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背后的哲学思考
[发布时间：2014-10-26 08:29:59 点击率：]

  怎么看待1929年和2008年这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呢？其形成的过程和产生的后果又有何经验可鉴、规律可循呢？去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那么如何通过这些资料和现实的现象、结果来分析、推理、判断危机的本质呢？该书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分析的逻辑是历史的周期律：“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的方式，也有非线性的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比较》第4页）。显然编者这里提出的“线性的方式、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是指形式逻辑可推理的内容，至于“非线性或者逻辑不清、甚至无法解释的现象”背后是否还有逻辑支配？有的话其逻辑又是什么呢？这正是笔者试图结合此书，通过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化？为什么全球经济大危机必然是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出现危机和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等问题给予进一步分析和回答的内容。

  一、分工与合作这对矛盾运动是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诱发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根源

  全球经济一体化顾名思义其哲学含义就是指原来局部各经济体之间从无联系、弱联系到强联系直至构成为一个整体系统并在系统内部形成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会有曲折，但其浩荡之势不可阻挡实乃一体化内在的矛盾运动使然。（首句黑体）我们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即是经济领域的“分工与合作”这对矛盾运动所致。因为分工越细、规模越小，导致了与规模经济发生了直接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则必然要求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如开展国际贸易等才能兼分工与规模的两者之利，因此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不断地推进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比较》一书指出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发生在技术革命之后，从实质上讲即是以电力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导致了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小到个人、企业，大到国家、地区都越来越被局部化，都转化为全球社会生活链、生产链、信息链中的一个节点；另一方面，其对立面的反运动——“合作”的形式也从最初的实物共享、货币等价交换到借助交通、信息技术的支持和价值规则的碰撞而发展到全球各经济体互动明显加剧的互联网金融新阶段。显然其间“合作”的形式和区域幅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全球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审视，其最基本的单元则为“供—中介—需”，而这其中的“中介”即为联系供需两端的中间物——“信息流、交通物流、货币资本流、价值观念流”等等，就成了沟通供需的纽带和实现两者转化的关键。因此它们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时空位置”上“居中”特殊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国传统文化中把最高权力机关叫“中央”，实际上就是突出了“中”的特殊功能和含义。我们在方法论上常讲“抓中间、带两头”，这里居中的交通要塞历来成为大国霸权的战略要地自不必说，而信息不对称、货币非中性、人的预期与价值观念的中间属性则更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经济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分析。

  分工必然需要合作，分工越细、合作规模和跨度就越大，合作者之间的中间联系环节对经济系统的稳定平衡作用就越突出。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与“分工”相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带有微观“局部化”的本质特征，而其逆向运动的“合作”则需要通过彼此间的联系来实现，因而就具有“整体性”的本质特征。经济系统内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由于中间环节发生了联系不畅（价格、工资粘性）、交通物流阻塞、信息失真或不对称、货币非中性或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实是分工与合作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出现危机的关键环节。所谓“抓中间带两头”，这是由事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的。也即“交通、信息、货币金融、价值观念、规则、政府产业政策与监管”之“中间属性”对经济系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由于它们“居中”的重要“时空”位置决定的。当然两端供需自身的结构也会出现问题，不过只要中间的传导机制灵活、健全、公平则都可以随时空转化而逐渐达到一般的均衡，而唯独中间出现问题则最容易造成整体系统的扭曲或者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的原因。可见“中”的位置之特殊，能量之巨大，对维持与其左右两边共同构成之系统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

  马克思当年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垄断了信用，因此就垄断了世界的交往方式和经济的交换方式，垄断了大宗商品交换的定价权，使金融资本具有买空卖空的特权。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中介人社会，这个中间人领域的日益庞大、不事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构成了对社会的威胁。由此可见金融资本之垄断和“居交往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中”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比较》一书指出两次大危机虽然有人口结构、技术条件、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全球化程度、世界经济格局等不同，但危机都源于货币、金融政策却是相同的。这正深刻地说明了货币金融作为媒介是因为其“居经济系统之中间位置”，所以必是分析经济大危机根源的最重要抓手。

  二、货币金融本身的矛盾属性决定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必然是金融危机

  货币的诸多职能中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交易手段是其最基本的职能。由于经济系统内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被抽象为同质的，从而可以用量化的货币来作为等价物，这本身正说明货币在经济系统中具有其他任何事物所不具备的在供需交易中扮演垄断独占、不可替代的“中介”功能。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论认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处于供需交易的双边是不偏不倚即公平和中性的，而且它只反映商品的价格或者相对价格但不影响经济系统的产出。但是随着货币自身演变为资本，其自身的逐利属性日益突出，“居经济系统之中”的金融资本又具有操纵供需两端的功能。尤其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其逐利功能借着各种抽象的理论包装而日益强大，这生动地体现在国际金融机构复杂多样、金融衍生品规模日益庞大且逐渐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而其交易职能则逐渐被利用为资本逐利的法理依据，进而导致货币在经济系统内日益失“中”。在特定的条件下金融资本的逐利需求甚至还会驱动它有意制造或放大供需双方的矛盾而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货币的失“中”还表现在其自身定义概念的不断复杂、日益模糊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中日益突出的内在矛盾等诸多方面。随着西方金融创新出现的大量衍生品，“什么是货币？相信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上升到分析货币和宏观经济，比如通胀、增长、资产价格等关系时，就复杂起来，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第118页）。另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牙买加体系时期。出现了一方面储备货币多元化、汇率安排多元化和多渠道调节国际收支；另一方面所有货币发行却均失去了固定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美元之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也客观存在着需要保持贸易逆差以提供国际经济发展的流动性，与美元要实现币值稳定又需要保持外贸顺差的“特里芬悖论”。同时“一国主权信用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比较》第60页）。可见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正处在“失中”的过程之中。因此可以认为在人类探索节制资本的体制、机制和国际超主权货币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以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部（国家）与整体（全球）之矛盾将难以克服。货币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中性”功能与其作为资本逐利的“非中性”功能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在各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埋下危机的深深隐患。

  三、形式逻辑的天然缺陷是发生经济大危机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源

  经济体系是人类自身追求生产力发展的连续变换的自组织体系，其运行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认识受到“主观与客观”这对矛盾的制约，具体表现在如何处理“短期与长期”、“虚拟与实体”、“局部与整体”、“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时，难以完全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当矛盾剧烈冲突时就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而发生危机。因此，当我们分析其危机根源，就不能不涉及到主观如何与客观相统一的这个关于思维方式的重要认识论问题！

  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事物的客观实在，我们分析它首先就需要研究系统论的本体论问题，也即任何一个事物之作为整体其最基本的属性由几部分组成呢？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即事物非此即彼，只有两部分。我们常常说的“一分为二”似乎也是“两”部分？但是这里不少人显然都忽略了是人在“分”的这个问题，那么人又在哪里分呢？当然是在中间分！我们哲学中常常提及的所谓的人之主观能动性其实就是从这里体现和开始的。人之作为认识和应用规律的主体是能在任何系统中都打下自己烙印的客观存在，所以事物之作为系统整体从定性的角度讲其基本组成部分应分为“三”。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流动性偏好、逆向选择等理论都已经生动、却又不自觉地揭示了这一点。黑格尔的“正反合”、描述时间系统的“过去、现在（中）、未来”、空间系统的“左、中、右”都深刻地说明了事物最基本、最客观的组成是“三”部分；而有“三”就有“中”，此即“三生万物”的哲学含义。因此只要善于“执二用中”就能维持系统的平衡。这里的“用中”即体现人的客观存在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西方的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实乃“离散二分法”，它隔离了事物内部之中间属性对两边正反属性的纽带、转化和平衡作用，则必然是静止与片面的。

  两次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国内外不少学者的总结大都是两边倒，要么是市场失灵，要么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各执一端。可谓“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一时似乎还难有共识可言，因此导致最后的结论往往还是利益代表者选择和说了算。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走中间路线”的呼声，但是这样的呼声毕竟还是缺少逻辑和清晰的理论分析支撑的，都还没有摸到规律，因此也只能是一种很好的愿望或者感觉。有趣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也曾在总结经济危机的教训，她咨询经济学家后得到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什么叫系统性呢？有系统则必有“中”——作为系统之基本均衡点，否则系统就瓦解了。因此若没有“中”就剩下了形式逻辑的“二”，又谈何完整的系统呢？又怎能规避得了风险和危机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习惯了形式逻辑思维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谈系统性问题时都是缺乏认识论、系统论中——关于完整的事物发展都是离不开“三”部分不同属性共同存在、互相影响的完整认识的。现实中表现为一旦受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所谓的系统性问题则都必然被“自由主义”的还原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排中律”的分析方法取而代之，这绝不是戏论。当年撒切尔夫人内阁有人奉劝她走中间主义路线时，得到的却是她那铿锵有力的回答：“不，我们要走哈耶克路线！”“站在路中间是非常危险的，两个方向的汽车都会把你撞倒。可见她否定“中”的意志是多么坚定！

  因此，探寻危机的原因和教训绝不是一个“中间路线”的想法那么简单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1787年就指出“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就是时至当今，人们依然发现“无论最近的金融狂热或者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Reinhanrt和Rogoff（2009）】（《比较》128页）。从亚当斯总统提出问题到现在两百多年过去了，西方经济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实践证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呢？这就一方面提醒我们西方的经济体系危机是具有深刻的思维方式、逻辑方法的文化根源的，所以它绝非一时可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比较》一书提出的底线思维。另一方面现实也正迫切地呼吁我们必须跳出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来审视经济危机，而应从系统论、认识论、逻辑学及其方法论的角度去探寻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探索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学理论。

  决定人类命运的都是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说得好：“人类往往都是在没有了解思维本身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在文化习惯思维的主导下不自觉地开始‘认真’思考的。”在当今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大危机的深层原因分析，必须追根溯源，挖掘其认识论和系统论的本体论问题。上述指出 “排中律”的不足是指它使维持系统整体的矛盾双方平衡的同一性丧失了，进而造成经济系统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公平与效率、金融与实体、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等矛盾各方日趋恶化，结果是他们必然通过扩大论域来转移矛盾，但最终都逃脱不了严重冲突乃至解体的命运。因此，从思维方式的排“中”、缺“中”到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失中、失衡”，这才是两次全球经济出现大危机的最深层根源。

  四、挖掘传统文化的哲学精髓，关注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同在轴心时代，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建立了形式逻辑，提出了他们遵循的“排中律”，而东方的知识分子孔圣人却在盛赞“极高明而道中庸”呢？原来人类的认识论也是受到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西方的形式逻辑系统之应用必然伴随着抽象思维及其附属物——概念、定义、假设和“公理”（只有相对意义）的应用与理论构建，其学问的基础材料是抽象的时间、空间、数字、货币、概念、定义等。而我们东方的华夏文明其发达的辩证思维难道就没有规律可循和逻辑支撑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老祖宗“究天人之际”是从系统的、整体的角度探究和把握规律的，显然从文字、哲学、医学、经济、道德伦理和国家治理方面，我们都有自己成体系的一套理论，它生动地体现在诸如中医的形象、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中，在这个系统内时空与人是不可分割地组成了统一的整体，而且明确指出“三生万物”之系统的本体论。当然东西方文化都不完美和完整，因为缺乏交流，其本身就是缺“中”的结果，在全球化步伐日趋加快的今天，学习人类各民族的先进文明就需要通过交流、比较，实现彼此的扬长补短。比如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它虽然有其缺陷，可是它具有局部“是非明确”、容易操作的优点；“致中和”承认“中”的过渡、渐进和转化、枢纽作用，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优点，但其内部三者之间在事物演化过程中的关系却是非线性的，人类至今还没有很好的技术能把握。当然最重要的是非线性也有规律，而且线性与非线性之间还可以转化。当前西方的复杂性科学、混沌学、不协调逻辑、超循环理论正朝着这方面努力。因此，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正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综合之中酝酿。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揭示了宇宙不同事物之作为系统整体的运动规律的，只是它虽然看到了两端的互补，试图“执二用中”来驾御，但是由于受到不同人的认识水平的主观制约，又没有科学技术的客观物质支撑，所以其“用中”则始终流于“圣人之道”而不能在执行环节中得到很好的落实。

  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早已对象化到物理、数学、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出现的矛盾、悖论和佯谬之中。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更深刻地说明了美国虚拟泡沫经济的形而上学本质。令人吃惊的是奥巴马在他的选举演说中公开运用了一种典型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奥巴马说：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种“经济哲学”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经济哲学”的彻底破产。经济学如此，物理学则早就遇到了测不准问题，数学也出现了哥得尔不完备性，逻辑学更遇到令人头痛的罗素悖论，国际货币体系里也有特里芬悖论。上述诸多领域遇到的矛盾无不说明一开始就试图排除矛盾的——形式逻辑——“排中律”的思维方式，最终都将难以逃脱矛盾冲突的困扰，也最终必以危机而告终。

  人类总是在解决矛盾中进步的，大数据技术已经使人类有能力从寻找线性因果突破到掌握互为因果关系规律的新阶段，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犹如物理学领域的测不准原理一样，人的自身观察和理性成为了扰动经济系统本身参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已使很多经济体的外生变量逐步演变成内生变量，这些都深刻地说明时代正在呼唤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辩证逻辑的出现！

  当前为了应对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学正陷入了迷茫的困境之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在《20年后的经济学会是怎样》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与今天相比，2033年的经济学将只出现一些边际变化。20年后的教科书可能比今年的版本更加成熟，完全将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前沿内容嵌入其中。但在结构和方法上，它和今天的经济学不会有本质区别”，这无疑是短视和肤浅的。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他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恰如华人杨小凯他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一样，随着大数据技术、量子计算机技术、人机对话技术、定性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广义量化等方法的应用，人类对物质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将出现实质性的飞跃。同时，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精髓被重新认识和说清楚，我们是完全有能力率先构建起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的辩证逻辑体系，并以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以形式逻辑支撑辩证逻辑应用，使辩证法的量化和操作性大大增强。为此，我们现在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积极地开展东西方文化的综合创新，从量变到质变，逐步促进全球公共治理话语体系发生质的变化。同时，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中，努力排除由于“分工合作”矛盾运动带来的“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文化价值流”的垄断和“失中”、“失衡”问题。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互补和回旋余地大的优势，集中力量、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平衡和度。针对货币本身具有矛盾二重性的客观事实，注重节制资本，处理好虚拟货币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之，把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与实践开拓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以其独特的文明智慧，牢牢地把握住“中”的丰富哲学内涵和操作方法——统筹、协调、整体、系统、综合、平衡、辩证理性等等，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