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逃离体制

1980年，中央机关到北大挑人，一下子就看中了黄怒波。那时的黄怒波，有才气，写一手好诗。短短几年间，青年黄怒波经历了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等几任领导，29岁至正处级，还是中直机关优秀党员，他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

中央机关是最前沿的阵地，起起伏伏，青年黄怒波静看潮涨潮落，在政治上收获不少心得。

一次天安门组织大联欢，黄怒波作为部机关党委委员，分管青年工作，联欢活动的组织工作自然就交给了他。后来中直机关各种活动都找他，各个部门都找他，他也有点烦了：“就变成人家都有问题，就我是优秀的，我也不说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想，能不能过远离政治的生活。”

后来调到干部局，黄怒波有机会看到很多老同志的档案，从抗战时期、延安时期、“文革”，到现在，有的厚厚四五本，在各种运动中被整、被撤、写检查的经历，阅后悲鸣不已，“有的人所谓革命的人生其实是自我批判的一生。”各种反省、检讨、批判，让黄怒波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意识到这个，我就难以接受。”

青年黄怒波忽然觉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议，眼看着这些生命从年轻到老，越活越拘谨，越活越谨慎，在政治斗争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不能叫幻灭吧，但是起码我对这个体制已经毫无兴趣了，出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过下海，因为自己也决不认为自己能下海做企业，反正不想继续呆下去了，去哪儿呢？”

这时，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又把他惊出一身冷汗。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黄怒波真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在权势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人格分裂。

他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意，也倾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陶斯亮正参与创办中国市长协会，觉得这位意欲从部里出来的年轻处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欣然邀请。部里不放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捷径’，没有人真正愿意离开，混到一定年岁，或可派到××日报混个总编社长什么的。”折腾了快一年，黄怒波写了数次请调报告，都被驳回。最后急了，黄怒波写道：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走到哪儿都是给党工作，为什么非要留我，留住人留不住心……领导最后批了3个字，“让他走”。

在体制的边沿上

机关10年，黄怒波说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学问：其一，大体知道中国政治体制是怎么运转的；其二，学到了体制的严谨，“严谨”里包含了正派、谨慎、坚毅等正向品格——“因为那一批人是延安时期过来的，一辈子虽然谨小慎微，但在政治上也还是很正派的，那时干部真没有什么腐败可言，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延安作风还在深深影响着他们。我在部里工作10年，几乎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人打考勤，全靠自觉。我带出来的处，也保持同样的作风，私底下即便送个茶叶什么的，拿了脸就会红，坚持不要。”

黄怒波一直认为机关10年是他一生的财富，虽然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体制，但一生获益无穷。这10年他从没停止过写诗，他的同事们不知道身边隐藏着一位诗人——这也成了他离开的原因，因为“诗中是另外一个我”，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即使出了诗集，他也从不示人，诗人骆英跟官员黄怒波，他刻意地让二者截然分开。

1990年，黄怒波被派到市长协会下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当常务副社长，刚准备大干一场，现实情况却令他瞠目结舌——出版社原来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主管，靠卖书号为生，人员素质差，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团伙，工经所派了六届社长，“都被这帮人赶走了”。黄怒波初来乍到，就碰到棘手的纠纷，事涉书号买卖。河南省检察院来调查，称图书《茶余饭后》是河南一书商从城市出版社买来的，书商已招供，河南省检已列为大案查处。

新中国第一起行政诉讼案

黄怒波全力配合查案，他决心藉此整顿出版社，清除毒瘤。全社上下紧张，人人自危，不知道黄怒波接下来要唱哪出戏。“我的人生特戏剧化，根本不知深浅，就一步踩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每个人都拿着刀子等你的迷局，自己还不知晓内情，很冲，也很愣。”黄怒波说。

身处绝境，“毒瘤”们不得不与黄怒波短兵相接，告状、色诱、泼妇骂街……

案子还在查处中，新闻出版署突然下文说，中国城市出版社倒卖书号，勒令停办，人员遣散。不久北京的大小报刊发布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停办的消息。“法官还没见到当事人，死刑却已宣判了。”黄怒波目瞪口呆。对此，建设部也不满，加急电报打到新闻出版署，称你们不能这么做，希望一查到底。

出版社社长看风声不对，也不来上班了，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找黄怒波谈话，说关键时刻，别也撂了挑子。领导的谈话一下子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回社里发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出版署不给书号，我们继续用剩余书号出书。为谋生存，经建设部许可，黄怒波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为了给大家留条后路，希望藉此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也是中坤公司的前身。

安排好后路，黄怒波找到北京市一中院，把有关管理部门告上法庭，这也是新中国有案可查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这时机关的关系也派上了用场，领导说出版署做得不对，建设部党组也支持黄怒波。官司还在打着，黄怒波就开始了内部整顿，“‘毒瘤’纷纷清除，一个不留”。

判决书下达的时候，黄怒波在外地出差，部里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怒波，官司赢了，出版社恢复，到此为止吧。黄怒波理解领导苦衷，部委之间不希望事情闹得太难堪。但他有一口气咽不下，关停出版社时，所有媒体都发了通稿，“这次不能轻饶了你们。”他把判决书寄给了中新社的朋友。余下几天，全国重要媒体都转发报道，震动极大。

做实业被骗

“你看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体制的这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呆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做好人没有用，只给你留了一条缝隙生存。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1995年，黄怒波把此前注册的那个咨询公司进行了改制，后来逐步做成了中坤集团，而市长协会的日常工作他也慢慢淡出，只是协会会长助理的职务一直保留至今。

逃离体制，出来以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什么是不能做的黄怒波心里很清醒：第一不做跟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比如不碰煤炭、石油、粮食；第二不做文化出版；第三不碰饮料和食品行业，风险太大，一次投毒也许就要了老命。

那就尝试实业吧。黄怒波于是在河北易县投资了一个铜管拉丝厂，很快就被骗了两百万；他又卖茶叶，在湖北宜昌也被人给忽悠了，买来了一吨，根本不知道如何卖出去。这时候的黄怒波，办企业还停留在大队会计（黄是知青出身）的阶段，只有简单的成本和账目的概念，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商最看人性。

如今的黄怒波，手中捏着不少稀缺的资源，5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古村落为主），1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两个国家级5A景区，4A景区若干。很难估量这些资源未来的商业价值，但黄怒波自信中坤集团会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因为它有着最好的商业模式。”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评价黄怒波：“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