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的挑战：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三是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三大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环境瓶颈，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三项重大发展挑战。如果没有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进行的大量净资金转移，将造成金融资源分配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独特背景。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按照十八大的规划，还有大量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融资建设；另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长期处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产品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水平转变。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距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和压力决定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更决定了未来几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需求，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

  就国际化而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国际合作，从中熟悉国际规则并寻求与掌控其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到国际市场“开发”资源；另一方面，在促进全球GDP增长的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建立从基于“开发”理念到“发展”理念的模式转型，并向投资对象国输出整套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

  快速采取行动：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应该及早做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吸引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为此，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发展理念，应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从“科学”到“思想”发展的战略转变，并以此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参与全球治理发展需求的战略和方法。

  中国再平衡总体战略：

  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今中国与全球经济已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

  首先，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内外兼顾、积极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失衡的主要顺差方，又是当前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然而，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主要由我方造成，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盯住其他意义更为深远的目标。其一，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以往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以往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其二，通过积极参与G20等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三，通过创造消费需求，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再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要点是：第一，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相对平衡；第二，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第三，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第四，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再平衡的内外路径：

  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

  在内部路径方面：第一，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受制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和传统消费观念，中国私人消费仍然增长乏力。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实现收入均等化是刺激消费也是稳定社会的首要路径。现有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推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但忽视了机会均等化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基础上，更要强化在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均等化，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负，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使私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他国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最终加工装配制成品的“转嫁性”出口，这体现了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升级，从而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仍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营造创新这一商业活动所必须的土壤，这比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第三，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将经常项目盈余留在国内使用，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之一。

  在外部路径方面：第一，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G20比G8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当前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更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势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拥有较之以往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需联合“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国际政策协调，扭转失衡的循环机制，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二，加强与美日欧的双边、多边经济协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协调，中美是此次失衡最重要的顺差方和逆差方，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中国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两国经济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结构上的再平衡，则全球经济再平衡水到渠成。但这需要中美两个大国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国内、国际政策。

  第三，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商品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因此受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必须重视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同时，也应不断扩大进口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决定了失衡循环机制的方向性——盈余以美元资产回流美国支撑其高消费，同时也成为美国低成本向外转嫁危机的基础。因此，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多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须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