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若尔：经济学的莫扎特
[发布时间：2014-11-02 07:20:12 点击率：]

  梯若尔1978年取得巴黎第九大学决策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师从大他三岁的2007年诺奖得奖人机制设计大师马斯金（Maskin），1981年取得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45岁时就当了计量经济学会的会长，这可是相当于经济学界武林盟主的职位，甚至显得2001年担任欧洲经济学会会长就有点“低就”了。他全职在美国麻省理工当教授，之后一直往来于法国图卢兹和波士顿，与已故经济学家拉丰（Laffont）创办了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这个主要依赖企业资助的研究所往往被誉为欧洲大陆经济学复兴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诺奖委员会表示梯若尔得奖是因他阐明了如何分析只有少数大型企业的行业与对其的监管。对此不少教授会反问“他的贡献是这个吗？”确实，没有几个人如梯若尔那样跨了那么多经济领域，我没有认识任何人敢说真正懂得他的各种贡献。如果试问上述经济学教授，究竟最熟悉梯若尔哪个具体理论，恐怕不如他们对科斯理论、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熟悉，也没有如弗里德曼或哈耶克等自由经济忠实卫士标签鲜明。其中原因，我认为这跟梯若尔的多产和理论的抽象性有关。

  他在中国往往被誉为产业组织的泰斗，他的一些博弈论贡献也从其合著的《博弈论》被中国学生所熟知，但这些只是经济学圈子的说法，金融、会计系的、信息系统系、政府管理系、法律系的圈子说法不一样。正如笔者本人，是他跟进通信产业、标准制定、专利等题材时才一起合作。（编者注，赵克锋曾与梯若尔、雷勒（Lerner）一起发表论文，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Winter 2007: Benjamin Chiao,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The Rules of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我们的合作缘起于与2000年初。当时我还在在纽约大学，并不认识梯若尔或雷勒。后来我发信给雷勒，说他和梯若尔将开源软件成功的分析主要归功于开放源软件可以让程序员对未来雇主发出自己能力的信号，这过于简单了（虽然后来这是开放源软件的经济研究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可能是因为这是经济学界第一篇著名学者在这方面的论文），并且把我之前论文发给他们，提到我认为开源软件的成功跟中国改革的成功类似，是中国学生所熟悉的张五常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候说的所有权（如软件的版权）和经济产权（如使用权、收入享受权、转让权）的分离。那时我参与的开源软件开发已经有十几个，几万人在用，很清楚程序员在想什么。后来，他们邀请我一起做通信与计算机产业的专利和标准制定的研究，课题之艰巨，令我一度想放弃。

  合作期间，抽象的理论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在现实中找对应：那些抽象的变量如何量化非常困难，仅仅数据收集就用了两年，过百页的回归分析精简到几个段落，行业的高管也亲自问了好一些——甚至，为了更好地理解专利，我把自己的一些小发明也申请了反垃圾邮件的专利，后来开放渠道反垃圾邮件机制也被中国大型邮件运营商（如网易）等广泛运用。

  关于梯若尔种种描述中，我认为可能最为贴切的是“经济学的莫扎特”。莫扎特多产到被形容为音乐是随时随地地流出来，梯若尔的多产也是在经济学上绝无仅有。莫扎特的音乐是高雅，梯若尔的模型则简练，两者都具艺术性，因为理论家和音乐家往往将现实的阐释抽象地表达出来。

  梯若尔在宏观、网络经济、公司金融、博弈论、行为经济学以及到国际金融都发表了高质量的文章。其中，他往往从寡头垄断的角度对这些领域作出分析，这在中国特别有参考价值，因为电力、电信、石油市场等等都是寡头垄断。最近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朗润·格政》论坛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后来才……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跳跃到“决定性”， 如果政策被贯彻执行，这意味着没有充分发挥竞争作用的部分寡头垄断企业将会被动刀了。

  寡头垄断有什么问题呢？各国政府一般不喜欢垄断，虽有些垄断是自然垄断，就是那些有规模效应的企业，平均成本随着增产而减少，新对手难与之竞争。譬如，电信运营商花大量的成本建设基站，但多服务一个客人的成本很低。如果政府真的能限定企业的利润，就可以避免消费者剩余被过分的剥削。但关键是，政府很难知道真正的成本，企业可能隐瞒，低成本不一定导致低售价。就算成本审计制度比较好的地区如香港，在限定企业利润率后，如果政府再允许企业提高定价以确保利润率，那企业就可能不理成本过度投入。种种这些原因导致政府把垄断企业拆散为几个企业。既然多了竞争，是不是可以不对价格限定呢？如果企业间合谋定价怎么办？又譬如，霍特林悖论（The Hoteling’s Paradox)指出的，在一条很长的沙滩上，顾客平均分布，为了节省走路时间，如果只有一家卖冰淇淋店，当然设在中间。如果有非常大量的店，那店可以平均设在沙滩上，每家店卖给一个客人就可以了。如果开两家呢？理想的是设在尽头两旁的1/4，但这样一来，每家店都往中间移动去抢生意，均衡是两家店都设在中央，如果三家呢？它们会搬来搬去，不会固定下来。垄断或完全竞争，均衡都容易推断。一直以来，经济学对垄断和完全竞争都有分析的工具，但牵涉到寡头垄断的几家店，我们往往要用博弈论去分析每家店的策略，可以极复杂，以往仅有零碎的分析，但梯若尔为寡头垄断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具。

  现在各类报道中，铺天盖地都说梯若尔研究全面影响了什么政策之类。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我猜他自己都会不认同，理论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就如大名鼎鼎的霍特林悖论，现实生活中难见到三个企业整天搬来搬去。可能比较公允的是梯若尔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特别对于推翻一些普遍的定理。既然是普遍的，如果在被梯若尔抽象化的模型里面是不成立的，那这一普遍性就打了折扣。譬如，长期经济学界都不认可卖家用低于成本价去卖东西，以本伤人，但他、凡艾斯汀（Van Alstyne）和帕克（Parker）等分别对开创多边平台这领域做出的贡献告诉我们，如免费送报纸以增加读者的行为并不是不合理竞争，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广告商大家去再竞争去夺回成本。

  梯若尔的理论往往相当全面，在模型里面涵盖了种种可能性，变量一个小修改，推断就不一样。实证方面他做得少，在不完全合约的领域就跟实证派正面交锋了。研究不完全合约的学者都同意市场合约的条款不可能完备，有梯若尔参与到的一个博弈论学派说均衡会出现种种的没有效率的安排，政府需要干预，另外的交易费用学派却认为没有必要干预，认为通过实证研究，往往能发现风俗、礼仪、普通法等会弥补这些不完备，所以市场合约的条款签下来就是有效率的。可能更易被人忽略的，我也要通过多年才明白，不是说交易费用学派不承认现实有时候会出现没有效率，而是他们认为如果理论要有解析能力，那就不可以不假设除了有公用品市场外其他市场永远是有效率的，为什么？

  上述问题跟以下这个问题有关。我常问我的北京大学和上海财大的学生：“有什么合理的标准去选一个望远镜去确认一个星星真如理论家所说的是红色的呢？”学生们会说去买最贵的、市场上品牌最著名的、找个麻省理工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决定等等。但无论是什么标准，更底层的标准又是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呢？你说这教授好，你是用什么标准呢？显然，任何一个学科最底层必须有一套公理，一套被武断认为是对的假设。如果售价升了成交量却增加，这样，可以说顾客这次没有那么自私愿意让卖家多赚一点，但自私与否非常抽象难以验证，如果我们允许改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定下来自私的公理，那我们就会容易忽略去实地调查一下是不是人们对这货品的需求增加导致成交量跟价格成正比。而在市场是否必定有效率方面，分歧相当大，去年的诺奖就是同时给了在市场效率方面看似在两个极端的学者，希勒（Shiller）说有泡沫，法玛（Fama）说没有。其实这个分歧一直有，参与的高手不少，旧同事恩格尔（Engle）和萨金特（Sargent）都对支持市场是有效率奠定了基础。恩格尔是计量经济学的泰斗，他的ARCH模型说今天的股价就是明天股价的最好预测，而今天的波动跟明天的波动正相关。萨金特是宏观理论的顶级高手，他的理性预期研究对“泡沫”是如何可以理性的形成做了不少工作，梯若尔早期也是做这方面出身的。总之，去年的诺奖委员会释放出对百花齐放的包容，一条绳子变成一个圆就会把最遥远的两端放在同一点， 梯若尔殿堂般的数学跟街头巷尾的实证派能和而不同吗？

  梯若尔早期回去法国发展，他说不是因为法国研究气氛比美国好，是因为想念祖国。也许，中国学子比梯若尔更幸运，中国渐渐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之一。梯若尔回国后把图卢兹变成世界最重要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特别是后起之秀，如上海财经大学通过田国强回国十年的努力已经将其经济学研究排在大中华第一、亚洲第六了，当然北大的林毅夫、张维迎、清华的钱颖一等经济学家对国内经济学教育的前期的改革与人才的引进也功不可没。不过笔者也在反思，以国外的标准去引导发展中国经济学是否最优？毕竟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著名学刊发表大量文章跟学术水平不能画上等号，以往的大师们是否在终生教职的压力下培养出来的呢？如果逼着学者每两年就在国际学刊出论文，只有傻瓜才会花几年时间去好好研究一个行业的真实情况。一个哈佛教授曾就这样告诉我，平常美国政府做经济决策时很少咨询宏观经济学家，他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的学术离现实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