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刚来中国不到5个小时，所以让我讲中国经济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先宏观地来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给大家一些解释

  ■ 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

  冰岛大学经济系教授

  冰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

  首先我们看一些基本数据。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是非常迷人的国度，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得非常快——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相对比较低。虽然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非常低生产率的国家，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对比一些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国内人均GDP的情况，完全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生产率的对比，可能不到美国一半左右。

  我们知道美国也是有非常快速的增长，主要是在1850年到1950年左右，给我们带来很多出口发展和技术革新，包括一些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技术方面的更新，电力、内燃机、自来水、通信、电影、化学、电话等等，另外还有很多股份公司的成立。

  我们再看一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同样也是有快速的增长，这些都是基于德国和日本逐渐引进美国的技术来实现的。当然了，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些自主创新。所以说，这些国家发展非常快速。但是后来他们却没有能力真正地赶超美国，主要是由于自主创新的停滞。

  中国从1978年到2012年，也是通过进口外国技术来发展的。对比日本和德国，中国的发展也是随之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美国的崛起也是与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不平衡性伴生，这自然带来一些问题；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与其他国家的不平衡而伴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我们看到在大衰退时期，也是由于西方世界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性，还有金融部门，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不断提高，特别在年轻人当中这些问题的滋生所带来的。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不平衡性逐渐加深，还有关于通货膨胀，还有房屋价格的过度提升。

  这些不平衡性也逐渐在中国出现。比如房价过高，还有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一个国家经历衰退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中国可能会经历“熊彼特大衰退”的过程。在衰退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美国是赤字，而在德国则属于一个有结余的国家。那么，在欧洲，我们看到德国等一些国家还是能够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但是从大衰退当中，受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赤字国家。

  关于生产力的增长来源，我们可以区分自主的创新，以及开创性的创新。熊彼特的框架有一些描述，关于企业家如何拓展他们的商业实践，以及采取新的技术。这些创新可以包括一些新市场、新的原材料、新产品、新市场的组织性变革等等，这些都是创新的领域。这种发展也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经济体如何吸收这些概念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在美国和英国，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情况，主要是在19世纪左右出现了增长的前沿。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力增长在不同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些生产力边缘的拓展情况如何拓展到其他国家。显然在这之前有三大工业革命，也是能够不断地拓展这些增长的影响力。

  一国人均GDP与其他国家人均GDP的比较，我们选取了125个国家。经过变量交换，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研究结果。比如，我们把125个国家进行分析，然后与中国进行对比。因为中国现在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这里关于人均GDP，还有国家人均GDP之和的比较。通过80年代、90年代、2010年收入的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更加明显，当然这两类国家中间是会出现融合的，这也是其中一个事实。再看一下人均的产出，全世界有两类不同国家，一类收入比较高，一类收入比较低一些，但是让这两类国家互相进行对换，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比较小。比如，我们看到像香港这样的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对比现在它的增长，实际上出现了对调，但这种例子是比较少的。从1980年到201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它是在比较低的点，但是2010年就在比较高的一个点。有些国家主要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浮动，比如墨西哥，但也有一些国家从比较低的阵列向比较高的阵列发展。

  第三个因素就是在比较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同的情况。在比较穷的国家阵列当中，通常不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开始逐渐往下发展，实现了这种趋同。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比如说，在中国香港，原来是在高收入阵列，中国台湾原来是在比较低收入的阵列，后来慢慢转向高收入阵列。像中国的大陆地区，自从80年代开始有了强劲的发展，但是总体平均来讲，还是在低收入阵营里面。尽管像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很接近高收入群体了，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省拉低了平均水平。因为中国作为总体来讲，还是有一些生产率比较高的地区，但是这些高收入地区没有办法主导全国的情况。

  再看看2011年底的中国的人口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省市人口非常多——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么多省有这么多人。有些省的生产率是相对比较低下，但相对来说，人口又比较多。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31个省市，在31个省市里面对相对收入分布密度做一个分析。80年代的时候，相对来说有一些区域是比较高的点，比如上海和北京，然后这种分布变得比较拓展了，有一些高收入的省市开始出现了一些增长，这种增长是遍布全国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省市的排名情况，比如上海、北京、天津，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全国总体的情况。还有一些省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上海，处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属于一些高收入的区域。还有一些省市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如果你能计算一下区域性的趋同，那么从平均角度来讲，这些比较穷的省市开始逐渐地追赶一些较富的省市。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地区的趋同情况，相对一些比较富的省市增长较缓。

  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率，这是以人均GDP为基础的，我们看一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把中国放到这里面进行计算。它的增长本身是很快的，尽管人均GDP比较低，也是80年代到2010年以后的增长，这个生产率的增长是遍布31个省市的，所以大家看到北京地区，还有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不同代表。总体上中国是比较大的国家，但是生产率的增长是四处可见的，这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投资。使用尼尔森菲尔普斯的等式来测量中国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我们的结论就是，高收入和低收入是两个明显的群体，另外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这种趋同的趋势存在。而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一些低收入的群体，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趋同趋势是比较弱的。中国正在贴近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人均的生产值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上海还不及美国的一半。中国要赶上美国的水平，GDP总量肯定要非常大，至少要达到三倍这么高。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很多美国的创新型公司的良好经验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要更好地增长，必须要更平衡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