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木为信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约法三章

  刘邦率先入主关中，但并没有被秦宫的豪华陈设所诱惑，他知道夺得人心才是争夺天下的资本。于是，刘邦还军灞上，与关中父老约定：“杀人的偿命，伤人和盗窃财物的按情节论罪。”秦朝原来的严刑酷律，现全部予以废除，并且保留原有地方官吏，士农工商继续从事旧业。然后在灞上静候各诸侯军的到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

  关中是秦朝的发源地，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能否取得关中的民心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刘邦入主关中后约法三章，使原本惊恐不安的关中民众放下心来。因此获得了关中百姓的全力支持，这为他日后夺得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项羽就不同了，他进军咸阳后，将秦宫中财宝、美女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止。此举使他失去了大部分民心。

  尾生抱柱

  春秋时，鲁国曲阜有个年轻人名叫尾生，与圣人孔子是同乡。尾生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和朋友交往很守信用，受到四乡八邻的普遍赞誉。

  后来，尾生迁居梁地（今陕西韩城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两人一见钟情，君子淑女，私订终身。但是姑娘的父母嫌弃尾生家境贫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姑娘决定背着父母私奔，随尾生回到曲阜老家去。那一天，两人约定在韩城外的一座木桥边会面，双双远走高飞。黄昏时分，尾生提前来到桥上等候。不料，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雷鸣电闪，滂沱大雨倾盆而下。不久山洪暴发，滚滚江水裹挟泥沙席卷而来，淹没了桥面，没过了尾生的膝盖。

  城外桥面，不见不散，尾生想起了与姑娘的信誓旦旦；四顾茫茫水世界，不见姑娘踪影。但他寸步不离，死死抱着桥柱，终于被活活淹死。再说姑娘因为私奔念头泄露，被父母禁锢家中，不得脱身。后伺机夤夜逃出家门，冒雨来到城外桥边。此时洪水已渐渐退去，姑娘看到紧抱桥柱而死的尾生，悲恸欲绝。她抱着尾生的尸体号啕大哭。阴阳相隔，生死一体，哭罢，便相拥纵身投入滚滚江中，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幕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

  后人常以“立木为信”或“柱下期信”作为守信的代名词，说出的话要算数，作出的承诺要兑现。“不欺人”，这也就是“信”的基本含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等，孔子关于“信”的阐述都很简单，但这是他核心的教育理念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文，行，忠，信，这些东西就是孔子教导学生的基本内容。“忠”和“信”，占了很大的比重。

  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信既是君子立身、进身的根本，也是为政者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他强调做人要“言而有信”，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守信用。他指出：“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和，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 ·兼爱》）老子说：“轻诺必寡信。”朱熹也讲：“信是言行相顾之谓。”汉代学者扬雄说：“信者，不食其言也。”所以，我们认为，“信”更多地偏重于“外信于人”，是向外、向“真”的外在追求，是个人诚实品格接受考验的外在价值认定。

  与“诚”的本体意义相对应，“诚”侧重主体道德修养，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修身》）想要修身养性，没有比尽到诚更重要了。《吕氏春秋·贵信》篇说：“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朱熹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见《四书集注·大学章句》)朱熹认为：“诚意是修身的首要工作，诚心而后心诚。”信“则侧重外在的伦理关系”。《论语·学而》曰：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和信固然有一定的区别，但其含义并无太大分歧。在古代，诚与信是可以互训的。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说：“信，诚也。”又说：“诚，信也。”诚是内在的，主不自欺；信是外在的，主不欺人，诚于内而信于外。没有诚，就不会有信，反之，尽到信，则诚自在其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