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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基本观点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根据此观点可以剖析当前社会存在的“四大认识误区”,破解“塔西佗怪圈”,并回答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批评,如“说假话”、“不务实”、“搞腐败”、“不民主”等问题,进而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强化“五个意识”、推进“五化”建设。
从系统论看政党组织
系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作为一门科学,贝塔朗菲在1955年出版《一般系统论》是标志。系统论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包括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等基本特征。系统论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任何系统都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1+1=2+△X,这△X是新质,不等于零。系统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各种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或改造一个系统,调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优化。
从系统论来看,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有机的严密的系统,它有党员个体、支部、基层组织、党委、党组、省委、党中央等,具有要素(党员)、结构(组织)、功能(作用)等特点,具有系统的基本性质。同样,国家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要素、结构、功能等特点。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运用系统方法和整体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要素、结构、功能进行剖析,更多关注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等性质,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
用系统论分析当前质疑
目前,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说假话”、“不务实”、“搞腐败”和“不民主”等问题上。应该说,这些问题在个别地方、有的时候、个别党员身上客观存在,又由于“晕轮效应”、“从众效应”等影响,社会公众形成了负面事件的“放大效应”,甚至形成了“塔西佗怪圈”。 “塔西佗怪圈”(也称效应、陷阱)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通俗说,就是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公众总是相信假的、坏的。在当今网络时代,这个“怪圈”对政党的挑战更大。从系统论看,由于公众的认识上存在“四大误区”,即把党员个人的问题当成党组织的问题,把执行层面的错误当成决策层面的错误,把个别问题当成全部工作问题,把一个时段的错误当成全过程的错误,因此,没有能够客观认识“说假话”、“不务实”、“搞腐败”和“不民主”的问题。
1、“说假话”问题:把党员个人的问题当成党组织的问题
说真话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然而,当前在一些地方、个人和单位,树“假典型”、搞假政绩、造假数字的现象不少。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从系统论来看,整体具有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我们由此不难发现: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她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没有说假话,说假话的是个别党员。个别党员说假话,并不能说党组织整体说假话。而“说假话”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演化为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体制顽疾下的“趋利选择”和民主建设的滞后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2、“不务实”问题:把职能错位问题当成工作作风问题
务实的态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然而不务实也成为部分官员最大的病灶所在。他们的不务实,主要表现在只说不干上,扎扎实实走过场,不少文件发下去无人看,实际效果很差。不务实的工作作风无法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群众也会失去对干部的信任。从系统论来看,不同层次的要素,其属性、结构、功能不同。“不务实”问题,其原因就是在国家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即各级政府的责权不清,职能错位,导致各级政府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当前在我国,从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各级政府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层层政府都在讲宏观不抓落实,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中央政府重大决策的“衰减效应”,导致普通公众把政府职能未理顺的问题当成作风不实、执行不力的问题,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降低。
3、“搞腐败”问题:把个别局部问题当成全局整体问题
近年来,腐败现象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从系统论来看,每个系统从产生、发展、成熟,都会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环顾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受到腐败“病毒”的侵蚀,而且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往往都是腐败现象的高发多发阶段。腐败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特点。19世纪末期的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变、核心价值观破碎残缺,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当时,腐败深度侵蚀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权力系统。从深层原因来看,腐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的“经济人”本性,因此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近年来,中央治理腐败问题的思路就是:预防与惩罚并重,挤压腐败空间,约束人性的弱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4、“不民主”问题:把一个时段的错误当成全过程的错误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强调的是民主。然而,当前少数领导干部往往违背民主原则,集体重大事项一个人或个别人说了算,使群众对党员干部产生了抵触心态、反感心理。从系统论来看,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系统必须不断地同周围环境间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增加和维持系统的有序反馈。党组织是个有序的系统,而党组织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是决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根据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说法,在二战前,民主转变带的中心是一个国家的GNP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按照此推算,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国家的GNP在人均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底线,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底线。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亨廷顿所观察的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阶段。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文化也正处在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现代公民社会也正处在培育的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民主进程要一蹴而就,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不民主不行,民主进程太快了也不行,需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进程相协调。我国历史上的多党制政治实践和亚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教训。民国时期的多党制实践因为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以失败告终。从一些亚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来看,不管是传统的英属殖民地南亚,还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还是受美国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几乎都是共和国外衣下的家族政治。因此,我国的民主进程需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进程相协调,形成良性互动。
加强党建的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全党,要经受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时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考验、四个危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也是系统论的思考结果。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强化规范意识,推进制度化建设
按照系统论稳定性要求,必须突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科学化水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营造求真务实良好氛围,加大治懒、治庸、治散的力度。深入推进“走转改”活动,倡导务实作风。
2、强化改革意识,推进法治化建设
按照系统论自组织性要求,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党在法律之下,公民也在法律之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让人民群众有尊严、有人格、有安全感。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反对封建化、官僚化。
3、强化公仆意识,推进人本化建设
按照系统论目的性要求,必须突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反对“父母官”说法。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权益。
4、强化监督意识,推进公开化建设
按照系统论开放性要求,必须促进阳光作业。实现全过程监督和透明,反对暗箱操作。扩大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坚持以抓基层打基础为重点筑牢为民执政的基石,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5、强化国际意识,推进现代化建设
按照系统论整体性要求,必须放眼全世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党建要有世界眼光,学习世界上政党建设的一切先进经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基本国情,深入研究党建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概括和新解答,使党的理论永葆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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