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两次浪潮

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界工厂”机遇。在1979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1978年的9.6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量健康的劳动力。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大力对外开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随着ERP等远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广，跨国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石油等价格非常廉价，1994年仅每桶14美元。这使得欧美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20年被压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本基本无需投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的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中国，先是在2007年10月将A股上证指数推高到6124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

从世界工厂效应而言：1、中国人口红利盛极而衰，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33岁了，即按大学毕业21岁算，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工作10年了，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2、跨国公司早已度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3、人民币大幅升值了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4、资源由原来国内的廉价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6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56%的石油靠高价进口，100美元的油价已经很平常；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

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全盘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在股市10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在楼市100万元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均成为输家，不仅将过去20-30年的财富积累基本亏在其中，更将未来20-30年的预期劳动收入深深套在楼市泡沫中。同时，楼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更难以负荷。

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2倍于GDP的增长，加上国有企业在金融和资源的垄断，都成为中国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

重塑中国的竞争力

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在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上，第一次倾斜向了中国。

但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高新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大力推进环保循环经济，以降低对海外资源依赖；更未能乘2008年国际商品资产价格大跌而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结果以中央4万亿带动全国18万亿元大兴土木，推起了一个把所有刚需者，也把中国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巨大楼市泡沫。

与此同时，美国却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难题金融寡头利益扩张与选民福利扩张的冲突仍未能解决，它的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达摩克利特”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阶段性小复兴。

很显然，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困难要比美国更大得多，同时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也会让热钱如惊弓之鸟大规模撤离东亚，从而使中国的问题，如同潮水退却后那样，在海滩上显得更加突兀。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迎来一个中长期贬值周期。

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要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中；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4、A股彻底扭转“利益输送市”，变成真正优化配置资源的财富成长市，激励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环保循环经济。此外，遏制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

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这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明的领导权威，以推动变革。

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初步竞争力再造。即至少未来5年中，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找准中国经济

在亚太的位置

2012年CCTV第十三届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将于12月12日揭晓。作为中国经济界“一榜知天下”的年度盛典，本届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亮点是，首次推出全新子品牌亚太年度商业领袖。

正是藉由新推出的“亚太年度商业领袖”，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这个品牌正式走向国际。

自2000年起至今，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已走过了12年。应该说，12年里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但大体实现了“一榜知天下”的初衷。不仅该评选成为中国经济界的年度“奥斯卡”，而且通过上榜的年度经济人物，也能相对清晰地感知、触摸中国经济的波诡云涌，从而为人们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借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发言权的扩大，将一个国内的评选推广到世界，是一个品牌的合理延伸。但如果跳出这种简单的品牌策略考虑，“亚太年度商业领袖”的推出，实际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反观自我的机缘。尤其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减速的微妙关口。如何准确认识自我，成为不容忽视的课题。

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习惯于以高速增长去追赶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许多人能轻易说出欧美那些著名大公司，但极少人能了解亚太地区有哪些著名企业。除了日本，我们是否熟悉印度？是否熟悉泰国和越南？如果不是所谓的“龙象之争”，我们会否关注印度经济同样在强劲增长？而相比于这些大国，泰国、越南、印尼的经济，其实也取得不俗的成绩。

目前，整个亚太经济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5%，占贸易总量的44%。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亚太经济尽管增长减缓，但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为何会取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看似简单的疑问，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能解答。

如果不能了解自己在亚太地区处于何种位置和地位，也就很难洞悉自己之于世界经济的角色。“亚太年度商业领袖”评选的真正价值，也许不完全在于让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品牌走向世界，而是让习惯于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在自身经济减速的同时，能够冷静片刻、找回谦逊，不仅理智地审视下自己所处的亚太地区，也理智地审视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