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浪费不减，宴请单位成谜……连日来，记者深入部分餐饮市场，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铺张浪费仍普遍存在。在全国上下倡导厉行节约之时，铺张的场面格外“刺眼”。

  ★我们从粮食浪费的数据和现象中发现，浪费已成为必须引起国民高度警惕的大是大非问题。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时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看到灾荒饥饿给共和国蒙上永远不能忘却的耻辱。

  “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曾是前辈教育后代要节约粮食的警句。当世界粮食危机爆发的今天，我们重新温习其中的含义，增加了一分沉重，一分担忧。我国民众心态对粮食并非那么在意，对农民并非那么尊重，对农业并非那么关注，对墙壁上贴着的“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标语只当是一种装饰，因为我们今天的食物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例非常小。在改革开放之前，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的年代，微薄的工资仅仅够吃饭。当今的中国人大部分没有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饿过肚皮，并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曾经有位长辈告诉孩子要节约，不要浪费粮食，说当年缺粮少穿，日子很艰难，孩子不解地来了一句典型的司马衷式的反问：没有吃饭，可以吃点心呀！弄得这位家长哭笑不得。

  当然还有很多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和“文革”的成年人，比较理智地认为，这点浪费算不了什么，毕竟现在收入高了，再怎么也不会饿肚皮，况且有袁隆平的超级稻，中国不会出现粮食危机。节粮与我无关，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号，一种危险的认识。

  全球浪费粮食日趋严重，一方面粮食需求增加，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浪费粮食随处可见，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甚至一些贫穷国家也存在浪费粮食现象。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每年市场出售食品1.6亿吨，其中4370万吨浪费掉，相当于整个市场供应的27%。另据报道，英国人每天扔掉440万个苹果，160万根香蕉，130万罐酸奶，66万个鸡蛋，55万只鸡，44万份熟食，30万包土豆片。中国人浪费食品现象也非常严重，公款消费，大吃大喝最为突出。

  我们引用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主任田雨军的分析数据来看节约与浪费粮食的关系：

  从我国的人口基数进行最低浪费推算：按我国现有13亿人口计算，如果每人每年浪费0.5公斤粮食和0.5公斤食用油，总共就是6.5亿公斤粮食和6.5亿公斤食用油；如果每人每年在合理消费的基础上再节约0.5公斤粮食和0.5公斤油，又是6.5亿公斤粮食和6.5亿公斤油；两者相加是13亿公斤粮食和13亿公斤油。

  如果把这部分粮油节省下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推算出几组数据——

  （一）粮食方面：

  1、按价格推算，如果每公斤成品粮平均价格是3.0元，那么这个环节节约下来的13亿公斤粮食的总价值就是39亿元；

  2、按种植面积推算，如果每亩粮食平均产量为500公斤，那么生产13亿公斤粮食需要的耕地大约是260万亩；

  3、按铁路运输量推算，如果每节车皮平均装运50吨粮食，那么装运13亿公斤粮食就需要2.6万节车皮，连起来的总长度大约是338公里（按每节车皮长13米计算，下同），可以从北京排列到山海关；

  4、按完全劳动生产成本推算（劳动力、水、电、机械、化肥、农药成本等，下同），若每亩地种粮综合成本为300元，那么种植260万亩土地需要完全劳动成本7.8亿元，仅此一项相当于19.5万农民一年的总收入（按2007年全国农民平均年收入4000元计，下同）。

  （二）食用油方面：

  1、按价格推算，如果按各种食用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2元计算，每年节约下来的食用油的总价值约为156亿元；

  2、按种植面积推算，如果各种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50公斤，生产13亿公斤食用油需要的土地总亩数大约是520万亩；

  3、按铁路运输量推算，如果按每节铁路专用油槽车装运60吨食用油，装运13亿公斤食用油需要2.17万节车皮，连起来的总长度约为282公里，可以从北京排列到北戴河；

  4、按完全劳动生产成本推算，若每亩油料作物综合成本为400元，那么种植520万亩油料作物就需要完全劳动生产成本20.8亿元，相当于52万农民一年的总收入。

  从我国粮食种植收割、仓储运输、加工利用、综合消费、饲料工业等的最低浪费推算（不含国家标准规定的自然损耗）——

  据农业部门抽样调查，每年在生产、仓储（含农户储粮和城镇家庭储粮）、运输、加工（含深加工、饲料、工业用粮加工等）、餐饮及家庭消费等诸多环节浪费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7%-18%，也有的主管部门抽样调查结果是8%-9%，这一数据是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但为了稳妥和更具说服力，我们在8%-9%的基础上再降低3-4个百分点，按浪费与总量比为5%（即生产环节1%,仓储环节1%,运输环节1%,加工环节1%,消费环节1%）计算，近年我们国家粮食年产量一般在5000多亿公斤左右，浪费的总量就是250亿公斤左右，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推算：

  （一）按价格推算，如果每公斤成品粮平均价格是3.0元，每年浪费的粮食总价值约为750亿元；

  （二）按种植面积推算，如果每亩粮食平均产量为500公斤，生产250亿公斤粮食需要的耕地就是5000万亩；

  （三）按铁路运输量推算，如果每节车皮平均装运50吨粮食，装运这些浪费的粮食需要50万节车皮，这些车皮连起来的总长度约为6500公里，从我国最北端排到最南端还余了整整1000公里；

  （四）按农民完全劳动生产成本计算，若每亩综合成本为300元，那么要收获这些粮食就需要完全劳动生产成本150亿元，相当于375万农民一年的总收入。

  从调整粮食产成品结构和科学膳食方面推算——

  科学研究表明，粗加工国标粮油比精深加工粮油的营养价值更全面，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积极倡导多吃标米、标面、标油，不再去刻意追求食用精米、精面、精油，不仅有利于民众身体健康，还可以节约大量的粮食资源。

  （一）按年产稻谷1.9亿吨、标米出米率72%、精米出米率71%计算,若将每年全国生产的稻谷全部加工为标米，大约可以生产1.368亿吨；若将这些稻谷全部加工为精米，则只能生产1.349亿吨，加工成标米每年可多生产190万吨。按北京现有总人口2000万、以大米作为每天的主食、每人每天消费0.5公斤大米计算，多生产的这些大米可以维持北京全部人口190天的消费。按每公斤大米2.6元计算，（按扣除精米零售价高出标米零售价1.0元/公斤计算）多生产的这些大米总价值约为49亿元。

  （二）按年产小麦1.06亿吨、普通粉出粉率78%、特等粉出粉率75%计算,如果将每年全国生产的小麦全部加工成普通粉，大约可以加工8268万吨；如果全部加工成特等粉，则只能生产大约7950万吨。加工成普通粉每年可多生产318万吨。假设居民以面粉作为每天的主食、每人每天消费0.5公斤面粉，多生产的这些面粉可以维持北京全部人口318天的消费。按每公斤面粉2.4元计算，（按扣除精面零售价高出标准粉零售价0.6元/公斤计算）多加工的这些面粉总价值约为76.32亿元。

  （三）按年生产和进口油料5850万吨、以精炼食用油出油率19%、普通食用油出油率20%计算,若将这些油料全部加工成普通食用油，每年可以生产普通食用油1170万吨；如果将这些油料全部加工成特等食用油，则只能生产1111.5万吨。加工成普通食用油可多生产58.5万吨。按每人日均消费0.1公斤食用油计算，多出的这些食用油可供北京市全部人口消费292天；按每公斤食用油12元计算，多生产的这些食用油总价值约为70.2亿元。

  从我国目前家养宠物数量进行最低浪费推算——

  近年来家庭饲养宠物在我国越来越普遍，在国际国内粮食资源紧张的前提下，宠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和人类争夺有限的食物资源。按我国现有3.95亿家庭户1/10的家庭养有宠物，每只宠物每天用粮0.1公斤进行推算，这些宠物每年至少要消费掉14.4亿公斤粮食。

  （一）按价格推算，如果每公斤成品粮平均价格是3.0元，宠物每年消费的粮食总价值约为43.2亿；

  （二）按种植面积推算，如果每亩粮食平均产量为500公斤，生产14.4亿公斤粮食需要的耕地就是288万亩；

  （三）按铁路运输量推算，如果每节车皮平均装运50吨粮食，装运这些浪费的粮食需要2.88万节车皮，这些车皮连起来的总长度约为374.4公里；

  （四）按农民完全劳动成本计算，若每亩综合成本为300元，那么要收获这些粮食就需要完全劳动成本8.64亿元，相当于21.6万农民一年的总收入。

  以上从不同角度以最低的浪费和节约比例进行的推算，不一定很科学、很合理。第一种情况按人口基数的推算与后三种情况的推算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后三种从不同角度推算的结果是可以相加的，相加后得出的浪费数字将更加惊人，说明节约粮食的潜力巨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一个数字乘以13亿都会成为一个天文数字，任何一个数字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节约与浪费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的古人那样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一粒一粒计算。俗话说得好，毛毛雨打湿衣裳，杯杯酒喝光家当。在浪费粮食问题上，再多的袁隆平也无法拯救我们。别把粮食不当回事，粮食看似是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家业大了，管理是个问题，教育也是个问题，要树立公民意识，就得从节约入手，往小里说是素质教育问题，往大里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我们并不富裕，我们的粮食始终存在安全隐患，我们的土地并不富饶，我们倾尽全力也只能解决95%的粮食自给，还有5%呢？这是一个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数据是庞大的，庞大得足以成为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浪费粮食，尤其是今天。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粮食消费需求又呈刚性增长，这对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温家宝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表示，“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张平衡状态。”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和供需形势呈现较好局面，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粮食安全面临七大挑战。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变化影响，上述趋势难以逆转，中国粮食和食物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和全球粮食供求偏紧。

  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继续增长。2010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9公斤，粮食需求总量达到5250亿公斤；到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亿公斤。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就在5000亿公斤左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很大压力。节粮及反对浪费势在必行。

  如果人类真的重视和关心自己的生存，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应该团结起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找问题，关注粮食生产，更要厉行节约，有一颗滚烫的责任心及地球心，从自身做起，节约每一粒粮食。有句老话说得好：细水长流，吃穿不愁，一顿省一口，一年省几斗。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  

  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  

  【微博短评】：20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但悲惨的教训是共和国永远的伤痛。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能选择勇敢面对。时至今日，“储粮以备荒年”，建立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仓廪体系尤为重要。在改革33周年之际，在粮食危机全面爆发的今天，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共和国诞生之日起自然灾害就一直没有消停过。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古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

  共和国成立第十个年头，遇见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

  据官方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50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1/4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这种灾害与其说是自然灾害不如说有极大人为因素，三年灾害值得我们反思。 

  A、大饥荒的原因主要就是人祸。据气象资料显示1959年——1962年这三年，全国范围内，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主要就是人祸。  

  我们从文献中获悉，贵州省湄潭县在大饥荒年代的数据，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共和国是不能忘却的。共和国中国第一次出现大面积的饥荒。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导致各地农民的不满，发生小规模抗议行动。因“大跃进”在中国的实验没有成功，出现了可怕的倾斜。历史证明，“大跃进”的失误，直接导致了1960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浪费了5年的时间。邓小平批评“大跃进”，并说“驴子当然慢，但至少它不会出什么事故。”

  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许多地区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

  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比1959年下降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少l292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05万担，下降50．9％。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7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电下降了28%—60％。这是建国1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严重缺粮问题在1960年5月就已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能完成调出计划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

  中央于5月28日至6月6日几次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但是粮食的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11月，中央确定调运粮食24亿斤，有关省区却只完成14.5亿斤。北京、天津、上海等共销售粮食5．7亿斤，而调入的粮食却只有3．7亿斤。实际上，当时实在是没有多少粮食可供调运。据统计，从7月1日至8月25日，征购粮入库仅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样一减一加，再加上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100亿斤。至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以致不得不压低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

  3月18日，中共中央还要求大力推行农村公共食堂，认为这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因此，公共食堂应该大发展。争取全国农村有80％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到90％以上的更好。此前，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199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现在中央进一步要求把公共食堂整顿好，并在粮食管理上推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的办法。

  5月7日，中共中央同意商业部报告，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量。1959年至1960年度，由于棉花大幅度减产，预订只能收购棉花3075万担，比原定4119万担的收购计划要少1044担。这势必造成棉花生产量大减，影响全国棉布供应。

  因而，中央决定把1960年全国平均每人的棉布定量由原来的24尺减为22尺。

  5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进一步缩减民用棉布供应的通知，要求在规定的基础上全国平均每人的定量再减少一尺。原则是：各省的县城和农村一律比上年标准减少4尺，大中城市可以少减一些；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大城市的城区仍按上年标准执行，不再减少。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中央要求有关省、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把一切要求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然后，由于各地的粮食都十分紧张，尽管中央一再催促，一再强调突击运粮，粮食的调运一直进展不快。

  北京告急！粮库存粮越发薄弱，实际已到了随调随销的地步！

  天津告急！粮食同样是随调随销！

  上海告急！

  辽宁告急！

  ……

  浮夸风的恶果显露出峥狞的面目。至11月底，全国粮食库存较上年同期已减少了300多亿斤，人民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全国性的“瓜菜代”“低标准”出现了。中央号召口粮标准和其他消费标准都必须降低，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农村继续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的制度。

  在全国困难时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异常俭朴，与人民一起渡过难关。毛泽东实行三不吃：即不吃肉、不吃蛋，吃饭不超过定量。一碗红烧肉，是毛泽东最大的饮食享受。他7个月没吃一顿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然而，崇高的道德力量并不能改变现实，忍耐力也不能缓解粮油的紧缺。

  1960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9．8亿亩，灾情比1959年严重，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加之夏粮估产偏高，留粮不足，有些省份在麦收后出现了偷青吃青，人口外流的现象，粮食问题日益严重。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主要内容有：

  一、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至珠江流域地区，维持年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丰收地区也可以稍高一些，但最高不能超过40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压低到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口粮，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些；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

  二、城市的口粮标准，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负担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商品粮)。

  1960年，由于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花生播种面积减少，油料总产量只有38．8亿斤，比上年减少53％。到9月10日止，国家油库存油只有6．7亿斤。

  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决定压缩城乡食油销量：

  一、本年食油销量严格控制在19．5亿斤，较上年压缩3．8亿斤。

  二、中央直辖市和各省(区)人民委员会所在城市、直辖市和专辖市、县城、集镇，从现在起，每人每月平均定量标准分别由原来的10两、7两、4两，压缩到7两、5两、3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以及高级脑力劳动者的食油定量和额外补助不予减少。

  三、适当压缩工业用油中的食用油用量和食品业用油量。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向党中央建议，采用各种粮食替代品以救燃眉之急。11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科院专家的建议，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替代食品，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麦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粉、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方法主要是发动城乡大小食堂，土法为主，自己动手。吃法由“粗”到“细”，由技术低、营养低向技术高、营养高发展。各地搭起了食品替代物的加工单位。

  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一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不断增加。

  农村一片萧条、荒芜，人们普遍面黄肌瘦，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亡了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人数近10万，遂平县喳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竟高达30％。而有讽刺意义的是1958年9月5日《河南日报》登载：“人民公社显示了无比优越性和巨大生命力”，“人民公社成立后，便于扩大公共积累，合理使用资金，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速度。遂平县310个小社每年只能积累290多万元。在人民公社化之后，今年就可以积累3200余万元，若有机械供应，可以比小社提前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报道，“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内的原先锋公社，仅270户，有300亩荒山无力绿化，但人民公社建立后，统一调配2000多人，7天时间就挖鱼鳞坑52万个，并全部完成了绿化任务。该人民公社原有9个山区小社，从1951年至1957年的六年时间内，仅造林24000亩。人民公社建立后，7天就造林55000亩”。那仅仅是一个特例。

  人民公社巨大的优越性，狂飚突进的共产风被眼前的事实撕得粉碎，美丽的“乌托邦”理想画上一个沉重的句号。

  路德曾经讲过：“人人只有救自己，上帝才会救我们。”在饥荒的岁月里，人们也开始了生存自救。但是，他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当上帝不在的时候，最终该由谁来救我们呢?当上帝不能救我们，我们自己也不能救自己的时候，又有什么来保证灵魂的清白与道德的高尚呢?

  说教与布道在这里都显得虚伪起来，唯有短暂的生命才是真实的。

  B、资深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周恩来解散食堂始末：河北省武安县的伯延是由十多个自然村落组成的公社，办公共食堂较早，当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与调查组成员来到这里后，住在附近的部队营房里，早晚在部队用餐，午饭就在视察的村子里吃。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身体力行，带领调查组走出中南海，到农村、到工厂、到军队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一手信息，纠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左”的行为。

  第一天中午，周恩来总理来到村里的公共食堂。社员们已经提前吃完饭走了，空荡荡的食堂里给总理准备的餐桌上有一碗猪肉和一盘炒鸡蛋。但周恩来没有吃，而是让工作人员把肉和鸡蛋都端走了。

  为了摸清食堂真正的伙食情况，第二天周恩来没有事先通知就直接来到了食堂。可事不凑巧，社员们已吃完饭离开了。但炊事员慌忙盖锅盖的动作还是被周恩来发现了，他直接走到锅前，不顾炊事员和公社干部的劝阻，盛了一些锅里剩下的玉米糊糊吃。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周恩来会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有一次，大家又发现总理不见了，连忙分头去找。在一家烟囱冒烟的人家找到了周恩来。原来，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很少有人家烟囱冒烟的，周恩来于是前去走访。

  周恩来随老汉进了屋，揭开他家冒着热气的锅盖看，屋里光线不好，锅里像是在烧开水。盖上锅盖后，他看见地上有榆树叶子，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再一次掀开锅盖，仔细观看，竟发现锅里是榆树叶子和粮食混合的稀糊糊！

  这不明摆着社员在食堂吃不饱吗？

  “这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出门后，周恩来自言自语，声音还不小。

  很快，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会上，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关食堂的问题。虽然农民们看到周恩来衣着朴素，但是他们还是把周恩来当作“大官”，不敢随意讲话。你推推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在周恩来的再三鼓励下，一个蹲在他身边的农民终于打破了沉寂。这位朴实而直率名叫“二廷”的农民站直了身子直着嗓子说：在食堂吃不饱！

  随后，二廷又像竹筒倒豆子似地说出了原委。原来，在当时的困难时期，本来每天的定量就少，司务长和炊事员以及他们的亲戚多吃一点儿，干部又多吃一点儿，到了社员吃饭时就只有每人三四两了。这对于每天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讲，填饱肚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见二廷开了头，其他社员也纷纷倒出自己的苦水，会场里说食堂不好的声音多了起来。本来一个征求意见会，转眼间成了诉苦大会，一些社员说到激动处竟然泪水涟涟。周恩来的心收紧了，直往下沉。种地的社员们在食堂挨了饿，可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此时的周恩来脸上只有愧疚。

  他诚恳地对大家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半信半疑的二廷追问周恩来是否在糊弄他们。周总理告诉他“不是！”

  此时，二廷又冒出了一句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来：“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这句话不仅使社员们惊呆了，就连周恩来这样在国际上堪称能言善辩的杰出外交家也一时语塞。

  半晌，周恩来一拍桌子，大声对二廷说：“好！你说为什么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没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国库还有吗？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二廷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对于二廷的直言不讳，周恩来丝毫没有怪罪，他反倒感谢二廷讲了真话。饱含热泪的四目相对，总理的手和二廷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总理和农民的心也紧紧贴在了一起。

  在伯延调查的4天中，周恩来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与会者有干部、社员、农机站和修配厂的工作人员，调查范围非常广泛，了解到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经过详细的调查，周总理还获悉了吃食堂的另一个弊端：在食堂吃饭，大家有一种不吃白不吃的心理，收成好的时候不知道节省，遇到灾荒年景时收成减少了，却没有存粮。看来，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5月6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亲口告诉大家：伯延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给社员发口粮，到10日之前要将农民生活基本安排妥当。社员们沸腾了，他们欢呼着，纷纷和总理握手。有一个老汉口呼“周大人”，双膝跪地，给周总理磕了一个响头。

  大灾荒岁月，粮食成为最珍贵的物质。民以食为天是天经地义的。缺粮短粮是全国性的严重问题。那时围绕粮食问题，出现许多看似荒唐，却又十分真实的事情。

  一位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闹灾荒那年，他4岁年纪。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子女很多，父母启蒙他的智慧的教科书就是《唐诗三百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们姊妹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一顿白米干饭。“六一”儿童节那天，父母宣布改善伙食，一人一碗白米干饭，他和弟妹们欢欣鼓舞。吃饭时，他狼吞虎咽，不慎一团饭落在地上，他正欲去捡，一只小公鸡抢先一步，把饭啄到嘴里，他气不打一处出，抓住小公鸡，跑到厨房拿起菜刀便把公鸡宰了。

  顿时，他号啕大哭，十分伤心。要知道，这只小公鸡是他最心爱的小动物，没有米喂它，就常常去挖蚯蚓、小虫、青草喂。这只小鸡也很乖，他一呼唤就来。今天他也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举动。

  长大后，他回想起那段历史十分好笑，十分心酸，也许鸡之类的动物也经过饥饿的折磨，只要有吃的，就会奋不顾身。

  四川盐亭县是发明栽桑养蚕丝绸的嫘祖故乡，当今绵阳东部丘区农业大县，曾今是四川北部最贫穷的县份之一。这里山多土薄，“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年年闹灾。泥巴茅草屋东倒西歪，农民面黄肌瘦，浑浊无神的目光里看不出哀怨，仿佛只有阴冷的淡漠。

  村里最幸运的是男人参军，姑娘远嫁。人们能吃上一顿米搅面(玉米面与米掺和一起)就算十分幸运；如再能吃上一顿玉米掺和大米蒸饭，简直胜于过年；他们称那是“黄金白玉”。碎玉米为黄金，大米叫白玉。

  那年，村里一后生体检合格，报名参军，全家老小，无不欢欣鼓舞。那后生，红苕团子吃够了，长到20岁，从未好生吃过一顿大米饭。新兵在县城武装部集合，中午吃饭时，桌上摆了几大蒸笼大米干饭，他顿然心花怒放，赶紧跑上前舀一大碗，三刨两刨一大碗下肚，竟不觉得胀，又连续吃了5大碗，才感觉饭已冲上胸口，气有些紧，长期胃肠缺少食物填充，一下超量填充，必然引起反应，不一会儿，他突然感到窒息，马上被送到医院，已来不及抢救，活活给胀死了。在困难时期竟能胀死人，这是罕见的，令人特别悲哀。

  四川省长宁县一位中学教师自述：

  “60年代的大饥饿‘交待’了我的父母。回忆当年情景，简直不堪回首。长宁县城整个街上，看不到一株牛皮菜，农贸市场一片萧条。我们每天吃的是米汤一样的稀饭，进食堂和出食堂是没有一点区别的。不知谁发明推广一种米，煮的稀饭米比花生还大，可一到嘴一泡水，两大碗下肚，造成一种假饱，一两泡尿就什么都没了。这就是跟大跃进浮夸风一脉相承。

  “我当教师，再饿还是要去上课的。上课时，我拿上一盅盐水，勉强支撑身体。那时，我们一月19斤粮票三钱油，一两粮比一两黄金还值钱。有时饿得发慌，想上街买点菜和米，但街上看不到一棵菜、一粒米。那时政策极左，如发现有人卖或有人买，抓住准会上纲上线的，说是对国家现行政策不满。

  “肚皮‘闹革命’，革命工作照常做。我跟工作组下放到中兴公社，那时我们几个老师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年轻，食量大，歪点子也多，找到公社中学保管，‘我们给你写篇专访，到县里办的《铁牛》报上发，打饭时少收粮票，如何?’保管虚荣心重，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一个月下来，我们也就可以省下几斤粮票。

  “一次，我揣着几斤省下的粮票回家，满以为这次可以给双亲大人‘添上一点安慰’。这是我略施小计得来的。那时，耍小聪明的人总是能得到些实惠。我有个同学，一天他们改善伙食，杀了只鸡三十人分，他自告奋勇帮忙，三十个碗里平分鸡汤，到了最后，还剩下点残汤，‘里面都是碴碴，算了，我吃。’他捞到了好处。

  “我坐在火车上，还想着到场镇，再给父母买点心之类的东西。突然列车广播室传出消息：原粮票宣布作废，用新粮票。我顿时再没心思去遐想尽孝道之义，只感到满腔是怒火，节衣缩食，我们好不容易省下几斤粮就这样报废了。一气之下，我没有回老家，直接坐车到了成都。下车后，又气又饿，我简直快支撑不住了，我到旅馆住下，无粮买食品，厚着脸皮找到同寝室一个外省人，要了一两粮票，赶快跑到街上喝了一碗稀饭，才算缓过气来。一两粮票，简直救了我一条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找人要粮票。

  “使我终身遗憾的是，我从此就再也没有看到父母了，他们被浮肿病夺去了老命。几十年来，我总是想，假若那几斤粮票没有作废，假若我父母靠这几斤粮缓了几口气，兴许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 

  C、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个老编辑的自述：说真话受处分，—代人的悲剧。  

  1959年春节，我们省级机关下放到四川广汉城郊新风公社、向阳公社。广汉在历史上是川西坝子重要产粮区，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古语云：“大旱不旱，蜀省广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

  春节时，到处一片繁荣景象，共产风刮得昏天黑地，路边架锅煮饭，路人随便吃，公社食堂正办得热火朝天。

  我与其他几个同志被安排在新风公社保管室住，白天与社员一块下地劳动，一道进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到处是标语：

  “人民公社食堂是心脏。”敞开肚皮随便吃。但是，好景不长。5月小春时，开始出现缺粮断粮窘境。食堂只好“瓜菜代”，煮苕菜稀饭，绿颜色里只有几粒米。就这样，从县委到公社书记也没意识到这样下去会引起灾荒。小麦收购后，粮食入库，农民们巴望着能改善伙食。县委书记却指令公社报产量。人人都想争功，高标指必然引起高征购，到手的粮食往外调送。

  食堂没有吃的，土豆，苤兰，窝笋，胡豆叶，煮一锅丢几粒盐，吃一两顿还能忍受，天天吃必然吃“伤”。吃这些东西，会产生强烈的饥饿感。我们看到农民小孩常常在田坎转，挤胡豆吃，于是我们也如法炮制，果真好吃。生产队长还算好，每到半夜把我们叫醒到他那里喝上一碗稀饭。那时大炼钢铁，家家都把铁锅献出来，吃饭只能在公共食堂。生产队长私下给我们开小灶，着实感动了我们。

  9月份，大春收割完了，要求报产量，这时矛盾出现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商量，自己负责一亩田，自己打自己晒自己称，看看一亩到底能打多少稻子。结果一亩700多斤。

  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要我们报产量，我们如实说了700多斤。县委书记说：不行，这样对不起全县人民。我们只好提高到800斤，还说不行。我感到困惑，不能说谎呀，明明只有这么多斤嘛!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一起给我们算账：耗子吃的，麻雀啄去的，不是很多嘛!一定得报1000斤以上。我们只好服从。那时人们的头脑是十分简单的，不敢有违抗，他们之所以报功，是高指标，高产量的结果。后来县委书记到省委反映，说我有右倾思想。省委马上召我到成都，开会批判了21天，要我加强思想改造。

  尔后，又分配我到了广汉县向阳公社，这阶段，缺粮的现象更加严重，农民浮肿，时有人饿死或得病死亡。当时我住在三道龙门旁，邻里一位佟大爷，半夜起来小解，一下蹲下去就再没了气息。

  很荒唐的是，农民患浮肿病，上面就说是清洁不卫生造成的，要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打扫扬尘，清理旮旯阴沟。

  公社还举办农业丰收展览，粮食堆里全是糠壳，造成欣欣向荣的假象。而广大农民吃的是菜汤汤，看地里的小球藻也成了高级营养品，说是很高蛋白，含维他命，煮水喝很营养。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中国是善于发明创造的。

  人饿得无精打彩，很多人干活路也是“一站二坐三歇气，屙屎屙尿修工具”，磨洋工，以减轻消耗。

  有的人看起来很精神，一碰到小石子就会绊倒一命呜呼。农民有怨言，但不敢偷更不敢抢，“饿死小事，失节大事”。儒学思想奴化了中国农民。

  我们下放干部尽管粮食由公社食堂统管，与广大农民同吃一锅饭，但队里也常常给我们开些小灶。下午劳动一阵子，总有人叫我们下放干部到大队开会，我们都明白，这是给我们开小灶，喝上一碗稀饭。农民是朴素的，饿得如此惨像，还想到我们。

  广汉当时是全省很“左”的一个县，收到的粮食全归国家仓库。武汉吃紧，一车皮一车皮往那里调，农民怨声载道。县委书记制定的高指标，赢得一些人的欢喜，同时也使其他地区的领导产生疑问，温江地委书记多次问有问题没有，如不行就少交一些。广汉书记总是拍胸口，总说没问题，结果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他的政绩建立在农民生命之上，到后来落了个被判刑的下场。

  1960年9月，我又调到泸县，整风整社工作团。主要“整瞒产私分”的现象。

  泸县是川南富裕县，有川南粮仓之称。云锦公社云锦大队又是全公社最富的大队。那里出米出红苕出高粱，酿酒业十分发达，泸州特曲、国窖1573等中国名酒就是那里出品的。1959年以后，因全国性灾荒粮食短缺，酿酒业萧条下来。公社食堂每天供应的是蒸红苕和苕叶，工作组没来之前，许多群众不满意称红苕的炊事员，一致要求工作组主持公道，工作组派一位老大姐负责这件事，社员意见渐小。我们队还有红苕可吃，其他队连叶子都不够。后来我们队也开始缺粮，得浮肿病的人日益增多，这时领导才真正认识到浮肿不是什么不卫生引起的，而是饿坏了身体，缺营养造成的。

  四川省委号召成立康复医院，把严重浮肿的病人送进医院治疗。所谓治疗，非常简单，红糖加上几味中药制成，一人一碗红苕稀饭。然而许多人营养跟不上，仍然死亡。

  不久，我也浮肿了，浑身浮肿，无半点力气。一天，工作组要我回公社开会，走一截路屙点尿，歇一口气，走到下午两点才到公社。工作组领导发现我浑身浮肿，便叫炊事员给我蒸三两饭，下面放两条鱼，一个星期后浮肿消失了，但我感到十分饥饿，工作组长有胃病，每天都吃面，里面放一点猪油，每次都吃不完，我就等候在那里，“人穷志短”。当时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一天吃一顿白米干饭，炒一份回锅肉，这简直是皇帝的日子，我饿极了就会这么想。

  这一年来，我们没沾过油星，很痨。一次省委组织部长到泸县视察工作，我们工作组成员全体集合到县里开会。大家要求打一顿牙祭，会上宣布每人半斤肉，我们十分高兴。炊事员很有意思，把肉分割成半斤一块，用草绳拴上，加盐水煮，一人拿一块，大家兴高彩烈，边走边吃，大家知足了。

  1961年10月我们工作组撤回省里。后来，我从领导人那里悉知，1960年我受处分的结论“可用不可信”，原因是喜欢说真话。这是—代人的悲剧。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学者认为，趁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老人们还健在，社会各界应共同深入调查，用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完成这一浩大的抢救工程，为共和国留下可资征信的完整材料。

  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D、拒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8-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这是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越南政府一度库存粮食只剩下2万吨，还不足全国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在此时同样经历着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威胁，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一系列解密档案显示，在1959年-1960年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输入“援助”两个字，年号锁定在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撤回专家和取消援助让困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央随后指示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并把大豆卖给民主德国。中国节衣缩食，援助他国，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在《贫困与饥饿——权利与剥削》、《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地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他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

  20世纪60年代大灾荒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储粮以备荒年”，建立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仓廪体系尤为重要。减少人为的天灾人祸，避免浮夸的不求是的人造灾害更为重要。在改革开放33周年之际，在粮食危机全面爆发的今天，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