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的杨灿明教授依然繁忙，不是处理学校公务就是出差参加学术活动。近日，记者有幸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晓南湖畔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世界经济形势

已处于“后危机状态”

经济全球化之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搞清楚世界经济形势。杨教授说，当前世界经济已属于典型的“后危机状态”。所谓“后危机状态”，即指世界经济有诸多不确定性，用浙江大学赵伟教授的话说，就是世界经济总体上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大体处于一种“中等偏下”的状态。这种状态前年开始显现，到去年则趋于明朗化。

为什么说世界经济总体上不会太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隐患”迄今还未消除。什么是“根本隐患”？就是世界经济失去平衡，这是导致本轮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而根本性的因素。

二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动力”依然缺乏。

然而就目前来看，构成“前危机时代”增长的“基础动力”及其效应业已衰减殆尽，新的动力源迄今尚难看出明显的迹象。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经济也不会太糟糕。因为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对世界经济发挥着“兜底”与稳定的作用，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

一是“后危机状态”下迅速露头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多数国家和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不仅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重要隐患，而且未能及时阻止这种隐患的扩展，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种治理框架的形成须经历长期的大国博弈过程，但目前3个层次的集团化（“G”）互动治理格局已经露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全球治理框架的作用。

第一层次是G20，由全球最大的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这是全球最大、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经济协调组织，其影响力与权威性不仅源自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源自其组织决策机制——国家领导人高峰对话。从2008年11月G20首次峰会至今，已召开了7次峰会，作用比较明显。

第二层次是G7与G5（金砖五国），由经济最发达的西方7个工业化大国和增长最快的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带有“俱乐部”互动特征。

第三层次是G2，即中国和美国间的对话机制。这个层次的“集团”虽然还并不正式，或者说并不一定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共识，但其寓意不可低估，中美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二是全球经济核心之间的要素互动态势。全球经济的三大内核分别为美国、欧盟和东亚，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发生在东亚和欧美之间，大区域经济失衡主要发生在欧盟的核心成员（德、法、英）与外围（西、葡、希）之间。可是值得关注的是在东亚的盈余及储蓄与美欧赤字或储蓄缺口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与互动的联系。东亚国家的巨额储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美，或在美国与欧洲之间进行平衡，构成了全球金融的一股支撑与稳定力量。反过来，欧美也给了“东亚制造”以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支持。

后危机状态下的

中国经济转型机遇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大势来分析，2012年很可能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成败的关键一年。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转型升级的机遇，这次不能再错失良机了。

错过的机遇就是金融危机袭击所营造的环境，亦即2008年末到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收缩。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收缩形成的外压，可作为国内经济调整的重要“推手”，如若政策得当，不仅可顺势启动市场重心的转换，而且可营造产业与企业“裸泳者”出局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转型升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其实经济危机就是一种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危险也是机遇，是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是“看不见的手”偶尔露真容的时候。有人说不经历两次经济危机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大力度刺激经济却导致了新一轮的粗放扩张，给“裸泳者”继续浪费资源以可乘之机，使地方政府得以延续以往形成的铺摊子战略。这不仅错失了经济调整的良机，而且埋下了如今调整的诸多新障碍。

现在真的到了该决断的时候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的“后危机状态”依然在给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营造新的机会。世界经济短期与中期内的频繁震荡与走走停停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的外部环境不仅不会太差，而且有可能改善。两个层次的外部环境可望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一是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中国因素”。别的不说，单是欧元区麻烦的延续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隐患的存在，就足以强化握有巨量外储国家的国际博弈分量，因而提升“中国因素”的影响因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朱明说，现在世界上大事小事都喜欢拉着中国，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二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素支持。当前，世界三大工业化经济体有两个近乎“停摆”，唯有美国增长强劲，则全球战略性资源与研发要素的供求缺口多半会趋于缩小，朝着有利于需求一方变化。非常清楚的是，虽然自主创新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但这一过程离不开外部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对全球资源的依赖也有增无减，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全球研发要素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研发要素是创新型专业人才与相应的人力资本。

然而问题在于，决策者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在一个互联网链接与国际分工深入到产业链与产品价值链层面的全球化新阶段，即便只考虑中国自身利益而不顾其“邻居效应”，在接下来的“后危机”时段，无论面对近期的欧元危机，还是早先的美国国债违约等影响全球经济的因素以及个别经济震荡与麻烦，中国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幸灾乐祸，因为任何类似麻烦都可能逆转世界经济复苏，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失，中国必须是负责任的大国。对他国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负责任。

中国的战略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杨教授认为，2012年世界经济无论向好向坏，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调整战略，这便是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是要由为生产而生产转向为消费而生产，由主要为外国人的消费而生产转向既为外国人的消费而生产，更为中国人的消费而生产。其中，以国民福利增加为导向的对外经济调整之要义，首当其冲的无疑是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市场结构。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2011年，中国出口增速依然过高，国内市场受通胀困扰依然成长较慢。至于更深层次的转型，即变铺摊子式粗犷式扩张为集约式增长，做起来困难，因为后面涉及体制因素，迄今未有明显进展。

二是要由以物质资本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本为主，以国富为主转向以民富为主。这是两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现在放到一起来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增加居民收入，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无法真正扩大内需。有人担心增加工资会导致通胀，这有道理，工资和GDP顶多同步增长，否则工资增加物价就上涨等于没加。现在中国的问题难就难在第一，其实中国人手上有不少钱，很多人的工资外收入比工资多得多，但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所以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简单地加工资的问题，而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是收入结构调整问题，既包括纵向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横向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调整。第二，中国长期以来为生产而生产，因此形成的供给不少是无效供给，这就使得收入的增加并没有相应的物资作保障，自然增加了通胀的压力。

三是要由资源消耗为主转向科技创新为主，强化自主创新，建设自主品牌。由于这方面的缺失，过去我们简单加工出口是吃大亏的，因为没有品牌，没有定价权，以致原材料消耗在我国，环境污染在我国，我们得到的利润却十分微薄，大体只有10%。这就与教育发展和科研激励有关，而没有真正的企业，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光靠政府，是很难有真正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这需要企业的内在动力。

杨教授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要适时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变片面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基调为双向鼓励的基调。这样不仅有利于强化进口以有效地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损失，而且可在短期内增加国民福利。我国现在外汇储备太多，不是好事，等于在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贸易经济学研究一再揭示，进出口平衡的贸易将导致双赢与国民福利最大化。

二是消除人民币汇率“升值恐惧症”，要变外压下的被动升值为促企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福利最大化为主旨的积极升值。浙江大学的赵伟教授认为，货币汇率是切割国际贸易福利的一把“双刃剑”。改革开放前期，为突破外汇与储蓄双缺口，我国不得不采取贬值与低估汇率的策略，目前“两缺口”已成“两过剩”——外汇过剩与国内储蓄过剩，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与其屡屡迫于外压升值，不如主动升值。升值战略不仅可变国际经济博弈被动为主动，而且可带来其他利益。直接的利益包括：抑制了通胀，刺激制造业强化管理，提高出口制造品尤其是机械产品的竞争力。间接地来看，货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好处是减弱通胀压力和切割贸易福利。说到人民币问题，杨教授补充道，从长期来看，要积极争取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一国货币的世界地位既源于一国的经济地位，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提升该国的经济地位，乃至政治地位。

三是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变以往积极鼓励的政策为中性政策。其中引进外资方面的政策应与产业升级衔接，要尽力避免为引进而引进，甚至在引进中各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使外商（还有不少实际是假洋鬼子）坐收渔利的情形。而在企业“走出去”政策导向方面，须防止盲目的“驱赶”政策，尤其是所谓的“腾龙换鸟”政策导向。在海外投资是有很大风险的，既有经济上的风险，更有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必须慎之又慎。地方政府战略与政策的着力点，须置于制度供给上，以制度供给营造产业与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将企业空间扩张战略与策略交由市场竞争去决定，通过优化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事实上，在产业发展问题上（这里主要指赢利性产业），市场必然比政府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