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逐渐演化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像华为和中兴已经做到的那样，深深融入西方经济和社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要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愿意继续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持续的经济与社会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2012年10月8日，美国机构国会情报委员公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

  该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包括：美国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美国网络提供者应该寻找其他的、非中国的供货商；美国国会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企业应该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对于那些在修建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限制其对美国通信系统的市场准入。

  这个报告不仅打击了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最重要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它们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而且打击了它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业伙伴。这两家巨大、成功的中国公司自20-30年前成立以来，已经深深嵌入了全球商业和电信的网络。华为为多家西方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例如英国电信，同时也大量购买西方生产的设备，用于其在世界各国修建的电信系统之中。IBM是华为最重要的美国伙伴之一，自1997年以来一直和华为密切合作，购买华为的设备。波士顿咨询集团、普华永道、美世咨询公司和合益集团等其他西方大公司，也在华为成为全球性企业的过程中，助了一臂之力。

  华为中兴美国受阻

  是中国对外开放“里程碑”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在10月10日就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评论道，“美国要排斥华为的话，已经为时过晚”（中文版标题为《美国应向华为敞开大门》）。根据他的观点，各个国家试图通过国有电信垄断企业控制本国通信系统（例如美国的AT&T、英国电信和法国电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推断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上，西方应该欢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者，尤其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它是在几十年前才重新踏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加普论称，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提出的指责，即华为和中兴违反专利法，并享受中国以软贷款形式提供的扶持，不应该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破坏性打击，而应由世界贸易组织和知识产权法律师进行国家性仲裁。

  很明显，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毫不掩饰地评论称，它从这两家中国海外旗舰企业身上感受到了威胁。报告称：“中国有出于恶意目的利用电信企业的方法、机会和动机”；“情况似乎显示，根据中国法律，对于中兴和华为来说，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任何利用它们系统的要求，或者以国家安全名义、出于恶意目的利用它们的要求，它们都将有义务合作”。该报告还指责，虽然国会情报委员会多次要求，但中兴和华为提供的信息太少。该委员会尤其担心的是，这两家中国企业都未向它提供充分的信息，解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党委在它们的组织中的角色。尤其是华为，并没有完整地向该委员会说明它的企业结构、历史、所有者状况、运营情况、管理状况和财务安排。

  针对美国众议院的这份报告，中兴通讯和华为科技有什么最新的回应，中兴通讯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配合美国国会一些行动，增加国会对企业的了解，但同时也明确表明了企业目前的态度。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张澍告诉记者：我们也明确地向美国这边表明，我们的设备是安全的，我们的设备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它是绝对的安全的。同时我们也能理解，美国众议院提出来关于国家安全的一些顾虑，但是同时在国家安全顾虑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中兴通讯在全球有140个国家超过500个运营商在使用我们的网络设备，没有说出现安全问题，在别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顾虑。

  公司在9月13号在听证会之后在给众议院的这个回函中，针对设备的安全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澍还告诉记者：比如我中兴通讯的一些设备，系统设备出口到美国这边来，如果你担心它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说担心里面是不是有后门啊，会不会有一些破译的软件内置在里面啊，我可以请独立的第三方，美国这边的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硬件部件和软件的测试，完全独立的测试。

  对于美国国会此举会否对中兴通讯在美国的销售造成影响，张澍认为，美国国会的报告是向国家提出一些建议，并不会对美国的采购商造成直接影响。张澍认为，它主要的职责并不是说能做很多行政上的决策，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把美国市场做得更好。因为目前我们在美国90%以上的收入都是来源于我们的手机。手机在这一块的顾虑呢相对会小一些，我们今年手机的增长的势头比去年还要好，就是我们的市场份额啊，所以我个人判断来看，目前我们美国市场90%依托于手机，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判断。

  美国众议会情报委员会于10月14日正式启动对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第二轮调查。美方给出的解释是，在报告发布后，收到来电称华为和中兴可能拥有更多的可疑设备。消息一出，业界和媒体纷纷提出质疑，美国国会的这一做法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方面此前对于这两家公司的调查已经是师出无名，而此次的再调查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推动美方第二轮调查的幕后黑手也渐渐浮出水面，国内一些业界人士认为，美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思科极有可能成为本次调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业界认为，本次调查极有可能是因为思科联合了一众硅谷公司组团在华盛顿进行大量游说工作。作为世界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的华为尽管在美国市场份额还不大，但在美国通讯设备公司的眼里是潜在的强大对手。

  美国的举措似乎也引起了英国的跟风。据《英国卫报》透露，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对华为及其英国合作商英国电信公司的合作关系调查，以确定华为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电信管理局的顾问托马索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电信企业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业务算是比较成功的，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公司的到来抢了很多当地公司的生意。但托马索认为，华为和中兴的到来给当地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数据显示，华为在欧洲总共有7000多名雇员，在英国的代表处有70%的雇员是英国本地雇员，而其中大多数雇员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因大的电信公司倒闭或业绩不佳裁员而跳槽到华为、中兴。华为前不久宣布在英国投资20亿美金，当时不仅受到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欢迎，而且也受到英国主流媒体的欢迎。

  电信专家付亮认为，这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的争斗，还是中美在IT产业甚至贸易上的一次激烈冲突。“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过于容易，才导致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困难重重。中国市场是时候重新考虑美国企业进入的衡量尺度”。

  华为中兴美国受卡：

  “安全门”背后的潜规则

  来自华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收入为13亿美元。尽管这不是一笔小钱，但从比例来看，仅占其全球超过300多亿美元总营收的约4%。“这显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毕竟美国市场占据了全球电信支出的约20%。”华为内部人士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而在这13亿美元中，有超过9亿美元来自于手机等终端产品的销售。在被华为作为美国市场第三阶段目标的主流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市场，华为仍然颗粒无收。此时，华为已经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流运营商都建立起合作关系，唯独美国市场久攻不下。

  至于中兴，在进入美国市场两年后的2005年，其在美国的合同额仅为30万美元，尚不够支付员工的薪水。

  在2006年获得来自于Oceanic digital Jamaica的第一个实质性合同后的几个月，中兴与阿拉斯加一家名为Copper Valley的公司达成了另一项交易。此外，中兴还为美国从事空中通讯系统运营的AirCell研发了定制化的系统。

  2008年，中兴通讯与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达成了一项有关用于WiMax网络上Modem的交易。2009年8月，中兴为美第二大运营商Verizon供应了一款售价为79.99美元的移动宽带Modem产品。时任中兴美国公司首席技术官的孙枕戈对此项交易高度重视，为此还暂时把家从德克萨斯搬到离Verizon总部更近的新泽西。

  但与华为类似，中兴在美国同样未能进入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供应商名单。中兴新闻发言人戴澍对记者表示，2011年，中兴在美国的销售收入为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手机等终端产品，不到3000万美元的系统设备收入也主要是与中小型运营商在农村网络覆盖上的合作。

  美国几万就业岗位

  依靠中兴华为

  实际上，中兴华为在美国的投入高达几百亿美元。中兴在年初宣布将在2012-2015年向美国的高通和博通采购至少50亿美元芯片，最近几年来，中兴通讯已经在美国芯片和美国设备上投入140亿美元，并为美国市场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2万个就业岗位。华为宣布将在英国投资20亿美元用于移动宽带等项目，未来5年至少为当地创造700个工作岗位。

  2012年华为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2011年海外市场收入占67.8%。今年上半年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426.42亿元，国际市场营收217.57亿元，占比达到51.02%，目前已经排名全球第五大通信设备供应商。

  对美国的企业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放弃采用性价比极高的中国企业设备，并非什么利好。如果担心美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在中国被植入后门，那么思科等公司必须要放弃在中国采购的数目巨大的零部件以及本土人员众多的研发中心。

  “走出去”需要全球胸怀和国际担当

  以前我们常常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今天我们要说：全球胸怀和国际担当。过去30年，中国为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原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称，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工业七国集团的总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评价是，中国给予了世界经济一种“积极的供给冲击”，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劳动力、资本、商品与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中国的廉价产品为发达国家的低通货膨胀率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得以降低利率，以促进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有某种乘数效应。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银行的数据表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增长到2009年的14.5%，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商务部的官员还引用了高盛公司的数据说，2000年到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莉莉娅娜说，中国经济表现出众，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定心丸”。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加强宏观调控等一系列举措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中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许多经济政策值得借鉴，中国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意愿值得赞赏。

  中国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必将有力地带动深陷危机的世界各国走出危机阴影，在全球经济抵抗金融危机当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具体表现。我国企业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视角中，认真研究国外法律条规，避免走弯路，谨防合同陷阱。

  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时机成熟

  华为中兴美国受阻成为国际媒体重点报道的热点，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使有意愿进军海外市场的国内企业变得更加谨慎。

  对于中国粮食企业来讲，培育“走出去”的农业大型企业，通过兴办、承包、租赁农场和合资合作办农场等形式，到境外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农业开发却在默默地进展着。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在积极进军非洲，中非贸易额已经超过每年1100亿美元的规模，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对非洲矿产资源的投资规模同样也在快速增加，超过了150亿美元。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涌入非洲矿区，中国物美价廉的日常消费品畅销非洲市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贷款，中国大学免费培养非洲学生，中国积极加强与非洲现在和未来精英之间的联系。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合作时，从不指责对方的民主、人权和腐败问题。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围绕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西方还有一种谬误是：中国不附带条件的援助跟西方的有条件援助比起来，助长了腐败和人权侵犯。

  《英国晨星报》引用美国教授德博拉·布劳提冈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观点，指出：中国实施援助或商业投资的方式其实是限制了腐败。因为与世行和其他捐助者不同，中国的贷款和援助很少进入受援国政府手中。通常，当一个项目达成协议后，资金直接从中国银行流入负责项目的中国建筑公司，从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员贪腐的机会。然而阅读西方的一些报道，会让人觉得情况正好相反：天使般的西方忙于把人权和透明政府带入非洲，而顽固的中国一直在破坏这些神圣努力。

  我国粮食只能解决95%人口吃饭，还有5%缺口，5%就是6500万，相当于欧洲大国一国的人口。按照400斤一个人计算，就是还有上千亿斤粮食缺口。比较巧合的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增长刚好能养活6500万人。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粮食增产有限，土地有限，粮食长期偏紧并不能改变。

  突破现有思维，转向国外租土地不时为一种策略。既然我国可以国外投资能源，为何不可以投资农业，加拿大、俄罗斯、澳洲、非洲都有大量农地可耕。走出去是一种靠谱的行为。

  鼓励和支持

  更多粮食企业“走出去”

  截至2011年底，我国内资粮食企业中规模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2000多家，走出去到国外开展跨国粮食种植经营的企业有10多家。近年来，内资企业在与跨国粮商竞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储备了必要的策略手段、技术人才等。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债务危机等的深化和蔓延，为我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一段时期以来，少数跨国粮商操纵国际粮食价格、行垄断求独赢、压榨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经营模式遭到了生产者、消费者和相关国家的反对，为我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空间。

  研究制定粮食国际战略，鼓励和支持粮食企业走出去，应本着互利共赢、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原则，积极审慎地推进。既立足于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又大力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自己的跨国粮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掌握国际粮食市场话语权，打好粮食经济牌和政治牌，鼓励多种类型企业走出去。不但应扶持国有粮食企业，也应扶持其他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不但应鼓励以成品粮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也应支持加工转化饲料用粮企业走出去，使各种类型企业发挥优势、形成合力。选准国际化经营的切入点。在产业链上，从生产、物流环节入手，建设大型种植基地，投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立原料产业链，提高物流渠道国际控制力。在投资区域上，应在资源丰富、政治相对稳定、法制相对健全的地区投资。在合作方式上，既应与跨国垄断粮商合作，也应与东道国企业开展联营，采取双赢、共赢策略，建立广泛的国际战略联盟。

  粮食总产量最多的是中国。但是我们高兴不起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长期偏紧这是现实，中国粮食依然是“亚历山大”。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其实一直处于比较原始的工作方式，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人口数量居住密度一直都是处于世界前列，加上对农业科技提升的落后，所以我国的农业一直都是要保证人民对粮食的供应，对农作物的要求是产量而不是质量。

  我国的农业首先是保证产量，然后再到提高质量。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是非常高的，举个简单例子，美国烤制的面包，可以握到手中，伸开手面包可以立即弹开，而我国烤制的面包吃起来往往要掉渣，这就是小麦的质量问题了。所以，我国现在大面积地推行良种补贴，就是为了让农民把作物的质量提高上去。

  从另一方面看，比如朝鲜，他们国家的小麦亩产还不到500斤，而我国的小麦亩产有的已经突破上千斤。美国农业的产量比我国低，但是科技含量绝对比我国要高很多，其中，有美国农业人口少的缘故，也有像我国一样的因素，就是很多人其实还是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全世界也是一样的。

  走出去战略

  是一种方向选择

  鼓励企业、民间资本海外种地。租地种粮、买地种粮是加强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安全防御是最佳选择，防御体系的构筑需要有远大战略眼光和策略。防御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就像NBA的精华就在防御，让对手在进攻中失误，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主动走出去就是一种战术。我们对海外选择性投资，我们需要精心筛选出适合的国家，这方面应该学习中石油中石化，多条腿走路，建立强大的能源体系。

  目前中国与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有农业投资合作关系，直接投资集中于亚非拉及周边国家。经历10年的成长，中国农业正走向国际；中国人正走向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农业开发。农业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限制比较小，对于国内企业走出去是有好处的。

  拥有良好自然条件的非洲理应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多年推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对农业领域的投资不够，导致粮食种植面积缩减，粮食产量锐减。如此格局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农业提供了空间。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早在1990年起就陆续在非洲的赞比亚、几内亚、坦桑尼亚、加纳、加蓬、埃塞俄比亚等国创办了数个农业发展项目。公司在非洲的前期投资并不顺利，不过几经周折，中国农垦的技术人员目前已经摸索出了适合当地特殊自然条件的种植方法，公司经营也转入了正轨，实现了良好的效益。

  尽管在非洲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较高，但是农产品的最终价格比中国也要高出不少。此外，当地的人力成本也远低于中国，在非洲人看来，农业生产已经是理想工作了，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差额使公司在非洲的盈利空间高于国内。

  最近几年，国内许多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非洲投资农业取得了一定成效。2007年，陕西省农垦局获得喀麦隆5000公顷使用90年的土地，总投资6250万美元，开展种植水稻、木薯加工、鸵鸟养殖等项目；湖北农垦局租用莫桑比克赛赛市郊1000公顷土地，与中谷非洲有限公司联合推广水稻、棉花、大豆、蔬菜种植；中国农民在赞比亚建设15家农场，约土地一万公顷……

  从国家层面，对外农业开发被鼓励，国务院在2010年1号文件中曾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据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调研，目前，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有一些政策，但实践中保险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这对小规模企业是致命的威胁。

  据了解，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来自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数据，中国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建立了投资合作关系，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交流关系。

  2004年，黑龙江东宁华信集团与一家俄罗斯企业合作，在俄滨海边疆米哈伊尔洛夫卡地区签约开发4万公顷土地，合约期限49年。华信集团除自己耕种外，还尝试将其中部分土地交给中国承包商代耕。

  类似规模的黑龙江企业，在俄还有四五家。俄罗斯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对外农业合作国，仅黑龙江就在俄开垦土地约600万亩。

  中国人在俄开发土地上，负责耕种的多是中国农民，他们每年8个月到俄务工。不过，在缅甸中国人开发的稻田、香蕉园里，雇佣的都是当地人，仅企业主和农技人员是中国人。在苏丹喀土穆郊区的中国农场，农场工人也大多是当地人。

  在非洲，中资企业办农场在与当地开展农业技术合作和渔业开发。在埃及、苏丹、马达加斯加，中资企业都有较大直接投资。其中，中垦集团开发了6个主体农业项目，总投资3800万美元。

  在乌干达、贝宁、塞内加尔、南非、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等与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有密切的农业技术合作。

  在东南亚，广西、云南两省份的个体和企业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大面积租赁土地，种植杂交水稻、园艺、橡胶、果品等。

  在南美，中国国有企业在气候适宜、政治稳定的巴西巴伊亚州、巴拉那州及巴西北部，在大豆、棉花上有农业合作。

  一个世纪前，玉米和小麦连年丰收令乌克兰成为欧洲的粮仓。盛产小麦、大麦、黑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便位于该国境内。而且，乌克兰农业科技实力雄厚，在农作物育种方面有独到之处。如今，中国想从这个农业国家黑土地上的丰富出产中为自己锁定一部分收成。乌最大农业企业乌克兰农牧集团的负责人格莱娜·科夫托克为公司获得了40亿美元的中国信贷。“目前我们正积极准备以便获得对华出口的认证资格”，她说，“第一步将是玉米，然后争取向中国出口其他农产品。”

  在基辅以东的罗克费特沙，中国为兴建6个粮仓提供了融资。乌克兰农牧集团很快将拥有储量达200万吨的粮仓，兴建这么大容量的粮仓就是为供应中国市场。

  新疆新天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签署规划总投资2.13亿人民币，开发中哈农业科技园。

  中国目前的海外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仅有10年左右发展史。据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数据，发达国家企业单项对外投资规模平均为600万美元，中国平均220万美元，中国农业投资项目平均只几十万美元。

  相对中国，日韩等国的海外农业开发史更为悠久。目前，日本在拉美地区，韩国在非洲、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湾国家在东南亚湄公河地区，让中国企业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除国际竞争，国家间贸易壁垒也会给企业和个体开发者带来麻烦。通常，双重征税、人员签证期限过短、劳务人员数量限制、入境生产资料关税过高等，是中国农业企业在海外经常遇到的困难。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所做的《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投资于农业和农产品企业比例仅占6%。

  总体上看，我国海外农业开发明显滞后。现有海外农业投资规模小，且合作方式主要是政府间的、半合作半市场化的开发方式，盈利能力弱。相比而言，投资海外农业的巨头美国，其大型食品公司控制着拉美地区的热带作物生产和出口。日本在海外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韩国30万公顷海外农田是国内耕地的1/6。

  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王济光指出，中国海外农业开发面临困境与国家扶持缺失有关。他认为，我国虽然提出了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但具体的、实质性的支持少，“走出去”的农业企业不但享受不到在国内开展农业项目享有的多项优惠政策，而且也得不到资金和政策扶持上的特殊安排和考虑，海外“种地”遭遇当地政策难题时缺乏政府出面协调，例如本地用工比例偏高、农产品进出口受限、返销国内征收高额关税等问题。

  专家建议，政府应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支持海外农业开发，通过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企业规模化经营；通过制定农业合作具体规划，指导企业在海外投资农业，减少盲目性和投资风险；通过协调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帮助企业克服政策难题。

  如果说沙特是全世界的加油站、中国是全球生活消费品制造厂、印度为办公室业务提供职员，那么，巴西正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食品仓库。

  与其他国家相比，巴西拥有充沛的阳光、丰富的水源及面积辽阔的可耕地。如今，历史选择了巴西，它正在发展成为下一个全球大粮仓。“巴西将成为农业生产的No.1，”位于圣保罗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安德雷·那萨尔断言，“我认为我们将超越美国。”

  如果这个说法成为现实，那么巴西就可以为全球“粮荒”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中国、印度、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消费越来越多的粮食和肉类，巴西正好可以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商品价格坐上火箭一路飙升，为全球带来巨大的痛苦，巴西却因此得到了巨大财富。正如巴西农业部战略顾问德尔利·多萨所说：“粮食危机对巴西来说倒不是坏事，它让农民们收获了更好的售价。”

  加大农业

  “走出去”支持力度

  农业部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十二五规划里提出：加大农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为企业搭建平台，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这对于中国走出去扩大粮食资源无疑是个积极信号，拓展了中国粮食渠道的新思维。

  现在，卷入世界耕地争夺战的国家至少有韩国、日本、英国、美国、以色列、中国等。其中有的国家在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苏丹和亚洲的菲律宾等国大量租借农用耕地，整个面积至少在2500万公顷以上，已经大致等同于一个英国的国土面积。举例来说，2008年8月，韩国总统李明博约见苏丹驻韩大使，商定苏丹向韩圈提供69万公顷的小麦生产用地，相当于韩国总耕地面积的1/4。日本已经在刚果（金）获得了总面积为280万公顷农园用地。英国一家企业在利比里亚获得了70万公顷的林地管理权。英国、美国、以色列等生物燃料企业都在埃塞俄比亚租借耕地。这些国家在海外“圈地”，有的是要确保生物燃料的原料产地，有的则是在海外建粮食生产基地以保证粮食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注意到这个从2007年开始不断强化的动向，担心由此产生“新殖民地体制”。

  伟大的对手成就伟大的比赛。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你只能比他更强大。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没有退路，只有迎头追击，只有面对。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期望别人来救你的妥协心态是害人害己的。

  那种收购别国低粮价的做法并不可取，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稳定之策。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不妥协不放弃”战略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我们没有退路，5%巨大压力时时刻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5%看似数字很小，其实危机很大，关系几千万的生计，一个大国的人口。粮油不单纯是口粮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非洲是我国

  对外工程承包的

  主要区域

  近几年来，我国一直比较注重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发展。其中非洲地区已是我国对外工程承包比较大的区域之一。仅中铁七局海外公司2008年就新签合同额3亿美元，并成功进入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两个新市场，先后中标坦桑尼亚60公里道路项目、埃塞俄比亚118公里道路项目、赞比亚50公里红土路升级项目、赞比亚34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坦桑尼亚84.6公里道路项目、博茨瓦纳38公里道路项目6项工程等。

  近期，中国中铁海外公司中标非洲加蓬政策公路建设项目，项目工期24个月，合同总金额约合9500万美元，约折合人民币64885万元。中铁七局中标非洲博茨瓦纳道路修建项目，工程合同价值约3019万美元，总工期为18个月。另外，中交建设集团中标加南部富加穆至穆伊拉公路，全长116公里，造价820亿非郎，约合1.23亿欧元，工期36个月。中水电集团中标加东南部拉莱尤至拉斯图维尔公路，全长97公里，造价598亿非郎，约合8870万欧元，工期32个月……

  众所周知，对外工程承包是带动工程机械设备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出口至非洲地区的工程机械设备主要涉及装载机、压路机、挖掘机、混凝土机械、推土机、起重机，以及卡车、叉车等全方位的工程机械产品。一批企业如三一、中联、徐工、厦工、柳工、龙工、鼎盛天工、力士德、常林、山推、一拖、江麓等众多品牌也纷纷在非洲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

  2/3资金来自中国

  近10年来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近30%。200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10年达到1269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的对华贸易占到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达到了790亿美元，全年有望再创新高。

  投资合作是中非合作的新亮点，尽管目前规模、总量还不算太大，但发展很快。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00亿美元，仅2010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0.7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目前在非洲落户的中国投资企业超过2000家，涉及农业、电信、能源、加工制造以及餐饮服务等很多领域。

  50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为非洲援建了800多个成套项目，建成铁路2000多公路、公路3000多公里，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3000多名，派遣医疗人员1.7万人次，同时还减免了部分非洲国家在华债务。

  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这也是中非合作的重点。多年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商业贷款等各类资金，用于支持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南非标准银行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2/3的资金来自中国。中国企业在电力、通讯、交通、能源等各领域建设了大批有影响的项目，中非经贸合作使双方受益。中国的出口商品为非洲人民提供了多元化选择，中国商品经济实惠、丰富了非洲市场，降低了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使广大非洲消费者，特别是购买力较弱的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越来越多的非洲商品以零关税进入了中国市场，既降低中国企业的进口成本，拓宽了中国的进口来源渠道， 又增加了有关非洲国家的出口创汇。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能源产品不仅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了非洲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的一批公路、港口、机场、电站、电信以及工业生产等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当地产业水平，扩大了当地的就业，培训了当地的人才， 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中非相互需求将日益增多，共同利益将继续扩大，中非经贸的合作也将更加光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不断扩大从非洲的进口，逐步扩大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享受零关税的输华产品种类。通过在华设立的非洲产品产销中心、非洲商品展等平台向中国消费者推荐非洲特色商品，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通过中非发展基金、经贸合作区、专项贷款等措施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重点在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旅游、环保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并加大技术转让和人员培训力度，提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扩大对非的援助规模，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投入，着力支持非洲改善民生、促进就业，深化双方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环保、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筑企业的

  非洲生存环境

  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非洲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2010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业务营业额已达385亿美元，而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数量似乎难以得到精确统计，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等基础建设需求旺盛的国家，都分别有数万之众。

  佛得角，非洲大陆的最西点，人口不过50万，这个在非洲地图上也不容易发现的小国，最大的超市，最好的学校都是中国人建造的。

  济南四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外资建筑公司。它承担了大量中国驻外使馆工程，在建馆过程中探寻海外市场，也曾考察过欧洲诸国，但发现门槛太高，根本没有自己的机会，2005年，在佛得角建完中国大使馆后，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名字就叫“济南”。

  “这里市场潜力有限，济南市的人口是它的13倍。”济南四建总经理曹晓岩说，“但是我们打算将它作为一个通向非洲的试点。”

  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刘迎军介绍说，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对非洲50多个国家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达到400亿美元，直接投资130.4亿美元，其中2010年，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达到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

  在非洲承包工程，最大的风险要素来自“人”。劳动力大规模跨境流动，会带来层出不穷的管理问题。国外劳务环境非常特殊，工人对收入期望很高，营地相对封闭，工人的不满很容易发酵，再加上背井离乡，维权意识反而更强。食宿条件不佳，拖欠工资等这些在国内经常发生的行为，甚至会演变成外交事件。

  劳务成本曾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的主要优势之一，近年来此优势正在迅速消失。2004年，北京地区建筑行业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壮工”，日薪在40—60元人民币，在阿尔及利亚打工，日薪约120元。而到2011年，同样劳动力日薪150元左右，在阿国则为260元左右。

  另外，国内劳动法在非洲难以执行。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公司在海外多实行计件工资，并无加班费之说，但工人亦有反映：既然是中国的企业，就应执行劳动法。据说全国总工会调研后，暂时也无明确思路。种种压力之下，属地化、提高本地工人比例是大势所趋，但这会遭遇一系列文化冲突，绝非一蹴而就。

  海外承包工程考验的是整体的商务、技术、管理水平，相比欧美与韩国公司，我们依然差距巨大。例如在国际工程项目中，EPC（工程总承包）模式渐成主流，在承接合同中，暴露出中国建筑企业在设计、规范方面的短板。欧洲建筑公司设计与施工相互渗透很深，能做到真正的一体化，而在中国，从学校教育到工程实践，沿用前苏联模式，设计与施工相互分离，设计工程师缺乏施工经验，施工方也难以提出对设计方的要求。有些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明确土建标准，谁来就用谁的。大多数国家使用欧洲的标准，如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法国或葡萄牙，且往往借鉴得生硬而片面。遇到后一种情况，中国企业往往会在规范对接上耗费大量精力，甚至影响项目的成败。

  中国公司的施工能力与施工效率虽然在全球首屈一指，但在非洲承包项目，往往都是从失败的路上开始的。“在投标阶段就要把握风险，如果是照搬在国内的方式难免会走弯路。”中国建筑集团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总经理陈文健总结，“交学费是难免的，但不能一方面自己重复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其他企业还在前仆后继地犯同样错误。”

  我国工程机械设备

  出口非洲优势明显

  由于非洲地区的工程建设市场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非洲地区对质优价廉的工程机械设备更青睐一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如双丰塔机等建筑机械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而且质量过硬，售后服务比较健全，适销对路。因此，我国质优价廉的工程机械设备在非洲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在非洲占优势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受金融机的打击，在非洲的投资正在缩减，这也在客观上为中国工程机械设备扩大在非洲市场份额提供了一个机遇。

  第三，出口非洲的环境日益看好。2009年，我国领导人将本年年的第一次外访任务定在非洲，也表示了国家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在也客观上为我国工程机械设备的出口赢造一个良好的出口环境。其实，“中非友谊”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一直高度关注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援助非洲时，我国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不断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电信等领域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已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亮点。这些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与投资，必将扩大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在非洲地区的需求。

  非洲，必将成为中国建机行业的蓝海，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