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与综合增长世界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4-09-15 09:58:35 点击率：]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非常感谢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在演讲当中试图谈到我们非常重视全球治理，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来一点，我们全球社会应该来讨论和纠正全球货物供应不足，曾经谈到国别经济和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影响到它的安全，还有一些国家的卫生运动。

  在政府提供的这个全球公共商品，在国际上我们有巴塞尔三的改革与更新，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讨论全球的协调和治理，我们要保证提供全球公共货物。当时我在UNIDO工作的时候就引发这样的讨论，认为供应不足是造成全球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可以进一步贯彻到我们G20会议当中，这样就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关切，我们现在很多议程的内容过于繁多，在上一次会议上，我想G20应该提高它的有效性。看到多边经济的合作，要增长这样的优势，要建立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卡特总统先生刚才谈到环境问题，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创造就业，建立投资和全球供应链都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期待我们的表现，我也非常坚信这是我们未来，不光是一些机构，还可以消除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差别，使我们可以来携手合作的，在区域的组织或国家层面进行合作来消除我们的一些关切。

  “如何推进和

  落实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吉米·卡特：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要素方面。我们也认为中国是美国很好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开展的贸易，在中国销售，比如手机、电脑在中国销售并且在中国生产的，可以看到美国是欢迎这样的发展。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购买国，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在美国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出现了波动，所以两国有一些关切，说是不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关系上的变化。

  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强大，在二战之后当时美苏争霸，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当然美国也非常强大，前苏联已经解体了，但不是美国造成的，它是内部问题造成的。我们并不认为美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我们认为中国能够很好地应对自己的问题，能够发挥支配性的一些作用，在和美国合作的时候，在解决世界问题的时候都是如此，美国和中国都有相互尊重，像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就进行过访问，说两个国家可以相互协作来一起前进，来倡导和平、和谐以及实现经济的繁荣，这种关系是邓小平当年所推动和梦想的。

  尽管我们发现今天过去了好多年，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都有这样的联系，尽管我们有一些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现在联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不断地来减少这样的分歧，进行合作。

  “全球金融治理机构

  该如何进行改革”

  陈雨露：“大金融理论”是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团队共同提出来的一个关于危机后的金融理论，在过去400年的历史里边一共发生了68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但是综合分析下来，实际上教训就是三个：金融不能够过度地自由化；金融不能够过度地泡沫化；全球化的时代应当有一个好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所以，“大金融理论”有三个核心的建议：

  第一，在金融监管的范畴上应当实施全口径的监管，不管是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基础性的金融产品还是衍生金融产品，不管是我们讲场内的交易还是场外的交易，都应该纳入到金融监管的视野当中来，不能让某一块的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业务游离在金融监管的视野之外，不能让它过度地自由化。它非常容易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二，在金融的价值观上，也就是金融应当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现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把金融抽象掉了，这恐怕是问题的理论根源。金融和实体经济应当有机地结合。比方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的综合增长，只靠货币金融政策是不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不仅需要和财政政策协调，也需要和实体经济的政策协调，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必须要解决产业创新的融资需求问题，必须要很好地解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稳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形成金融的泡沫化。

  第三，全球金融的治理应当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因为到2013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GDP的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到了49.1%，接近了一半，今年可能就超过了一半。所以，全球化的问题必须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G20实际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机制，这个机制在这次面向未来的时候，不仅不应该被弱化还是应当常态化，并且要提升G20在全球经济、金融协调方面的权威性和它的执行力，只有这样，我想我们全球的经济才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并且面向未来取得更加健康的，可持续性的，少危机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