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

  战略地位日渐突出

  扩大内需，正成为我国经济新的主要动力。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论及保证7.5%增长目标实现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受全球金融危机、出口需求回落影响，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曾以十项措施刺激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数据显示，扩大内需正日益发挥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2年11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张平表示，2012年前三季度，我们内需拉动的作用是105.5%，外需的作用是负5.5%，把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在解读《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称，2012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内需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八大亦曾态度鲜明地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在保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重任下，长期战略方针的崇高地位，赋予扩大内需厚望。事实上，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只是它被赋予的政治使命之一，其更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扩大内需

  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扩大内需的一个方面是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两个重要内容，消费和投资分担着不同作用。其中，消费位于基础作用，投资起关键作用。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理清居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消费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2012年相关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略有不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前5大类分别是食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衣着、居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前5大类分别是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

  2008年~2011年，城镇居民在前5大类商品中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是83.2%、82.7%、83.1%、83.0%；农村居民在前5大类商品中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是87.3%、87.0%、86.5%、85.3%。

  统计年鉴数据还显示，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8年~2010年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有所回升。2008年~2011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8.38%、47.98%、45.71%、49.08%。该数据表明，消费还没能真正支撑起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结构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前5大类中的消费支出均维持大类消费品种稳定不变的特点。固定的消费结构反映居民在消费传统习惯和消费思维方面的惯性和定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习惯和思维惯性；要么提供足够多的可供选择的消费商品，或者提供附加值高的消费商品。

  消费习惯和思维定势是经过时间的累积、社会发展现状与水平、市场与产品结构、收入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产物。改变居民的消费惯性和思维定势，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就如同我国高居不下的城乡居民存款额。无论央行怎么下调利率，无论通胀水平多高，在存钱养老、勤俭节约传统思想影响下，居民更愿意把余钱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

  相比之下，提供足够多的可供选择的消费商品，或提供附加值高的消费商品，是刺激消费的最快捷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满足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更大的积极作用在于，它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产品更新换代。

  当然，随着我国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等新情况的出现，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成为唯一的出路。提高生产效率，追求质量和效益，依靠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是最有价值的内生增长。

  扩大内需

  倒逼政府提高服务职能

  在对2013年的政府工作建议中，温家宝强调，扩大内需的难点和重点在消费，潜力也在消费。扩大居民消费要在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消费环境最为重要。它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更多的服务职能，比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净化市场秩序、打击违法劣质生产商、提高背离经济规律的违约成本。

  比如，从国民消费结构看，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这客观上要求政府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的更优质的服务。一个典型的案例，如近期的香港特区政府的奶粉限购政策。

  香港特区政府依据市场新情况，及时修改法律规定，以保障香港市场供给稳定和竞争秩序。其相关法律规定，每人每次从香港出境，允许携带的奶粉数量将被限制为1.8公斤(相当于900克包装的两罐)，超过此数量的出境者将被视为违法，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以及罚款200万港币的刑罚。

  奶粉在香港被倒逼成奢侈品，源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质量的不信任，众多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引发消费者信心的失落，并导致消费者在消费方向上，无奈选择国外产品。更让消费者失望的是，相关食品质量事故发生后，政府职能部门并没有及时修改相关行业标准，也没有及时追究相关企业违约责任。一旦企业违约成本很低，市场竞争秩序就会混乱。

  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奶粉问题，折射出政府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服务功能缺失。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前提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质优价廉的商品，与国内商品争夺消费者。客观意义上，在同一区域市场里，众多竞争者在增加有效竞争、净化市场、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倒逼政府服务意识的升级和转型。

  扩大内需

  倒逼城镇化进程加快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城镇化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明显滞后。从统计数字上看，城镇化率虽然由45.9%提高到52.6%，但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一个更能体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程度的指标是，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指标。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取决于工业化，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

  2010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6.9%，相对全球26.1%的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工业化率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居首位。同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为49.2%，仅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远低于发达国家77.5%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09，远低于全球平均比值1.95。2010年，美国的比值为3.72，日本为3.64，德国为2.66。该比值表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新阶段加速推进城镇化和加快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能否做到城镇化与工业化两者的协调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效率的高低。

  扩大内需，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自2001年城镇化被写入国家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城镇化地位日渐显赫。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早已根植于国民之心。

  当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须综合多方面因素，建立在科学发展的规划之上，不能盲目求快，片面追求绝对数字的无意义增长。

  多年研究城镇化的专家程必定认为，体制问题是城镇化最大的障碍，推动相应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高企的房价阻碍城镇化，受制于女子教育、医疗、收入限制等不公平政策，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化的相关福利政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醒，推进城镇化的澎湃激情需建立在对城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之上。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

  扩大内需

  倒逼收入分配改革

  居民总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扩大内需，会倒逼社会财富分配改革。

  受制于金融危机及高通胀压力，居民在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来自统计年鉴的数据证实这一论点，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2008年~2011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8.38%、47.98%、45.71%、49.08%，仅2011年稍有回升。

  截至目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逐年走高，在收入总量增长不及经济增速的情况下，消费支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保证和推动。

  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8年~2011年分别为34.45%、60.95%、38.98%、39.49%，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一期间内，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2008年~2011年，逐年上涨，分别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90%、58.02%、61.42%、62.74%。

  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副会长杜猛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实际增长，消费就不可能会实际性增长。消费受制于囊中羞涩而停滞，在实际上处于高通胀的时期，消费能力实际上相对下降，消费基于投资下降而成为经济第一拉动力，只是零和游戏而已。

  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远低于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有学者曾高调建议，减低税赋，减少企业隐性成本支出，降低最低工资个税起征点。

  扩大的贫富分化也需要收入分配改革。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远高于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均值0.44，而2003年~2012年基尼系数10年均值0.482，更远高于0.44水平。不过民间统计的基尼系数更高，达0.61。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越来越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依靠民生保增长，越来越必要。

  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扩大内需，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全国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可持续性收入。历史事实多次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激化社会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会最终引发社会动荡。

  十八大报告曾明确提出，长期看，要千方百计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此外，保经济增长，实现今年7.5%的目标，除了扩大内需之外，仍然不能忽略投资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从2008年~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分别是57.5%、66.0%、69.3%、65.9%，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短期内，仍然是保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目标的有生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