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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答经济学家之问
[发布时间:2013-04-21 17:00:59 点击率:]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员俱乐部活动“经济学家六问”分论坛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开场抛给企业家的问题就直指创新: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有哪些主要困难?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对此,宝钢董事长徐乐江的回答是,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则在于体制和机制问题。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同样把体制与文化置于人才与财富积累之前,作为激发创新的关键要素。

  “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机制”被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是获得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前提保证。在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看来,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乔布斯那样的素质,创新能力与乔布斯大同小异,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优秀公司大多是在国外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并在境外上市。“只有在充分竞争、鼓励创新、权益得到保障、法制完善的环境中,具有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企业才能长成‘苹果’。”冯仑说。

  “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机制”该如何建立?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会前的书面作答中表示,创新首先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还需要加强。“我认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创新。”

  其次,创新的配套政策和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孙珩超认为,现在科学家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很难静下心专心致力于研究。孙珩超说,“国家在鼓励支持创新的配套政策还不完整,不全面。特别是人才的引进、使用、保护的软硬环境很有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资金层面上,国家在鼓励创新上缺乏政府专业基金的支持。”

  再次,创新和投资的市场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博鳌亚洲文化传媒董事长昂健认为,过去30年中,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主要出自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硅谷模式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体系,是一个撮合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需借鉴的。”昂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