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社会责任运动是在中国具有更多的商业性质和商业目的，在实际当中对于提高劳工标准和保护劳工权益的作用非常有限。资本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于劳动力的压制和剥夺，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获取了惊人的超额利润的同时，世界各国工人在“工资和劳动条件向下竞争”的驱使下，生活趋于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麦当劳、锐步、耐克、迪斯尼、沃尔玛公司在内，相继开始旨在对于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实施以劳工标准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运动，而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国际组织也都相继在中国登陆。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作为跨国公司供货商的企业，接受了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检查。

  由于作为采购方的跨国公司在市场上占据主导优势地位，这从外在推动了CSR在中国的发展,使得处于产业链下端的“中国制造”企业被拉进CSR阵营，中国企业为了拿到订单，不得不进行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但是对这种由买方驱动的社会责任，不足以从根本上推动工厂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产绩效的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制造”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中国企业根本无力同采购商进行价格谈判，这使他们所分得的利润份额少得可怜。香港乐施会2004年所作的报告显示，假设一件T恤衫的成本为100美元，那么工人工资所占的只有1.75美元，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下游来说，总有更低的报价。利润空间经过不断地打压和缩减，已经处于仅够企业维持运转的状态，而有些采购商不仅压低产品的单价，而且本应是政府给予出口企业的退税补贴也在压价范围之内，常有采购商要求占有这笔钱。一个生产无纺布的老板抱怨，一集装箱的布只赚100多元甚至几十元钱。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采购商要求的交货时间也缩短了一半，有的企业从原来的60多天缩短到25天。这25天包括订货、打样、样品审查、采购、加工等环节。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工厂的存活，企业只好请人加班。采购商一方面把产品价格压到供货商几乎都是赔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向企业提出社会责任的要求，对供应商构成了深层次的挤压。单纯要求下游制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极大压榨企业利润空间，极大享受获取廉价资源所带来的利益，却不按照利润来分担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只考虑制造企业要给予工人“体面的劳动”的报酬，却不给产业链中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以“体面的价格”、“体面的利润空间”。消费者要买便宜的东西零售商希望零库存，产品款式及时按流行趋势更新换代，跨国公司要求严格的供货时间，全球采购极力压低进货价格，所有这一切在供应链上一环传下一环的盘剥，其负面作用使企业基本失去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条件，最终是工人付出了代价。

  在高附加值产业，SSR的空间或许比较大，但在低附加值产业，却是相当艰难，“供应链相生”的理论难以发挥作用，在制造业中，聚集的正是大量的低附加值产业，要想真正推动CSR，就意味着要么提高集中度，要么抛弃这些工厂，在全球化的制造业链条上，跨国公司是渠道的控制者，他们要求进行强制性的责任认证或COC（行为守则）认证，成本都推给了下游，供货商在供应链中缺乏价格谈判的能力，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而跨国公司并没有在价值链上负起应负的企业责任，并为价格上采取合理的让步，而最终导致大量的供应商失去了履行社会责任应得的利润空间。

  跨国公司执行的CSR标准非为两类，一是跨国公司自行设立的有关企业内部劳工标准方面的自律性规则，即“自我约束”，二是作为第三者的社会监察和认证组织，按照以国际劳工标准为依据而制定的“工厂守则”或“生产守则”，对于企业的劳动标准实施状况进行监察并予以认证，即“社会约束”。由于前一种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才促使了一种认证形式的产生。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一种形式也未能摆脱商业性的影响，由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SA8000的高额认证费用已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利益团体的产生。某省工会组织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一个千人企业要通过SA8000的标准需要支付给咨询公司20万~30万元，这还不包括整改的费用。既然要支付给第三方几十万元用来改善本厂的劳工标准，为什么老板不干脆用这笔钱来自己来改善措施呢。可见营利性的认证标准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是相悖的。

  正是因为有盈利的空间，SA8000才在中国被大肆宣传，几乎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名词，现在一些企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拿到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认为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终结。由此产生认证商业化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履行CSR是为了获得订单而不得不接受的行为，作为跨国公司，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一些有责任感的检查认证人员透露，认证中弄虚作假现象十分严重，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通过检查认证而不惜向检查认证人员停工作假的工资单和工作时间记录，威胁工人必须按照企业规定口径回答检查认证人员的询问等，事实上，这个标准在国外的影响并不大，也并非宣传的那样，拿到SA8000就拿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介绍，欧盟企业社会责任局的局长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曾表示，即使在欧盟国家也只有10%的企业承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此外，跨国公司要求CSR有时候也成了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国外采购商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出口企业，而对于一些能源型行业，比如煤炭行业矿工的死亡率很高，这是比恶劣的劳动条件更为恶劣的违反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但很少听说采购商会为此而抵制进口中国的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