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九九二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

  如果把中国企业家群体比做昆仑山，改革开放之后公认的三代企业家阶层就是构成山体的基石。

  中国企业家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王选，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

  第一代企业家阶层

  王石2009年写了一篇博客《商业文明和教堂》，他分析西方企业家是靠新教伦理主义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他也有他的困惑，他不知道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源泉支撑力来自哪里。

  对此，搜狐张朝阳认为：“首先我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而美国是一个两百年的政体，企业已经是好多代的传承。”

  美国的企业家在小学和教堂里面接受的教育和后来走向社会所看到的事情是比较一致的，整个社会变化也没有那么快。硅谷创新很快，但是整个社会的伦理形态是比较稳定持久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企业家非常有理想主义，有精神家园。

  而中国企业家不是这样的，第一是因为是第一代，第一代企业家成长非常复杂和曲折。“我们从小还是在‘文革’的阴影下，后来各显神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寻找自己的机会。每个人靠理想主义和正直的精神不一定能做成什么事。就像我们走正版道路碰到那么多阻力。”张朝阳说。

  “联想”柳传志

  柳传志可说是知识型创业者的典范， 20多年中关村商海沉浮，长途跋涉之后，领跑者依旧是他。在喧哗渐起的中关村，他平淡的起点引发不了人们任何联想，但此后他显现出的组织能力预示了今后绝不平庸的人生。上任前他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从给500台IBM计算机做维修和培训的小业务起家，20年后的他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全球个人电脑；当奥运圣火燃遍全球的时刻，又敏锐地引领世界与他一同“联想”。

  审时度势使他处处先知先觉，拒绝诱惑让其得以长远发展。年逾花甲，他由“一线”退下，但无论谁在前台表演，稳居幕后的始终是他。同时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纷纷倒在路上，而他始终坚持“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不愠不火地见证着中关村的历史。

  柳传志开始的时候已经40岁了。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柳传志说：“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领头办公司的背景是，当时，中关村街上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面对于此，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急需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 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

  “而我们不想这样做。1987、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我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我原本并没有强调‘大船结构’，当时提出‘大船结构’是为了反对‘小船大家漂’。”

  柳传志的最新立意──“2000年做到30亿美元，我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像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100亿美元的目标，我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到今天我也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槛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我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我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在R＆D方面，我们要向核心技术挺进，我的做法是把面拓宽，技术砸实，一层一层往上去垒，而不是立一个杆子，立得挺高，风一晃，杆子就倒了。我们已经吃过这个亏，我们做激光打印机的时候，是针对着HP某个型号做的，做完了以后，HP新型号又推出来了，立刻把你砸在这儿了。但是，如果你有很强的R＆D前瞻能力，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销售基础，情况就会好得多。”

  如果把被投资企业比作老虎的话，民营企业弘毅要做的事情就是“如虎添翼”；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却是“放虎归山”。“很多国有企业不缺好的管理者，只是僵化的体制制约了他们的手脚。”

  柳传志甚至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国资委直属的中央国企。今年年初，弘毅宣布投资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亚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巨石集团。同时，弘毅也与中国建材集团签订了框架性协议，以后计划开展更多方面的合作。“只要国家同意，只要有机会，我们愿意参与央企的改制和重组。”柳传志表示。

  年广久：谁也无法替代的个私经济标本人物

  1979年，42岁的年广久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傻子瓜子”。

  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此时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成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二次提及年广久，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年广久又重操旧业，不过“傻子瓜子”已然三分天下：他、长子、次子三方共享同一品牌。2000年8月，年广久突然做出决定：将“傻子瓜子”商标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年广久一生被邓小平3次点名，他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大字不识、“敢”字当先的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他的身上，烙下了明显的草根小生产者的印记：他出身寒微，最不缺乏的是吃苦精神；他不懂什么叫政治，他的人生信条中，只写着4个字——拼命赚钱；在全面封杀私营经济的年代，他不畏打压，坚持兜售用独特配方炒制的瓜子，早早攒下了百万家产；天命之年，他仍赤膊上阵，炒锅通红，炒铲翻飞……

  他目不识丁，最缺乏的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忧患意识。他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

  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10多年里，作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他的命运在风口浪尖处数次化险为夷：1982年底及1984年，他被邓小平两度点名，随后的10多年间，每逢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摇摆；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国内率先搞起有奖销售，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成灰色名词，年广久因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而被立案侦查，案子拖了两年，最后定的却是流氓罪；1992年，又是邓小平南巡时的第三次点名，挽救了年广久，让他得以无罪释放。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渊源，让他名贯全国，成为“中国第一商贩”。“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现在，年广久的名片背面依然清晰地印着邓小平的这段著名讲话。但几起几落，他和他的傻子瓜子，终无法超越当年被邓小平点名时的风光，傻子瓜子，也在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渐行渐远。年广久，演出了农耕经济宿命的一幕，他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

  鲁冠球：农民企业家代表

  鲁冠球作为中国最受尊敬的第一代企业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常青树”。

  能被誉为“企业常青树”，鲁冠球自然有许多过人之处——他性格果敢、敢为天下先，在禁止私人经营的年代，办起了没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在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时，他变卖全部家当，将命运押在了盘下的工厂烂摊子上。

  他智慧过人、商业灵感迭出，在只有国营企业才有资格参加的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场外摆下地摊，以低价一炮打响。他四处运作，撕开了“计划”的口子，跻身于全国万向节生产“三家定点厂”。改革开放初期，他率先试行股份合作制，吸收社会法人入股，使万向迅速成长为企业典型，而由他开始的“农民企业家”这个名词，也在企业史上变得举足轻重。

  他重视信誉、目光长远，上个世纪80年代遭遇退货后，把3万多套次品统统当废铁卖掉，不惜损失43万元。为不让工人丧失对工厂的主人翁感情，他捐出自己应得收入，埋下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为企业的增速发展扫清路障。他眼界开阔、思维开放，在没人弄清楚“万向节是什么”的年代，已开始搭建自己的企业平台；在许多企业“大锅饭”时，探索出“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两个概念，将利益和效益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起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成为国内巨头后，又把步子迈向了海外，他把一个小作坊发展成通用、福特汽车的合作伙伴，一举开创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鲁冠球近30年的创业经历，就是中国个私经济30年萌芽到辉煌的历史。大浪淘沙，和他一起出道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鲁冠球把故事续写了30多年。

  据中国经济网文章近日报道，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谈及企业发展以及对管理者的一些要求时表示，企业一定要适应市场，而企业家的事业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与未来，因为要尽量做好自我管理，无为而治。

  鲁冠球指出，企业转型升级不是简单事情，一定要遵循规律，逐步提高，按照市场需求去做，并主动去适应它。同时，一个企业的发展是由企业家的视野决定的，你能够看的多远，就表示企业的发展能走多远。

  在企业管理方面，自己的最大秘诀就是从来不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他提到，现在很多企业家一旦占据高位就很容易膨胀，做出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因为，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做好自我管理，推崇无为的管理方式。

  王选:

  发明家和企业家间的孤独者

  鸦片战争以来，有一种产业格局一直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中国技术与国外同类技术放在一起比较时，前者落后得仿佛大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改变了这样的格局——他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直接超越。最终，国外的排版系统全部被赶出中国市场，中国的铅字排版在几年内也一阵风似地都换掉了。

  很多人将王选最大的贡献归为激光照排系统，但确切地说，是他改变了一个行业！对市场的敏锐成就了王选，但也让他从一开始在北大就不被传统的眼光认可，直至今日。

  1975年，王选的妻子陈堃銶听说了“748工程”。这是为了解决汉字的计算机输入/输出问题，国家于1974年8月设立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包括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信息检索、汉字照排系统。其中汉字照排是利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进行汉字的输入、编辑、输出、印刷等操作。

  美国报界在1970年前后已全部采用电子排版，但中国仍然在拣铅字：拣字员端着拣字盘，在几平方米的拣字房里一天要走几十里；拼完版后还要把这些版捆在一起打样张，有好几十斤重。铅对人的神经系统伤害极大，刷子和去污粉怎么也刷不干净钻进指甲缝里的油墨。

  铅字印刷的痛苦深深地印在每个排版工人的心中！他们迫切希望，有一种技术能替代这种原始的劳作。

  据了解，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电子排版系统属于第3代，第4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正在研制中。在信息存储方面，已普遍淘汰模拟式而采用了数字式，用点阵的方式，即用无数的小点来描述字符。这对只有26个字母的英文来说当然没问题，但中文却有上万个字！如果每个字都用点阵来表示，字库会相当巨大，庞大的信息量对当时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和存储能力而言，实在难以承受。

  良好的数学背景让王选很自然地想起信息压缩的办法，即以一种特征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具体办法是用线段（笔画）来描述字形。这种矢量算法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不仅解决了信息量的问题，而且在字形放大时不会出现毛边。10年之后，当西方遇到激光打印机的文字保真问题，才想起了矢量算法。

  然而，1975年11月初“748工程”报告论证会上，王选在满怀希望呈报自己的方案时，却被大多数人斥为“玩数学游戏”。会议最终选择了一个二代机（光学机械式）方案作为“748项目”。王选遭受沉重打击，但他执拗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四机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非常欣赏王选的数字式存储思路，并在10个月后越过重重阻挠为王争取到了机会，这样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两个“748工程”并行的局面。

  在考虑汉字信息的高速还原和输出问题时，王选再次有了“跨越式思维”：搞应用必须着眼于系统成熟时的国际技术情况；否则等产品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于是，他毅然跳过第二代、第三代（阴极射线管）排版系统，直接跨入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激光照排”。

  柳传志认为，第一代与第二代在创业氛围上重大的不同是，对中国政治经济走向都相当不清晰，当时中国只是明确了不搞阶级斗争，而第二代创业时中国已明确了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也承认了所谓“民营经济”。

  “92派”

  ——第二代企业家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但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

  根据学者仲大军的研究，那次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房地产业是一个对权力依附更严重的产业，也就是说，那次“下海”的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转换更为明显。 

  但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春天，从更大的意义上真正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并终于将中国带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通道，并从社会各方面，重塑了中国的面貌。

  “92派”企业家的历史定位

  2012年，中国市场经济20周年。20年间，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既得益于中国领导阶层的伟大决策，亦助力于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他们的作用不容小觑，也理应得到尊重——响应政府号召，毅然投身于经济发展浪潮，为中国经济发展充当先锋的“92派”们更应被时代铭记。

  陈东升认为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第一批试水者。“主要想说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由于这两个文件，使我们这些人想创建公司有了可能，过去想创建公司是不可能的。1992年开始有了真正的现代企业，1992年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家，1992年以后有真正的企业家，海归派带回了企业家的制度。而我们是中国真正现代企业的第一批试水者，所以，我一直是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破这个局。1992年是现代公司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元年，我们只不过是比较理性地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这个企业。”

  “92派”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

  1992年，之所以值得精心典藏，不仅仅是由于资本开始在中国起舞，更因为像冯仑、潘石屹、陈志列、俞敏洪、刘晓光、傅军等为代表的“60后”企业家群落集体下海，创办实业，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谓“92派”。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财经观察家牛文文这样评价“92派”。

  1992年，当时已是处级干部的冯仑，选择了弃官下海。一晃20年过去了，从一片荒蛮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地走来，他问自己：“20年以来我们凭什么还活着，我们得找到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这样的思考，不单单属于他，更属于他们那一代人“92派”。

  陈东升：

  92派企业家有“价值观”

  他，是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的50人之一。他，被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之一。他就是“92派”一词的率先发明者、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

  身为商界的风云人物，陈东升依然保持着学者的风度儒雅、稳健、从容。

  1993年，陈东升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6年，创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而今，泰康被评为最佳中资人寿保险公司，名列内地寿险市场第四位。

  “没有一定数量在国际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国家的强盛无从谈起。创办嘉德、创办泰康，根本上是缘于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陈东升的创业构想，为他日后的发展涂抹上了最浓重的“底色”。

  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陈东升总是比别人“先行一步”，他相信“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他最初创办艺术品拍卖公司是基于这样的朴素概念“美国今天火的，中国明天一定会火”，他建立了“中国的索斯比”。1992年，他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直到1995年国务院将要批准成立保险公司时，大家才蜂拥而至，他很自得地说，“之前，大概只有我一家在申请。”

  “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除了受启发于世界500强研究外，还得益于一次日本之旅。”

  那一次，陈东升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他在东京看到最高的摩天大楼都是保险公司的大楼。当时他想，保险公司原来可以做成一个企业巨擘。

  回到北京，陈东升开始潜心研究保险行业。他去王府井书店，把跟保险有关的书都买了回去，“和朋友聊天时，三句话不离保险，大家惊呼我成了‘保险专家’”。

  对泰康的成长轨迹，业界这样形容：在国内寿险公司中，作为五大寿险公司之一的泰康人寿，其形象一直是“稳健不失创新，时尚不乏精致”，而且善于抓住擦身而过的发展机遇。到2008年底，泰康人寿实现全年保费收入577亿元，资产总额为1959亿元。13年来，泰康在全国设立了北京、上海、山东、广东等32家分公司，259家中心支公司，为35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累计上缴国家税收35亿元。

  陈东升常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做学者、当英雄，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小时候，他从没想过经商，可一旦成为企业家，他不但想做财富的拥有者，更想做一个财富的传播者。

  冯仑与那一代企业家

  在位于万通集团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冯仑轻描淡写地谈着当年的传奇经历，没有太多的遮遮掩掩。

  当然，在交谈的过程中，你也会偶尔感觉他性格中的复杂：温厚中夹杂了尖刻，睿智中透露出诚实，风趣中略带着狡猾，成熟里显现了天真……在时代与岁月的激荡与冲刺中，每个人都是矛盾与复杂的。冯仑身上凸显着他那个时代创业者们的特点与共性。

  他曾经是一位在国家机关搞研究，写文章的“体制文人”，而后成为下海商人，经历了饥饿、流浪、折腾、成功……他所创办的万通集团走到今天已经16年，冯仑把自己16年的创业史，写成了一本名叫《野蛮生长》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反映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的作品。”

  冯仑下海的16年，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迅速更替与分化的年代。10多年间，群雄并起，聚散离合。王石、牛根生、黄宏生、李东生、顾雏军等人分别代表了那一代企业家不同的脸谱与命运。

  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几位号称“万通六君子”的人生际遇与命运，也在这十几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呼啸聚义，到各为诸侯，最终都成为了商业江湖中的风云人物。

  个人命运，不过是大时代的微小缩影。

  冯大哥、京城大侠、地产大亨、枭雄、小诸葛、地产理论家、学者、博士……叠加在冯仑身上的这些雅号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他属于五十年代人，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干爹成了冯仑的精神教父，在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马老爷子的影子——一种既有知识分子的逻辑与理性，又混杂着土匪气质的复杂人格。“我老了会很像他（干爹），我根本不会退休，就是要折腾。”冯仑说。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两个故去男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干爹。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征战。

  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给予了海南这个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给海南带去了机遇和疯狂，大量资金涌进这里，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盛况。

  但当时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冯仑他们去跟人谈生意、谈合作，很多时候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还经历过在夜总会里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遵循的是一种江湖规则。

  也许，正因为从传统中吸纳的知识，可以让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柔弱的读书人，变得豁达、坚硬。而他在体制内工作所积累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更成为他的企业长期发展的养分。而这些，其实也都是转型期民营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力量。

  “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使得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92派”的核心，一个是现代企业形态的引进，二是把西方先进行业在中国的空白填补上，通过模仿、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企业，形成这些标杆性企业带动行业的发展。

  “92派”还有一个核心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开始在价值观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这意味着社会的主流精英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研究机构。

  而像王石、张瑞敏、柳传志还有鲁冠球等企业家是先驱者中硕果仅存的几个，先驱者的价值在于他们在茫茫的黑暗中的摸索，更具有不确定性和先知的作用。

  中国第三代企业家：

  与“资本狼”共舞

  三代企业家依次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登场亮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特质，无论是第一代人的长袖善舞、闪转腾挪，还是第二代企业家的发愤图强、精于算计，抑或是第三代企业家的与“资本狼”共舞、放眼世界，他们都显示出了创业型企业家的风采。

  马云之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学者们没少说，可是真正的企业家，却没有几个愿意说，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马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所有做企业的人在这个寒冬里都需要仔细思考：到底为了什么做企业？

  这个问题在“经济春天”里是没时间思考的。那个时候，赚钱来得实在太容易，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思考的那一瞬间，大把的钞票就被别人抢走。

  于是，马云看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前几年最多在演讲台上出现的都是银行家，都在讲PE、IPO，谈的最多的都是市盈率多少倍，可却少有人关心客户价值，关心社会价值。“很少人讲理想、梦想、关心自己的员工，灾难一定到来。”马云毫不客气地说。

  现如今，市盈率跌了，投资股票也亏了，赚钱没那么容易了。要想学“猪坚强”挺过去，没有一点精神还真不行。

  作为国内最早BtoB(商家对商家)网站的创始人，马云的名气在国内远没有在国外响。虽然他没有任何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

  2000年7月17日，他甚至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位登上国际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封面的企业家，《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故事是这样描写他的：深凹的颧骨，扭曲的头发，淘气的露齿笑，一个5英尺高、100磅重的顽童模样。

  结果是钱没要到一分，倒发现了一个“宝库”——在西雅图，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马云第一次上了互联网。刚刚学会上网，他竟然就想到了为他的翻译社做网上广告，上午10点他把广告发送上网，中午12点前他就收到了6个Email，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有关中国的第一个网页。“这里有大大的生意可做！”马云当时就意识到互联网是一座金矿。

  噩梦般的讨债之旅结束了，马云灰溜溜地回到了杭州，身上只剩下1美元和一个疯狂的念头。成为“阿里巴巴”马云的想法是，把中国企业的资料集中起来，快递到美国，由设计者做好网页向全世界发布，利润则来自向企业收取的费用。

  马云相信“时不我待，舍我其谁”！找了个学自动化的“拍档”，加上妻子，一共三人，两万元启动资金，租了间房，就开始创业了。这就是马云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海博网络，产品叫做“中国黄页”。在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互联网上最早出现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商业信息网站，正是“中国黄页”。所以国外媒体称马云为中国的Mr.Internet。

  马云的口才很好。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杭州街头的大排档里经常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叫马云的人，听他口沫乱飞地推销自己的“伟大”计划。

  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他们称马云为骗子。1995年他第一次上中央台，有个编导跟记者说，这个人不像好人！其实在很多没有互联网的城市，马云一律被称为“骗子”。但马云仍然像疯子一样不屈不挠，他天天都先这样提醒自己：“互联网是影响人类未来生活30年的3000米长跑，你必须跑得像兔子一样快，又要像乌龟一样耐跑。”然后出门跟人侃互联网，说服客户。业务就这样艰难地开展了起来。

  1996年，马云的营业额不可思议地做到了700万！也就是这一年，互联网渐渐普及了。这时马云受到了外经贸部的注意。1997年，马云被邀请到北京，加盟外经贸部的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项目——EDI中心，并参与开发外经贸部的官方站点以及后来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常在这个过程中，马云的BtoB思路渐渐成熟：用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他研究认为，互联网上商业机构之间的业务量，比商业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业务量大得多。为什么放弃大企业而选择中小企业，马云打了个比方：“听说过捕龙虾富的，没听说过捕鲸富的。”

  连网站的域名他都想好了——互联网像一个无穷的宝藏，等待人们前去发掘，就像阿里巴巴用咒语打开的那个山洞。

  1999年，马云回杭州创办“阿里巴巴”网站。临行前，他对他的伙伴们说：“我要回杭州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从零开始。愿意同去的，只有500元工资；愿留在北京的，可以介绍去收入很高的雅虎和新浪。”他说用3天时间给他们考虑，但不到5分钟，伙伴们一致决定：“我们回杭州去，一起去！”芝麻，开门！

  几个月后，www.Alibaba.com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效果立竿见影。一个青岛商人，每年从韩国进口一种设备，他坚信设备的产地其实就在中国，但始终无法找到。后来他偶然发现了阿里巴巴，就在上面发了一条求购信息，不料几天之内就同该设备的中国厂家联系上了！令他惊奇的是，该厂家竟然就在青岛！

  一传十，十传百，阿里巴巴网站在商业圈中声名鹊起。然后，马云继续挥舞着他那双干柴般的大手，到世界各地演讲：“BtoB模式最终将改变全球几千万商人的生意方式，从而改变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

  一时，阿里巴巴声名大震。造就互联网第四模式有首歌唱道：“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马云也是个快乐的青年，他讲述了一个中国版的天方夜谭。

  现在“阿里巴巴”被业界公认为全球最优秀的BtoB网站。来自国内外的点击率和会员呈爆增之势！一个想买1000只羽毛球拍的美国人可以在“阿里巴巴”上找到十几家中国供应商；位于中国西藏和非洲加纳的用户，可以在“阿里巴巴”网站上走到一起，成交一笔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想像的生意！

  “阿里巴巴”创造的奇迹引起了国际互联网界的关注，其发展模式与雅虎门户网站模式、亚马逊B2C模式和Ebay的C2C模式并列，被称为“互联网的第四模式”。阿里巴巴打开宝库的咒语是“芝麻，开门吧！”马云的咒语是什么？只要看看“阿里巴巴”的团队就明白了。

  而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创业5年，“阿里巴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要走，公司最初的18个创业者，现在一个都不少。别的公司出3倍的工资，员工也不动心。马云还说风凉话：“同志们，3倍我看算了，如果5倍还可以考虑一下。”

  对其中的奥妙，马云说得很简单，“在‘阿里巴巴’工作3年就等于上了3年研究生，他将要带走的是脑袋而不是口袋。”

  马云认为自己是个擅长创业但不擅长守业的人，“最多干到40岁，我会离开‘阿里巴巴’，去学校教MBA。如果成功了，我就去哈佛；如果失败了，我就去北大。”

  马云有个理想，到60岁的时候，和现在这帮做“阿里巴巴”的老家伙们站在桥边上，听到喇叭里说，“阿里巴巴”今年再度分红，股票继续往前冲，成为全球……那时候的感觉才叫真正成功。

  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现实，这位互联网的CEO不懂计算机。

  李彦宏：

  企业家精神改变工程师命运

  当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18年，有谁会关心因Windows而广为人知的窗口化操作系统，其专利实际属于以复印机产品而出名的施乐；如果没有创建百度，谁又会知道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基础专利——“超链分析”甚至比Google的Page Rank还要早两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专利包含了世界科技信息的90%至95%，而绝大多数蕴含工程师奇思妙想的发明就如同他们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退隐成为历史的背景：有的被永久存放于全球各地专利局的故纸堆中，与“改变世界”失之交臂；有的被发明者之外的人发掘，成就了其创造者难以企及的商业帝国与品牌神话。

  优秀的工程师不一定等于优秀的企业家，技术天才不计其数，真正实现商业成就的则屈指可数。其中的差别，正在于工程师的天分之外，胸膛里跳动的是否是一颗企业家的心。

  硅谷技术金领 却并不快乐

  1998年，年仅30岁的李彦宏已经是美国硅谷技术金领的标准模板——百万美元身家、舒适的花园别墅、美满的家庭，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搜索引擎Infoseek公司的核心工程师，他已在业界声名鹊起，成为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争相邀请的演讲者。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快乐，他的生活似乎违背了自己离开华尔街来到硅谷的初衷。

  一年前，李彦宏在道·琼斯任职期间，已经成功申请“超链分析”专利。但是作为一家金融公司，道·琼斯对此并未足够重视。“我试图说服他们这很重要，但他们的业务与此没太大关系，所以他们并不在乎。”于是他来到Infoseek。遗憾的是，由于公司的决策者将传统媒体视为未来发展方向，对搜索引擎技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14年前的6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无法承受继续亏损的Infoseek被迪斯尼收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放弃期权绿卡 回国创业

  “我不想再去另外一家公司，不想命运被别人掌握，他做错了，你再厉害也没用”，1999年圣诞节，他做出了令许多人吃惊的决定——辞去职位，放弃期权和美国绿卡，回国创业。“不是只要技术最牛就一定能产出最大的影响力，技术和商业必须结合，必须得到市场认可”。李彦宏在早年间撰写的《硅谷商战》中如此写道。

  当然，命运从来不会因为你的破釜沉舟而网开一面，初回国的李彦宏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国内中文搜索引擎超过300家，当年9月，Google宣布在Google.com增加简体及繁体两种中文版本，开始为全球中文用户提供搜索服务。群豪环伺之下却是专业人才的匮乏，李彦宏不得不在北大和清华的BBS上遍发招聘软件工程师的帖子，却只找到几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创业团队，百度由此诞生。

  今天，工程师李彦宏早已获得世界的认可。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副主席兼信息学部主任彼得·弗里曼在2011年世界计算机大会发布的“计算机发展史”报告中，李彦宏成为唯一提及的中国学者，与发明了TCP协议的罗伯特·卡恩以及开创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新时代的乔布斯等齐名。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李彦宏的转身同样精彩。从12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到打造市值超过4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李彦宏不仅实现了“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并在更广阔的产业和社会领域创造着价值：百度的搜索推广服务超过50万家中小企业，帮助他们利用互联网更好地与市场衔接；百度联盟拥有60万家合作伙伴，今年一年，这些伙伴预计将从百度获得超过20亿元的推广分成。“最伟大的企业家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在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李彦宏是创造产业的企业家。”

  “制造业和房地产代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而互联网信息业则代表中国的明天。能否让更多像李彦宏这样创造‘产业生态’的科技创富者领跑中国财富榜，事关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未来。”

  “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活动的时候，国家经济才会高速增长。”张维迎说，“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才能”。今天的中国从来不乏有才华的工程师和有梦想的年轻人，“李彦宏成为中国首富，对互联网行业是个好事，对全国千万有梦想的年轻人是好事。让年轻人更关注互联网，鼓励创业。互联网或许是中国与世界市场最接近的一个行业，靠年轻人创业的力量，而非国字头的公司，就成就了全球市值第三的百度。”天极传媒集团总裁李志高这样看待李彦宏成功轨迹背后的社会效应。

  站在世界搜索技术最前沿

  如今，百度在中文搜索引擎市场上的地位已经无人能撼。然而，李彦宏对新技术探索的脚步却并没有因此停止过。

  2009年，在百度技术创新大会上，李彦宏提出“框计算”技术理念再次惊艳全场。所谓“框计算”就是为用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一站式服务，是一种最简单可依赖的互联网需求交互模式，用户只要在框中输入服务需求，系统就能明确识别这种需求，并将该需求分配给最优的应用或内容资源提供商处理，最终返回给用户相匹配的结果。

  在此之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主流技术理念实际上都是由外国公司提出的。“框计算”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提出的、能够指导中国高科技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理念。

  在斯坦福，“框计算”这个未来的互联网理念不仅吸引了大批学子的追随，也引起了教授和顶尖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在获悉李彦宏将在斯坦福演讲后，计算机科学系主席特意向校方申请，希望能安排一场关于“框计算”的交流会。这些专家首先请李彦宏介绍了框计算的理念、技术架构以及未来互联网的技术趋势，教授们还就框计算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建议。

  李彦宏1999年获得的“超链分析”专利至今仍是第二代搜索的核心技术，今天他提出的“框计算”理念将对整个IT产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生活方式。李彦宏带领百度始终坚守技术创新，不但改变了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让中国站在了世界搜索技术的最前沿。

  正所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李彦宏为代表的有着深厚技术底蕴的中国青年一代创新企业家已经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中国崛起的接力棒，以崭新的面貌站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对行业深刻的洞见和对经济敏锐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今天，中国正处于在一个伟大变革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将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而我们也希望看到，中国能有越来越多像李彦宏这样的执着创新的企业家，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创造的时代主角。

  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

  中国是全世界小老板最多的国家，换句话说，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企业家最多的国家。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竞争者巨多，可以想象，失败者自然巨多，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如同一场旷世大战，一方面出现了一批万众瞩目的英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失败者比比皆是。小到一个餐馆，大到行业巨头，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于社会是一种常态，于个人则是生命的博弈。我非常赞成柳传志先生的一句话：企业家是拿企业当命的人。正是由于成功的企业家群体具备这种素质，才能在遇到风险和挫折时表现出极端的冷静和坚忍，才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大风大浪中化险为夷。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有什么特质的话，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质。每一代企业家，离开或者失去了这种特质，其距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三代企业家也可以归集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很多新企业成立，但是各种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的，企业负责人既无个人利益，也非自己调动市场资源创立企业，因此，不能称为企业家，而是企业经理人。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应该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所有企业领导人，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代企业家：其一，其本人为企业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其二，所创立的企业持续存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目前整体来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正值壮年，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中的领袖人物有足够的潜能和机会带领企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世界级企业，创建全球化经营体系。这种使命不仅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第二个梦想，（在国内成功创建企业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第二个梦想。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环境具有与世不同的特殊性。这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下，在许多领域内，企业的竞争是长期处于非开放、非公平竞争环境，许多领域被政府限制多年，进入者则捷足先登，如鲤鱼跳过龙门，门外者则望洋兴叹，例如许多已上市公司与排队等候的大量非上市公司。

  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构成了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一个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在机会并不均等的竞争过程终点，中国社会现实的财富分配是不够合理与公平的。因此，一切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以财富回报社会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动选择各种合适的方式履行这种无法律义务的责任。进一步来说，这种回报不应该是强力掠夺式的，绝对不应该是离开现存法律轨道的，不应该是单方向付出的。合情合理地认识并处理这一问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形成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关键之一。否则的话，我们会不断地见到优秀企业家的夭折，会见到更多的令人扼腕的悲剧。

  时代正在变化，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的新发展阶段。在今后的3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将有一批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他们将不再是仅仅参加国内的竞争，而是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资源与新的市场，开拓新的空间。相对于这个历史使命，我们的准备差得很远、很远，我们虽然多次出国，但并不真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和体制；我们不了解许多真正的潜在竞争对手和他们控制的市场；我们不了解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发展趋势；我们也不了解国家的体制究竟能够开放多大的行动空间；我们甚至不了解自身思维与行动方式的许多与生俱来的严重缺陷。有历史学家证明，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但是郑和仅仅带回了船可载之的财宝和器物，而哥伦布则给欧洲带回了整个新大陆并最终改变了世界，其结果的差别，不在于探险家们获得的信息，而在于哪个国家做好了应有的准备！30年前，中国的创业者们来到海外，见到先进的东西并把新概念带回国内，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催生了新的产业和企业，优化了中国的企业生态。

  30年后，我们从中国看世界，周围和远处都有无限的机会，但是，企业家们将面对更多新的挑战。然而，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们能否突破自身以及社会带给我们的种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