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干部不能腐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党性决定的。党性是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本性和特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中共七大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其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人民，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腐败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人都是有弱点的，由人组成的政党也难免有弱点，如果抵挡不住各种诱惑，贪污腐败就是致命的政治弱点，它会让一个政治组织变得丑陋，难以取信于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保持党的纯洁性，打击腐败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事实上，确有一些党员干部被糖衣炮弹击倒。钩沉史事，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52年，为了阻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高官也是贪官的刘青山、张子善应声而倒。毛泽东说：“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一席话，振聋发聩，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不过，由于封建遗留思想未除，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有待健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以及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打开窗户，苍蝇可能会飞进来”等原因，腐败现象出现高发态势。这也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审视腐败，严抓防腐。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否则，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当今时代，腐败是执政党巨大的危险，必须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更要有治本的办法。

  当下的共识是，健全法制是落实反腐的关键所在。依靠法制，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干部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但需要提醒的是，回顾中国的反腐历程，我们缺少的往往并不是法律或制度不完善，而是缺乏对法制的信仰。正如一学者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总数位居世界前茅，但能用的法律并不多，要么不能适应形势，要么没被有效执行，形同无物，不少法律甚至从颁布以来就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具体到反腐上，林林总总的各种规章制度，算起来不敢说已是汗牛充栋，至少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应有尽有了，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各种要求，更是年年强调、月月强调，甚至天天强调。

  规则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我们不能想方设法将反腐工作落实到制度层面，并让其发挥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定再多的法律，于反腐实效而言，恐怕始终也是无济于事。很明显，对规则的信仰不会自发形成，更不会一蹴而就，尤其是当利益与信仰相冲突时，信仰往往被抛弃。加之中国数千年来的人治思想、长官意志，权力总倾向于位居法律之上。

  在笔者看来，要让反腐工作较好地落实到制度层面上，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次就要打造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社会公众对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往往都是一句空话；而一旦公众权利“旁落”，所谓的“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亦是无水之源。

  最后，要提高腐败成本。长期以来，腐败分子受处罚或处分比较弱一直被公众所诟病。一些地方的执纪执法机关在查处腐败时，只重视追缴违法所得，不重视对腐败者的处理，该移送的未移送，该处分的未处分，该追究法律责任的未追究，重罪轻判，大错小处，应判不判。有些地方甚至还爆出腐败官员被返聘、腐败后继续吃空饷之类的咄咄怪事。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用重典整治腐败分子，克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现象，切实解决法律、纪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人，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以充分发挥法纪的威慑力，进而使腐败真正成为一种高风险、高代价、无收益的行为，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