验成果介绍。

提供确权是政府的职责

要让老百姓用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和交易，那就得先帮助农民完成确权，否则老在那里有没完没了的纠纷，这也说不清、那也说不清的。界定产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止纷定争，减少人们之间无谓的纠纷和争斗。今天说这块地是你的，明天又说是我的，谁也无法还集中精力去好好利用资源，搞生产、搞交易。就是休闲也好啊。所以确权有意义。但是要投一笔资，把产权边界划清楚。这块地到底是谁的，怎么量啊，四至嘛，东西南北都到哪，与谁为邻。得有一套规则来确认，最后还要用政府的权威来颁证。村子里的事外人谁讲得清楚？所以成都在确权中发明了村庄的议事会，把历届当过支书队长的、大家还觉得公道的人，推选出来组成一个议事会。然后先让各户自报，说这房是你的，那块地是我承包的，先自报。报出大家没意见就行了，但如果有不同意见，边界不清，那就由村议事会来讨论，土改是什么情况，1958年什么情况，后来又是什么情况，把界限划出来，然后在村里公示，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报给县政府的主管部门。政府再进行法定公示，问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意见就颁证，由县以上人民政府颁证，颁一个城里居民都有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

拿了证，产权主体就可以讲价钱，也有权讲价钱了。譬如有一个位移方案来了，他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如果觉得这个账不合算，可以不参加，在一边看，看明白再要求参加。看明白的，算得过账来的，城市化当中很多土地资源就被激活了。这是成都改革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国土部

已经要求全国推进农村确权

工作有难度，思想有障碍，只有先实践起来再说。而且是否确权到农民，是否“确实权、颁铁证”。因为多年搞征地制度，很多官员认为，给农民确了权还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再去拿地，农民拿一个你刚给他发的房产证、土地证，不是更麻烦吗？在成都确权过程中，开始包括不少县委书记都不赞成，以为是自乱阵脚。不过好在市里有领导明白，说服县委书记们为农民提供确权服务。

从经济逻辑来看，确权越普遍，愿意供应土地的力量就越多。因为供地也是竞争的。一看你转让出来得个好价钱，我也要转让，他也要转让，最后这个价格一定就下去了。就像我们今天老发愁，农产品为什么价格上不来，还要政府补贴，什么道理？就是每个农民都有出售农产品的权利。政府征地，看上哪块非要拿哪块，等于制造“垄断”。你越是志在必得要拿地，人家就往地上一躺，逼出一个垄断。反过来，你要一块地，问天下谁来愿意供这块地，让供地各方互相竞争，价格就一定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

说到底，就是要有一套清楚确定的权利，有一个由稀缺性来驱动的价格机制，有一个配套的市场。再加上最必要的管理。所谓“最必要的管理”，目标是任何人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不能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 成都经验能全国推广吗？

全国范围不好说，因为成都是一个中心城市，它搞这个事儿，首先要土地的价格差异，否则是搞不成的。两个村庄换来换去，卖给你5万，移出去100公里还是5万，那就瞎折腾。位置移动一定要有足够的差价才行得通，所以城乡统筹要以城市经济为核，否则没有经济基础。

很多人也许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啊？那是因为他没看懂这个办法。一块地离大城市越远，整理这块地的成本就越低；移到的城市越大，一般地价越高。如果允许甘肃把一块地“位移”到上海，那是什么概念？所以政策应当鼓励尽量拉长土地位移的半径。只是从管理上看，半径越大，执行的难度越大。因为一跨省、一跨县，究竟谁负责任？你说复垦了，怎么知道真的复垦了？或者今天去看复垦，明天他又盖上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成都的范围是20个区县，重庆它获得的实验权，半径更大，可以在30个区县范围内位移。

应该说主张放松土地管制的人还挺多的，但在法律层面上，还很难实现。

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实行土地管制。你到德国去，动用农地搞建设不行，到日本去也不行，就算去美国，不经过一定的法律手续，谁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庄稼地的用途废了。问题是人家完成了高度的城市化，看他们的历史，城市化率比较低的时候，如果土地也像今天一样“非礼莫视、动则得咎”，恐怕永远没有高度的城市化。

反对农民转让土地

是一种离谱的想法

很多人反对农民出让土地，认为这样会让农民失去最后保障。

那城里人为什么可以买卖房子呢？如果把房子都卖了不也住到街上去、流离失所了吗？要搞清楚行为主体是不是有这个倾向。农民全部让出了地和房，当然会流离失所，难道农民不懂？懂了还要做的，究竟有多少？如果万分之一的农民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宣布所有的其他农民都不准有这个权利，这里面也有个权衡的问题，总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确实有人会出情况，如有人急用钱也可能真把土地房子卖了。所以成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要在城乡有比较接近的低保、社保、房保，他们建立这个底线。

不要总是自作聪明地当家长，以为农民就是没有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我老问为什么给城里人发工资？他可能乱花钱喔，花光了怎么办？那就应该给他发实物啊，发肥皂、毛巾、草纸，而且一个礼拜就要发一次，发多了又用完了。这简直是很离谱的一种想法，“父爱主义”，等于说农民没有决策能力，非由政府和专家替人家把一切都想到。既然一切都照顾到了，给他们权利还不是多余的？

唯有当行为主体行使各自权利的时候，给他方造成了损害，政府才有必要启动强制力。但我们不能预先假设别人不能行动。开汽车多危险啊，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就足以把人撞得个性命交关的。那为什么还要允许卖汽车啊？无非对车要有一个安全标准，司机要有一个驾驶执照，要有年检，然后加一个预防措施，比如喝了酒，酒精浓度达到多少，就停止驾驶权，给予惩罚。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我买一个车要给政府报告，上路要报告，踩刹车要报告，踩油门还要报告。管得着吗？我又没损害他人。

现在很多管头管脚的根据，是说“你没损害他人，但你损害了自己”——这也不行。为了防止损害你自己，干脆取消你的权利。这属于什么逻辑啊，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