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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长沙市政府最近拿出了一个包括195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的2012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与长沙相比,贵州省在最近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提出的投资计划则更为庞大,该计划称,今年5月至今已收集项目2382个,筛选出投资总额达32479亿元的项目,而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尽管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规模,和今年3月湖北省提出的12万亿的投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但由于长沙和贵州提出的时机,恰恰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困难,各地又出现投资冲动的关键时期,其象征意义则更为明显。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诸如长沙、贵州一样的投资冲动,恐怕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这种多年来累计的风险已经无以复加,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炸掉中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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