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杨现领博士、华中炜博士也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与起草）

  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展望未来十年，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的城市化更能触动投资者的神经，中国和全球资本市场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房子、汽车和家电消费联系在一起，也已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浪潮画上等号，基于这种常识性判断，资本市场依然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的城市化寄予厚望。

  然而，魔鬼可能藏于细节之中，斯蒂格利茨的这个判断把握了故事的轮廓，我们还需关注故事的细节。从国际经验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城市化也未必自然导致经济增长。换言之，城市化既可以与高增长相联系，也可以与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相联系。过去20年，尽管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极快，却并非最快，利比亚、苏丹和莫桑比克的城市化速度都快于中国，但它们依然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钢材、水泥和电力消费量均远低于中国（图表1、2展示了这个细节）。

  那么自然的问题便是：为何有的国家城市化可以与持久的增长与繁荣相联系，而有的国家城市化却与停滞和贫困相联系？为何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省份之间、同一省份不同城市之间、同一城市的乡城之间会呈现广泛而持久的财富差异？过去10年中国的城市化与财富增长之间保持了正相关关系，未来10年这种相关性会强化、弱化或者消失？

  一、3D—城市化：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繁荣的“黄金法则”

  （一）城市化：几个典型事实

  Facts 1：从单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来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或者相关性强弱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历史上，从1880～1940的60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增长率保持了极为一致的相关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之后，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依然保持上升态势。一般性的解释是，在初始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反映的是劳动等资源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所刺激的生产率上升，这是一种资源的产业配置效应；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上升反映的则是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大幅度改进，而这通常是由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所引起。

  一个相反的案例是巴西，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也有明显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虽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1980年起的5年里连续出现大幅度下降。

  Facts 2：财富不会在同一时间均匀地到达所有地方，即经济增长和城市繁荣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

  这是一条从实际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适用于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国家之间。城市发展会将农村远远摔在后面,一些省份生活标准迅速改善，而另一些省份却仍然落后；一些国家迅速变富，而另一些国家则持久变穷。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不是平的，至少从城市化和财富创造的角度看是如此。几组数据可以从多个维度揭示这种财富地理分布不均现象：

  第一组数据： 2007年，以GDP总量衡量全球最大的600个城市人口规模达15亿，占比为22%，GDP规模达30万亿美元，占比超过50%；2025年人口规模将增长到20亿，占比25%，GDP规模将增长到64万亿，占比将接近60%。

  第二组数据：美国和西欧的大城市数量分别为259、186个，GDP占比分别为84%、64%，人口占比分别为80%、58%，人均GDP分别是其他城市的134%、130%；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分别为289、710个，GDP占比分别为76%、78%，人口占比分别为55%、48%，人均GDP分别是其他城市的257%、383%。这组数据也暗示了城市化速度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和财富会迅速向大城市集中，财富的地理分化更为显著。以中国和美国的对比来看，中国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不到一半，而美国的这一指标已超过8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集中度的提升、城市化成长空间仍然巨大。从大城市与其他区域的人均GDP来看，美国人均GDP差距很小，而中国大城市人均GDP约四倍于其他地区，这意味着在人口集中程度仍有提升空间的情况下，中国的财富分布不均现象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延续甚至强化。（见图表3、4）

  Facts 3：一个国家实现多极增长所需要的经济、贸易和地理条件极为严格。

  通常，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多极化增长，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关键取决于几个条件：（1）一国经济中心和贸易伙伴边界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范围内外围地区的规模大小，距离越短，就有越多的外围地区容易被排斥在繁荣之外。（2）是否拥有一个占据主导力量的贸易伙伴，如是，则贸易更容易被拉往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以视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只有一面面对海洋，贸易集中在东部，使广大的内陆地区成为宽泛意义上的“外围”地区（巴西与中国类似）。美国则是一个相反的案例，其国际贸易的方向不存在单一性，西部有东亚贸易、东部有欧洲贸易、北部有加拿大、南部有墨西哥，每个方向都只分享贸易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基本不存在所谓的外围地区，全国各地不同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实现平衡增长。（见图表5、6）

  Fact 4:从经济地理角度看，中心城市的地位一旦确立，往往就有很强的延续惯性。

  从经济历史看，虽然中心城市的地位并非命中注定，它可能起源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甚至历史偶发因素，但是只要一个中心形成，通常它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就成为一个地理事实，中心的集中优势和交通基础设施2的结合，会自我加固中心的地位，纽约、伦敦、巴黎这些中心的强势地位可能会延续。（见图表7、8）

  不过，另外一个的事实也很重要，从近代国际主要都市的演进看，一个繁荣、活力四射的中心城市从来不会将她的邻居（外围城市）置于贫困的境地而无动于衷，这意味着城市化中的“邻里关系”很重要。

  在美国，纽约的繁荣直接辐射到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并间接辐射到周边40多个中小城市；芝加哥的繁荣直接辐射到底特律、密尔沃基和布法罗，并间接辐射到周边30多个中小城市；洛杉矶的繁荣直接辐射到旧金山、西雅图、圣地亚哥，并间接辐射到周边30多个中小城市。结果就是，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作为美国三个最大的城市中心，把她的繁荣和增长传递到辐射范围之内的次城市中心和中小城市，成就了美国相互独立的“三大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