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投资，这驾过于庞大的马车，依旧在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新一轮宏大的投资计划能否力挽狂澜？它是不是地方政府压抑已久的投资冲动的再次井喷？

  13省市出手稳增长

  每省平均投资1万亿

  上半年经济数据降声一片，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二季度的GDP仅有7.6%，为三年多来新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稳增长政策的引导下，今年7月以来，各地密集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可谓“四万亿”的加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13个省市已经出台的计划投资总额共12.8万亿元，每个省市平均投资额约1万亿元。计划投资总额比西班牙去年的GDP总值还要多，占去年我国GDP总值的1/4，比去年财政收入的总额还多2.5万亿元。

  经济刺激政策主要分为两种：投资计划和刺激消费。

  从各省市出台的政策来看，地方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出台各种投资计划，以拉动投资为主，二是以刺激消费为主，其中拉动投资的政策占绝大多数。在各种投资计划中，有基础实施投资、产业投资、旅游投资、海洋投资等，其中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无疑是亮点，如广东提出要扩建白云机场、新建7条地铁，加快贵广和南广铁路广州段建设等，湖北的1.1万亿主要投向湖北经济带内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期间，湖北长江流域将再添13座跨江大桥。产业投资也是此次投资计划的重点，如天津要在今后4年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巨型产业链，重庆“十二五”期间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重点振兴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七大工业产业。贵州省则是投资计划在未来10年内向旅游业投资3万亿，打造贵州的生态文化旅游。广东省规划到2015年投资1万亿打造海洋强省。

  重庆市政府则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的三年振兴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除了投资计划化，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宁波于7月16日出台了26条新政，为中小企业清费减税进而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南京于23日也出台了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 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计划投资额排名

  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动辄上万亿，大有展开投资竞赛之势，目前暂时领先的是贵州的3万亿，不排除以后其他省会有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台，重庆和天津并列第二，计划投资金额为1.5万亿，福建计划投资金额是1.4万亿，位居第三，广东和湖北的1万亿投资屈居第四位。计划投资金额最小的是开封仅有1000亿元，但是约等于其去年的GDP总值，更是去年财政收入的20倍。

  ★钱从哪里来？

  此轮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金额不可小觑，而财政收入与其比较则相形见绌，多数省市的计划投资额大于其去年的财政收入。天津计划年均投资3750亿元，去年财政收入1455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6倍；长沙计划年均投资额为1658亿元，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668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5倍；贵州计划年均投资3000亿元，去年的财政收入为1330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3倍。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回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巨额的计划投资金额，仅依靠财政收入显然是不可行的。各地方政府在投资计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吸引民间投资等其他方式，如长沙将重点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并非全部是政府主导。

  且不说财政收入不会全部用于投资，即使全部用于投资，除广东、上海和福建的财政收入超过年均投资额，其他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均小于年投资数额，差距最大的是开封，年均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5倍。虽然地方政府表明投资会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但民间资本的投入真的会顺利吗，今年上半年，各部委共发布22个“新36条”实施细则，旨在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然而，部分细则刚一问世便引发质疑，其中不乏“无诚意”、“玻璃门”的声音，民资要进入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仍有一定的困难。

  先来看一个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从偿债年度看，这两年地方政府还将迎来还债的高峰。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地方政府偿债率是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本息金额与当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之比。该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弱。

  再来看一个事实。财政部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此外，有媒体甚至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个在1994年以来的财政历史上的铁律首次被打破。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日益严厉，地方政府以往依赖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今年前7个月全国各地土地出售同比下降近1/4，卖土地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赖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只能靠向银行借贷和发债来解决。但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银行显然不愿意再平白无故地充当“冤大头”。现在银行也要视项目的情况发放贷款，基础设施回款能力弱，许多银行或者怕坏账或者感觉效益比较低，都不肯再贷款。

  即便是排除以上种种严峻的情形，地方政府恐怕也很难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以长沙和贵州为例来测算一下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将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钱向何处去？

  即使地方政府真的有这12.8万亿，我们也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向何处去？说穿了，就是这笔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

  统计显示，上一次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目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增速减缓的国内经济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过剩产能难以在短期内被消耗。此外，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 “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的7万亿投资计划各自为政，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

  作为重复建设的重灾区，钢铁行业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锐减56.5％，最近中钢协副会长王晓齐透露的一吨钢只赚1.68元的现实更像是在提醒我们。7万亿，是否会加剧和恶化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警惕。

  以近期讨论最为热烈的汽车业产能过剩问题为例。毕马威最新发布的《2012年全球汽车业高管人员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高达600万辆，相当于德国汽车市场规模的两倍，预计到2016年，闲置产能将上升至900万辆。虽然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日益加剧，但我们依然不断看到各大汽车厂商仍在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产能就超过200万辆，但销量同比增长仅为几十万辆。

  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政府受到政绩观和GDP主义的影响。汽车产业对地方GDP的拉动规模相当大，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中国汽车产业的主要税收集中在生产端，汽车产地在哪里，该地方政府就能获取巨大的财税收入，这样的税制安排无形之中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汽车项目。

  如何以投资消耗掉目前过剩的产能，而同时又不因不当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稳增长和产能过剩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走出投资刺激、产能过剩、紧急调整、经济减速、投资刺激的怪圈，把钱真正花到该花的地方，既保量也要保质，稳增长更要调结构，这是我们在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钱怎么花？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地政府公布的规划中，地方政府投资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于务实的姿态，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盈利较差的光伏等行业已经不再列入规划，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得到重视。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的光伏产业也正是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地方政府一窝蜂式的投资很难保证未来若干年在所谓的“新兴产业”上不重蹈光伏行业的覆辙。各地在出台产业规划，决定投资方向时，是否应该增强“全国一盘棋”乃至“全球一盘棋”的意识，在做出决策前，多看看，多比较，先看看别人都在忙什么，进而找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盲目跟风，从而进一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短期投资如果不可避免，我们就要关注投资效益的问题了。当前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总量问题，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分别为60.2%、89.2%，分别比东部高13.8和42.8个百分点。但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资金划拨，其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我们如何确保投资的效益，当政者不能不考虑。

  各地的计划不仅制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集群，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产值目标，单从这点看，就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推动GDP的色彩。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较快地吸引民间资金的参与，降低其早期的风险，但政府介入也鼓励了民间资金不顾市场规律大肆冒险扩张。如何在若干年后收回政府的巨额收入，地方政府不能不做打算。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认为，从地方政府历来的发展思维看，肯定会有追求经济增速以及经济规模排名的冲动。对于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应该予以重视，防止地方政府会不顾自己的实力，不顾自己的财力,不顾自己的能力强行上马一些“看得见”的项目，换取任期内的政绩。

  “地方政府具备了推动新一轮投资热的条件和基础。”易宪容说，因此,最重要的是引导数量巨大的地方投资流向实体经济，以此来增加整个社会福祉，确保稳定。

  “抑制地方投资冲动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推进政府的改革，明确政府的职能。”荆林波说。

  地方政府大刀阔斧

  气魄大

  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打响了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的第一枪——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

  当时，市场就纷纷猜测，宁波的稳增长措施很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各地可能会考虑自身财政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推出相应的举措。

  果不其然，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的序幕也随之拉开。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5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

  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据介绍，总投资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

  7月25日，长沙市政府举行与银行机构合作发展暨重大项目推介会，推出8292亿元的投资计划，项目达到195个，投资额比2009年还多出2000多亿元。此前一周，长沙市刚与22家央企签订了350亿元的投资项目。

  长沙市财政局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这些项目都还只是意向，最后不一定都实施，还得看项目是否有风险。

  他还表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把关都非常严格，风险控制比较谨慎，只有满足了有抵押物、良好的现金流和资本金这三个基本条件，金融机构才可能愿意贷款。

  全国7月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回落至5401亿元，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处于低位。

  长沙财政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政府性债务才能更好偿还。”

  今年也是长沙政府性债务的偿债高峰期，今年到期债务共265亿元。长沙市财政局在4月向长沙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至2011年底，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811.78亿元，超八成是银行贷款。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完成财政总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24.1%。

  该负责人称，今年长沙市政府性债务偿还都是有明确计划的，目前没有出现一例逾期，债务负担在可控范围之内。他说，偿还方式主要通过财政预算内资金、单位项目经营收入，有的也通过向平台公司注入土地等资产，以拍卖等方式偿还，增强偿债能力。“如果还有缺口，所涉及到的一些投融资公司可以对债务进行展期或以新还旧。”

  贵州也不甘落后。据了解，《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于8月份公布，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天津计划投资1.5万亿

  打造10条产业“巨龙”

  天津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构建优势产业产业链，可以发挥产业链的倍增效应，有利于壮大产业规模。目前拟构建的10条产业链，规模将从现在的1.2万亿元扩大到2016年的4万亿元，倍增效应达到1比3.3。构建优势产业产业链，有利于调整产品结构，目前全市原材料产值达8845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的42.4%，其中石油化工90%卖的是原料，冶金85%是板材、线材，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改变这个现状，石化产业链要向高端延伸，冶金要进入装备产业链，对提升全市工业整体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优势产业产业链，有利于促进产业聚集。未来几年，天津市要把南港石化、临港装备、航空航天三大产业聚集区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对物联网云计算、汽车、绿色能源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并把生物技术与健康、节能与循环利用、绿色食品、新材料等产业链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链。

  这10条优势产业链分别是：

  石油化工产业链，天津市将在未来4年投资5000亿元，建设南港石化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南港石化产业聚集区和轻纺产业园两大产业聚集区，到2016年，形成原油4000万吨、炼油3500万吨、乙烯300万吨的生产规模，产值突破1万亿元。

  重型装备产业链，将投资3700亿元，建设临港重型装备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到2016年，产值达到1万亿元。造修船300万吨、机车1000台、大型工程机械10万台、核电装备50万台。

  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将投资1500亿元，建设汽车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开发区中高级轿车、西青区经济型轿车两个聚集区，到2016年，整车生产能力达到300万辆，实现产值5000亿元。

  物联网云计算产业链，将投资1500亿元，建设电子信息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西青微电子、开发区、高新区、津南、静海等5个产业集群，到2016年，形成500万台服务器、路由器、存储器生产能力，移动终端3亿部，实现产值5500亿元。

  航空航天产业链，将投资700亿元，建设航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空港、开发区西区、滨海高新区三个聚集区，到2016年，形成年产大飞机48架、直升机300架、无人机100架、大火箭12枚、空间站总装生产能力，产值达到1200亿元。

  绿色能源产业链，将投资700亿元，形成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超级电容电池、动力电池、离网光伏、在网光伏、风光一体、大功率风电等8条产品链，到2016年，实现产值1600亿元。

  新材料产业链，将投资650亿元，围绕储能材料、碳材料、氟材料、钛材料、纳米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航空航天复合材料、仿生材料、陶瓷材料、超导材料、生物材料，吸引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落户，逐步培育本市新材料产业优势，到2016年，实现产值2000亿元。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链，将投资404亿元，大力发展中药现代化，形成种植、制造、流通完整产业链，将加大生物药引进力度，抢占生物制药制高点，做大健康产业，到2016年，实现产值1000亿元。

  节能与循环利用产业链，将投资500亿元，建设子牙资源综合利用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节能电机、节能输变电设备、节能家电、节能照明4条节能产品链，打造汽车拆解、废旧电机、废旧家电、橡胶塑料、废旧电子设备、废纸、废渣、废水废液、城市垃圾、再制造等10条废旧物资再生利用产品链，到2016年，实现产值1200亿元。年可生产再生铜80万吨、铝30万吨、铁40万吨、塑料40万吨，其他再生资源30万吨。

  绿色食品产业链，总投资600亿元，利用港口优势，建设我国北方最大的粮油综合加工基地，形成年产1000万吨油脂加工能力，并向上游拓展，鼓励企业到海外和外省区市建立粮油种植基地，到2016年，实现产值3000亿元。

  10条产业链中万亿元产业链有2条，分别是石油化工产业链、重型装备产业链；千亿元产业链8条。据了解，围绕这10大产业链建设，本市将做好布局规划，为发展预留空间，确保项目能顺利落地，并将加强招商，围绕已有龙头企业和龙头项目，建立产业链项目库，开展产业链招商。同时，将研究支持构建产业链的财税、金融、产业、人才、土地等政策。

  ★湖北三年投万亿

  打造长江经济带

  “稳增长”高压之下，湖北开始寄望基建投资发力。

  8月5日，经过一年多的编制，《湖北长江经济带“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出炉。据《规划》，经济带内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建设计划涵盖了桥梁、铁路、公路、机场等多个领域。《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湖北长江流域将再添13座跨江大桥，并建成多条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同时要进行多个机场的扩建工程。

  仅完成上述项目需要的投资就达3000亿元。据测算，每1元高速公路投资可拉动3元的GDP产值增长。按照1元投资产生3元GDP的比例来测算，未来三年，湖北长江经济带三年内GDP将达到4万亿元左右，其投资总额将超过1万亿元。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一批沿江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拉动湖北长江经济带GDP提升的“急先锋”。

  长江沿线基建提速

  “十二五”时期，湖北拟建的13座桥梁预计总投资将超过500亿元。这只是湖北长江经济带投资大盘的一部分。全部基建项目总投资将超过3000亿元。

  《规划》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将达到1.53万亿元左右，年增长12%左右，占全省的比重60%以上。

  根据《规划》，湖北长江经济带包括长江干流湖北沿线武汉、黄石、宜昌、荆州、鄂州、黄冈、咸宁、恩施等8个市州的48个县市，国土面积54168.5平方公里，占全省的29.1%。

  早在2010年，湖北便通过了《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提出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把湖北长江经济带建成引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现代产业密集带、新型城镇连绵带，生态文明示范带。

  参与《规划》编制的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记者，《规划》相对于此前公布的《总体规划》更加细化，并结合发展实际对一些指标做了调整。例如，在发展目标上，《规划》较此前公布的《总体规划》增加了1700亿元。

  未来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方式，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将成为投资主要方向。根据投资计划，“十二五”时期，湖北拟建的13座桥梁预计总投资将超过500亿元。这只是湖北长江经济带投资大盘的一部分。据粗略测算，全部基建项目总投资将超过3000亿元。

  湖北长江沿江城市也借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东风推出了交通基建投资规划。例如，仅荆州一地交通投资将达近600亿元。据荆州市交通局公布的《荆州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调研报告》显示，荆州将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投资590亿元，其中公路392.3亿元，港航181.3亿元，站场9.7亿元，其他项目6.7亿元，力争到2020年实现铁路、公路、水路、机场、站场的“无缝隙对接”。

  如何破解资金困境也成为项目能否最终落地面临的现实考验。荆州市交通局负责人指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上级补助投入、骨干企业自身投入、特许经营权置换、土地置换、优惠政策吸引、财政预期增长投入、招商引资、放开市场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等途径。

  而记者查阅发现，2011年荆州市全市全口径财政总收入仅为74.50亿元，这些财政收入要带动600多亿元的交通投资显然是不够的。

  力争十年超越长三角

  “力争经过10至20年的建设，使得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后具有全国性影响、对广大中西部地区具有强大辐射和带动能力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规划》称，“十二五”期间，要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主中心，宜昌、黄石、黄冈、株洲、湘潭、九江、景德镇为次中心，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通过整合区域内经济、文化、科技和资源、区位等优势，加速区域交通、产业、商贸、金融、技术、人才、信息等市场一体化进程，初步形成跨省域的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城市集群。

  事实上，湖北诸多沿江城市已开始大力推进产业沿江布局，并推进跨江合作战略。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黄石市黄石港区已与黄冈市浠水县签订跨江联合开发框架协议，共建鄂东滨江新区。双方约定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按照“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跨江联合开发试点，以解决黄石市发展空间局限问题和浠水县投资不足问题。

  荆州也开始大力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在下辖的公安县埠河镇建设江南新村，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此外，湖北黄梅县的小池镇也加快了对接、融入九江的步伐，充当“中三角”湖北与江西对接的桥头堡。

  “湖北长江经济带肩挑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旅游圈，相互之间也有重叠，共同构成了湖北经济发展的集聚带。”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对记者表示，长江经济带作为湖北的重要发展轴线被寄予厚望。

  而长江之隔，交通不畅也成为制约沿江地区发展的软肋，造成沿江部分地区存在经济发展差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首先要发展交通，桥梁建设可使长江两岸的产业发展得到延伸、融合。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也认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出水运、铁路、公路、航空全方位运输网络，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长江综合运输体系的效益，对支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和各种要素向沿江聚集，加快沿江产业布局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长江或不堪重负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强度的沿江开发，或将对长江带来新的污染，让长江不堪重负。

  根据《规划》，湖北将在沿江经济带的开发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探索邻域污染双向补偿制度。但专家们担忧，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强度的沿江开发，或将对长江带来新的污染，让长江不堪重负。

  根据《规划》，湖北沿江经济带将重点布局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有色金属、冶金、食品等产业，其中不乏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

  彭智敏告诉记者，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如果没有良好的环保观念和约束机制，开发对长江水体的破坏将不可避免。

  根据《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中科院南京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高俊峰等指出，仅2009年排入长江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就达到221.1亿吨，比2005年工业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还要高。

  彭智敏因此认为，应该在长江经济带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广泛的调研确定总体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

  2012年5月17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水利部联合发布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中指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投入5000亿元用于防治水污染，这一数据在“十一五”期间仅为3000亿元。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如果超过了长江的污染负荷能力，其最终污染治理的成本将不可估量。

  “水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和中央政府的有限监督。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再严格的排放标准也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而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恰恰存在排放标准执行力度的问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员柯坚表示。

  ★沿海稳增长

  齐打“海洋经济牌”

  从北方的黄海岸边，到浙江舟山群岛，从历史悠久的广东口岸，到刚刚成立的海南三沙市——与西部地区稳增长主打产业转移及旅游业投资不同，近期沿海省份的稳增长则正在掀起一股海洋经济“淘金热”——山东、浙江、福建、海南等各种地方版规划和政策陆续出台。除去尚未公布规划内容的上海市，其余9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2015年海洋经济产值目标总额已经高达7.05万亿元，是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5倍。

  2012年8月，“赶海”成了沿海省份政府争相忙碌的大事。20日，广东省出台了关于发展海洋经济、滨海旅游等内容的5项实施方案，规划了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提出2015年海洋经济规模目标1.5万亿元；22日，浙江省发改委官员透露，已编制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的海洋经济发展建设重点项目规划；24日，福建省发出通知，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三个方面支持海洋经济建设，2015年跻身海洋经济强省。

  地方政府频频“摇旗呐喊”，不仅让人们对于海洋经济的前景充满了憧憬，也使得海洋经济的整体规划迅速膨胀。截至目前，除了上海市海洋发展“十二五”规划刚刚于今年7月获批之外，其余沿海城市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远期规划。

  江苏省“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目标为6800亿元；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2015年人均收入5万元，照此预测海洋生产总值为9000亿元；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设定的2015年目标为1098亿元；天津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目标是5000亿元；广西2015年海洋总产值目标为470亿元……

  这些眼花缭乱的数字汇总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产值规模：截至目前已明确发展目标的9个沿海省市2015年海洋经济产值总额将高达70472亿元。而国家海洋局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海洋经济总值为45570亿元，同比增幅为10.4%，海洋经济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9.7%。

  之所以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海洋经济，除了国家出台多项关于海洋工程、海洋科技等方面的规划政策之外，地方经济发展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8月22日中国海洋经济投资洽谈会上，一位浙江省发改委官员表示，“如果没有有效投资的支撑，今年实现全省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将会十分困难。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只有3.5%。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海洋经济可以当作一个突破口，成为投资重点之一。”

  一位刚刚从东莞、江门调研回来的广东省官员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近些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沿海省份的劳动力成本、贸易口岸等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弱化。”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指出，重视和加快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不断扩大开发、实现富民强岛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推动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油气业等四大支柱产业发展。

  地方各绘特色蓝图

  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等原本就是海洋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狂热”刺激下，即使是2011年海洋总产值不足300亿元的广西，在规划中依然提出了建设成为海洋强区的目标。

  在抢占“海洋强省”宝座的雄心背后，沿海省市发展海洋经济有着各自的地方特色。山东突出了蓝色半岛经济区的整体发展，依托青岛、烟台和威海的“抱团”优势；浙江则突出了港口航运和海岛开发的特点，期待依托港口航运的优势带动经济发展；广东期望构建“三区、三圈、三带”海洋综合开发格局，统筹协调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的临海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科技等空间布局。

  在“富民强岛”的目标下，海南省制订了依海兴琼的策略。2012年4月，海南省党代会报告提出，将开放无居民海岛；加快南海资源开发，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统筹推进“四方五港”建设，扶持壮大海洋渔业。

  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表示，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许多临海省份来说，提供了一次“转型”机遇。北方沿海省份多为重工业基地，技术设备老化，竞争力下降，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强烈。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方面十分明确，依托自身钢铁产业和石化产业的基础，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及配套产业，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山东省所处的环渤海区域产业结构较全，包含了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海洋油气开采等，这些海洋新兴产业可以形成集聚效应。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海洋经济更多地是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发展经济，依据各地方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近海开发、远海开发和深海开发。沿海省市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主要还是要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依托区位优势。

  海洋经济亟须升级

  2011年全国海洋经济总值同比增幅为10.4%，而在地方版规划中，年均同比增幅均在15%以上。统计显示，2011年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海南省、辽宁省、江苏省和广西自治区的海洋经济产值总值为3.81万亿元。如果按照全国平均增幅测算，2015年产值规模应为5.58万亿元，也就是说，以7.05万亿元的目标计，这9个沿海省市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将较平均水平多增长1.47万亿元。

  海洋经济研究人士表示，从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产业层次较低、低端无序等问题比较突出，并且海洋传统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偏高，这说明我国海洋经济还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提出的临港工业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十个，包括上海、大连、青岛、广州、天津、宁波、厦门等众多港口城市，其中关于海工装备制造、石化、钢铁等产业发展定位基本一致。

  一位长期从事海工装备研究的券商研究员对于大规模的海洋经济开发感到担忧，当前船舶工业的困境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他指出，“从2005年开始，随着大量投资涌入船舶制造业，低端散装货船产能急剧膨胀，高端的大型油轮也在国油国运的政策刺激下大量生产，这直接导致市场供给严重失衡。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船舶制造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亏损，亏损金额同比增加了60%以上。”

  从全国来看，2011年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327亿元、21835亿元和21408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47.9%和47%。不过，恰恰是增加值不高的第一产业占据了目前国内海洋经济的较大比重，以海南省为例，2010年海洋三大产业的结构分布为22：23：55。

  有专家以渤海油井污染和大连石化设备事故为例指出，发展海洋经济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专家表示，当前沿海的海洋工业布局较为分散，不利于集中整治和监管。在人口密集、资源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存在大量化工项目，增加了环境压力。一些海洋工程项目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统筹协调，布局不合理造成公众环境需求与环境形势之间的矛盾。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在讲到发展海洋经济时，着重强调“蓝绿并进”的重要性。他表示，无论采取任何开发举措，都要充分考虑到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总体目标、总体规划和总体思路的研究。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忠祥表示，地方政府在开发海洋经济资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海洋经济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普遍质疑

  地方政府巨额投资

  是空头支票

  从表面上看，12.8万亿投资红红火火的规划，令人眼花缭乱，但这样规模的投资额能否成功，人们自然表示怀疑。

  从投资增长GDP的角度看是立竿见影的，但从投资效益和财政负担的角度看，未必是地方政府可以在短期承担得了的。这种经济冒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些地方政府抱着“项目上了再说，有钱花了再说，没有钱想办法借了再说”的思想，至于是否有有能力负担根本就不去考虑。

  至今，我们也不太清楚，在地方政府抛出的13万投资计划中，政府投资占多大比例，社会投资又占多大比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投资将主要由政府来完成。过去几年，一些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由于地方政府财力与投资计划差距悬殊，实际投资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不对称。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锐减，各地财政减收渐成趋势。有媒体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

  未来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财政支出困局。财政压力悬于眼前，各地方政府要完成规模宏大的投资，谈何容易。但是，不管从哪方面融资，对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来说，有能力继续进行负债投资吗？继续负债下去，其风险将有多大呢？

  更重要的是，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这次地方地方政府10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因为本轮投资依然以低效重复的政绩工程为主，基础设施建设等仍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一些观察家指出，由于各地政府推出的10万亿的投资计划，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说得严重一点，这12.8万亿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开出的空头支票。

  面对各地在短期内抛出的12.8万亿的投资计划，有人形容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翻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一政策演变成一场固定资产投资大比拼，盲目确定投资目标、扩大投资计划，其后果将会十分严重的。

  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嘴里吐出的巨大数字，其实是对他们希望从国外、国有及民营企业乃至中央政府吸引到的投资所作的乐观预测，而不是地方政府本身在未来几年计划支出的金额。

  在地方财政收入无法完全独立支撑规模宏大的投资计划情况下，如何融到资金成为难题。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与2008年4万亿大规模投资计划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国家对于地方债政策的收紧、房地产调控，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减少，这些都让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投资中捉襟见肘。

  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有些无法理解，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能力提供这么大规模的贷款，因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正为2008年大规模刺激所引致的2万亿至3万亿元地方政府坏账而发愁。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其中政府直接责任达9万亿元，占可支配收入的86%，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其中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2011年新增地方债务3万亿元，规模达13万亿元。

  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1——2013年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到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下。而此次的地方版“4万亿”会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与此同时，7月6日，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直接叫停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至此地方政府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被关闭。

  从目前来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巨量投资热潮和投资竞赛正在展开，这巨量投资计划，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地方银行正在被动员要求支持投资项目，要承诺能够贷款，这会使政府的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而对于银行而言，也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面对如此宏大的投资计划，人们不禁担忧：今天如此巨额投资，会不会成为明天的“财政毒品”。

  今年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偿债高峰。如果地方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债务压力无疑将再度大增。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地方版“4万亿”的一个隐患是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负债，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全国范围今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达1.8万亿元。

  不过，地方政府认为大规模投资计划有助于债务的化解。  

  全年增速

  有望维持8%以上

  预警地方财政

  刺冲动

  厦门大学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9月2日联合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012年秋季预测报告，预计如果通过适当降息0.25个百分点并保持N2增长14%左右，同时辅之以适度的财政政策，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到8%以上，2012年的中国GDP增速仍可维持在8.01%的水平。

  CQMM课题组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尽管遭遇欧元区经济大幅减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不利外部局势，但是，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逐步产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中国经济进入速度转换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认为，现在经济增长率在7.6%至7.8%是正常的，而且高于政府年初7.5%的预期目标，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采取宏观刺激政策。

  课题组也认为，8%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之后的正常增长率，在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未来两年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长率预测值为7.5%。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适度微调，稳住8%左右的增长速度，将重点转向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宜再度启动大规模财政支出刺激政策。

  事实上，二季度中国经济时隔三年再次“破八”之后，市场上要求再次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的呼声再起。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地方版四万亿”火热升温，从6月份至今，多地公布了一系列大手笔长期投资发展规划，各地曝光的投资规模之和已接近10万亿元之巨。

  课题组及参加报告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发出预警，认为以投资为导向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于稳增长有一定效果，但也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课题组进行的政策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下，实施追加“2万亿”财政支出(2008年投资扩张规模的一半)扩张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的增长率，但力度有限；由此带动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不仅会大幅提升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原已失衡的经济结构。

  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地方债问题更值得关注。课题组认为，在当前债务规模较大、发债空间减小、偿债逾期风险较高以及相关的宏观风险背景下，再度推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无疑将恶化政府的债务负担状况。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看来，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速度依赖症”，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目前可用的刺激手段非常有限，还是需要稳投资，但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投资本身不可怕，提高消费能力也需要投资，关键是投资的结构、效率和资金来源，要改变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状况。”刘树成说，投资的方向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即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搞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

  让专家学者更加担忧的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信贷扩张，不能有效刺激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敏告诉记者，2009年开始的刺激政策带来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出现不愿意借钱的情况，而今年四季度可能还会降息0.25个百分点，过多的信贷转化成过剩的流动性，从而引发资产价格大幅反弹。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目前中国最迫切的还是实体经济的转型，要进行供给端的大调整才有可能保持住7%的长期增速，包括切实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决企业的技术转型之困，否则长期的增长潜力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课题组建议，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长效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民众有效制约的有限政府，更好地使财政收入真正用于民生，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做文章，为转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次高速增长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