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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请四位重量级的大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王红女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王娴女士；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先生；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先生来谈谈他们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扶持小微企业政府应该如何做。
政府的为与不为
曹林（主持人）：首先我们听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官员的意见，王局长是很活跃的全国政协委员，她一向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尤其非常佩服王局长在解决农村均等分享金融资源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今天想听王局长谈谈政府怎么扶持中小企业。
王红：你刚打的比方政府或者是妈或者是丈母娘不太合适，因为政府就是政府，他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面对所有主体是均等的。讨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个是老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政协委员在一起可能有一些新意，这个世界性难题，今天讨论这个难题的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究竟有什么差别？中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西方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的融资难融资贵差别是什么？也就是下一步工作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更有针对性。
北京市30万家中小微企业，它的营业收入、利润占财政的六成以上，解决的就业占七成以上，申请专利数也在七成以上。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说从稳增长调结构一直到稳就业、惠企业，关系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点。对于政府来讲，我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法治环境。今年北京3月发布了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条例，中小微企业也要依法经营，中小微企业同样要依法获得市场主体相应的地位。此外我们也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各项政策，对于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政策，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了集成也发布了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之外，我们推动金融机构，当然金融机构不仅仅是银行，银行只是金融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金融机构全方位的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这是政府在推动工作方面的一种方法。比如银证保都有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义务，直接融资方面有四板、新三板，证券融资方面还有银行，包括许宁跃行长在中关村也设了分行，分行所有业务都第一时间在中关村完成。金融机构是深入到小微企业中，对小微企业也进行金融教育，我们进行了很多尝试的教育培训。我的建议是，目前我们中小微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可能不够充分，以至于相应金融机构获得中小微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有一定问题，影响到融资的供给判断，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讲，今后我们也会打造很好的信用环境，把政府目前已经有的信息向金融机构开放，当然也需要各个市场主体尊重市场规律，政府也会维护统一的金融市场的规律。面对融资难时候的选择，如果需要不仅有银行，还有投资机构，各个层面共同来解决，首先资金要获得，另外尽可能拿到便宜点的钱，政府尽可能做统筹协调的工作。
曹林（主持人）：王局长主要谈了政府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有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很多政府管多了，他说过去很多部门，有这些部门的时候这些行业一片凋零，但是把这些部门取消了立刻这些行业都活了。假如有人说要取消金融工作局你同意吗？
王红：你可能不了解金融工作局的职能，作为政府联系和服务金融业的部门，其实它没有相应的行政审批的权力。只有两项一个小贷公司、一个担保机构，其他没有。所以这个依据是大家是否需要，大家需要这种公共服务，它的存在就价值。如果大家不需要这种公共服务，那存在也没有必要，这取决于市民对政府的要求。
建立市场机制寻找千里马
曹林（主持人）：下面请王娴主任，王主任用PPT展示她的观点。
王娴：谢谢刘主席，谢谢各位嘉宾，更要谢谢主持人。我想用PPT，可能更形象一点。
今天我们这个板块讨论市场的作用。大家看这个标题似乎和市场和金融没有关系，我最后归结的问题是在金融或者金融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市场和政府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小企业融资难，刚才很多嘉宾都讲了，中小企业有自身的缺陷，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经营稳定性差，所以给中小企业不管是贷款、股权、债权融资都有很高的成本。所以1931年英国有个爵士麦克·米伦做了调研，他认为存在“麦克·米伦缺口”，就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总是不能得到满足，所以融资难是一个世界难题，不是只有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刚才大家谈非常多银行贷款，银行贷款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所以银行贷款成本高、风险高、收益固定，所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是配给制，不是按照需求给予，而是按照调查结果适当给予，满足部分的需求，所以存在着麦克米伦缺口。
今天大家特别多的讨论银行贷款，刚才很多人谈到了直接融资问题，直接融资是以股权形式参与企业投资，相对来说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治理结构不健全、财务不规范问题，但作为股东进去以后，激励结构发生变化，股东约束增强了，相对来说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企业家也不愿意稀释股权，也面临治理成本，所以不倾向于采用直接融资。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有不同，他们不倾向于稀释自己的股权，不希望引入外来人参与管理，这就制约了中国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
这是全球的情况。企业有成长周期，初创期给它融资的，这是全球的基本规律，给初创企业提供融资的是“企业创办人”，来自于跟他关系最近的人可能会给他融资，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治理结构的问题，所以到快速成长阶段PE和VC才能进来，成熟期了银行来找你了，大中型企业找银行贷款不难了。对资本市场来说，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我们会有不同板块的资本市场服务于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所以我想讲的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存在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更不常有，只要市场机制不健全是没有伯乐挑选千里马的，所以我们做了新三板。所以我们建立起来了一套市场化机制，筛选企业，通过市场化机制好企业得到好定价，让它得到发展。我们目的是建立市场机制，寻找千里马，让千里马得到应有的实物，让它真正的长成千里马，而不是“骈死于槽枥之间”。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发展的、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好的法律环境，切实保护股权人和债权人，才能使我们形成万马奔腾的中小企业良性发展的局面。
政策的落实与协调
曹林（主持人）：感谢王娴主任从证监会角度谈了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刚才几位专家谈到融资难融资贵这是国际性问题，我作为媒体人，一般听到国际性难题就非常悲观，一听到这个词，感觉这个问题无解了，遥遥无期了。我想听到更直接的，比如说中小企业司的司长，有没有直接的给企业看到希望的方案。
郑昕：希望很多。感谢主持人，感谢人民政协报社和中国银行业协会给我提供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刚开始没有搞清楚，邀请我来参加会，也没有主要考虑，主要是来听一听。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讲三点体会。
第一，应当说必须肯定、比较承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这两年小微企业的融资。我记得去年7月15日国务院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去年出台了政策，我记得十条。特别是诸位如果注意到，今年上半年以来，国务院专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出台了两个国发文件，同时又出台了国办39号文件，政策密度之大、力度之大、要求之明确是前所未有。
第二，必须承认我们的金融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按照国务院的分工，工信部中小企业司主要承担我国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大家知道中小企业是在工信部，我们还承担非常重要的非公经济，比如大家熟知的2005年国发的非公36条，这个职能在我们这儿，所以说金融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一行三会”，刘主席他们推的“两个不低于”已经推了好几年，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是成绩必须充分肯定，问题必须正视。这是第二个工作体会。
第三，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制约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2012年，那时候的经济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当年实际融资难已经退到第二、第三，当年最突出的问题是成本高，就是人工成本非常高，包括这个现在也是突出问题，今年1-7月份17省提高了最低工资，但是去年开始小微企业融资难变为一个社会关注、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确实必须要认真对待、采取措施。
结合我们的职能我再谈三点建议。第一，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落实到位。我不客气的说，政策不是没有，多得很。不是不具体，很具体。不是不细，非常细。现在政策都有这样的毛病，政策落不了地，形象说话或者落实不好。可能就落实到“膝盖”部位，这不行，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做细做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一分布置十分落实”，干成事才是落实。当然说“破解”我说“缓解”，你解决不了只是缓解。我个人认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恐怕要提高政策针对性。破解也好、缓解也好，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市场有效益，特别是能偿还的中小企业，如果还钱都还不上怎么贷？本身银行也是企业。所以我们认为这样才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这是我们多年结合的工作。第二，工信部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我们负责一块担保，不能说它做的非常好，但做了一些工作，这方面我们要加强政策协调。第三，要提高企业自身的信用。
最近这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将尽我们的职能做好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
工信部与银行
曹林（主持人）：郑司长虽然是中小微企业的娘家人，但是还是对中小微企业提出了很多要求。工信部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牵头和很多大银行比如工农中建交进行战略性合作的内容，加强和改善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你跟这些大银行打交道，你觉得他们好打交道，你觉得哪家银行最难打交道？
郑昕：我们的金融部门正如刚才你所说，这方面我简单介绍一个情况，工信部前几年，这个前几年是起码五年前，我们和工农中建交都建立了战略框架协议，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这几个银行做的都非常好。但我仅举一个例子，这两年我们和建行推动了“住保贷”。不管哪个银行，只要银行做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工作，只要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我们工信部就要支持、帮助、站台、鼓掌。
这里提一句话外话，我们国家的工商注册企业已经达到1700万，按照个体户注册已经达到4700万，这么多海量的怎么服务和支持，你支持不了，你不是神仙，所以点对点的对企业的支持，说实在一是做不到，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二是不公平，我凭什么给甲不给乙啊。这么多年来，工信部秉承政府支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刚才我说的担保就是中介，我用18亿支持了837家担保公司，带动了8000亿的贷款，解决了17万个企业。所以在这方面，只要银行有积极性，人家有困难就别找人家了，签完了也有不找我们的，最近建行找我们的比较多。我觉得银行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做小微就是做能力建设
曹林（主持人）：最后一位是宜信的唐总，我看过很多关于他的报道，非常不简单也非常不容易，是个新闻人物，也是做小额贷款的，曾经被媒体舆论误解为他做的事是中国的“庞氏骗局”，被认为是撞了红线。他肯定有很多话要和政府说。
唐宁：其实今天探讨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府能够做一些什么，有从实践中几点观察和思考建议。其实小微企业的特点和大企业很不同，例如为石油、电信这样的企业提供资金不用教他们如何做电信生意、石油生意。但是向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还要帮他们做能力建设，这是国际上，以及宜信在过去八年在中国实践中特别深的一个体会。
小微企业自身在能力方面缺很多，例如它如何能够有效地获客、如何能够很好地做内部管理等等，这些都相对比较弱。我们谈普惠金融、小微帮扶，除了缺钱之外，在能力建设方面缺的更多。那怎么办？是不是金融机构应该做的事儿。我觉得做小微就要做能力建设，这可能是普惠金融和面向大企业的金融不太一样的地方。能力建设是不是亏本买卖，越做成本越高呢？不是。小企业、微企业之所以不敢贷给它，之所以难以信用评估，根本还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有一个能力建设的一套工具和平台，可以让小微企业很多对外获客、内部管理的软件工具都可以在云平台上很好地实现，那么很多的信息数据是积累在云平台上。这样的逻辑就跟中企业、大企业把户开在银行，银行可以观察它的账户来往情况，以及阿里、腾讯等等一些电商和社交网络有一个平台，有很多信息可以积累这个平台上。我们小微企业帮扶的云平台，上面有很多，CRM、ERP、HR、IT这方面的工具可以给小微企业使用，一使用就黏上它了，我们也获得了大量的信息。过往来讲，小微企业安装一个软件是非常非常难的，价格也贵，而且缺少IT的能力，但是今天是云的，有4个雇员的时候开4个账户，有6个雇员就多买2个，非常简单易用，这也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加强能力建设，同时用技术。刚才91金融的许总讲技术换时间，在帮扶上来讲如果能够加速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
另外，实践之中从如何降低成本来讲。我们本身缺少很多数据，但是技术可以在客户授权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把电商信息、社交网络信息等等抓取下来，一分钟就可以生成较为完整的客户画像，做信贷的判断。这些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资金获取和能力建设的结合，其实是非常跨界的。今天主办方一定是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洞见，把金融和工信部的领导和监管者放在一起，监管也要解决如何跨界的问题，互联网金融新现象如何通过跨界联合的方式得以解决。另外帮扶小微既涉及资金又涉及能力建设，如何通过跨界方式监管和帮扶。这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曹林（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华尔街待过，你在孟加拉国也待过，你觉得我们政府在扶持小微企业和美国比和孟加拉国相比有什么差距和优势？
唐宁：不能苹果对苹果的比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美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过百年，我们才很短的一段时间。如何技术换时间，能够利用我们在互联网、在移动、在大数据方面的后发优势，也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大家用智慧的监管，用全新的创新的监管方式。
钱庄的合法与非法
曹林（主持人）：还有5分钟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话题。一个经济学家谈过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呢，他提出一个建议，要让地下钱庄合法化。不知道王主任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王红：地下钱庄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不是非法的。
曹林（主持人）：有时候政府给它贴上标签说它非法就是非法。
王红：地下钱庄给我的概念是贬义的。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很多种，我们正在做的互联网金融，有很多东西，说它在资金获得的时候，或者筹资的时候你定义成地下钱庄还是定义成众筹。你怎么定义？然后我再评价。
曹林（主持人）：我是做新闻的，我对地下钱庄怎么定义，真是为难我。很多人说评论员，什么话题都敢评论，说门头沟奶牛产什么奶了，国务院总理宏观经济政策怎么去评论，好象评论员都敢去评，我觉得很让我们评论员汗颜，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
唐宁：其实地下钱庄和合法合规、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还是能够非常清晰的判别出来的。如果是合法合规、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需要一套监管，那么地下钱庄需要另一套监管。
王红：以往我们认定地下钱庄肯定跟非法活动的资金流通有直接相关性，比如涉毒、涉枪支的，非法走私等等，我们以前给地下钱庄的资金流通基本定义为与违法行为相关的。但现在有一种情况，目前很多金融创新活动，在资金获得的时候，在监管部门里没有明确规定它是不是违规，也没有说它合规。这个阶段，我们在判断资金是否属于地下钱庄？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看。首先金融创新活动，监管政策永远很难覆盖所有创新活动。对于创新活动只要能够分清它和违法和明确违规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观察。当确认不会引起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我们可能会适度监管。只要我们排除它不是违法的，我们给它一定的空间，我们观察它。如果利国利民，我们可能还要支持。当然后序的监管肯定要跟上。前提条件是要把“性质”有一个区分，如果违法肯定要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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