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2014-11-16 08:22:04 点击率：]

  一、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型城市化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同时也是更注重城市发展质量和重视城市生态化、智能化建设的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是针对过去30多年城市化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的，而首先是针对城市化“不以人为本”的路径提出的。我们的城市聚集了2亿多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却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更不能在城市有住房、有家庭，致使中国的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家不成家，夫妻长期不能相见，儿女不能与父母团聚，农村留守儿童高达5800万之巨，农村的很多老人缺乏依靠，无人照顾。这虽然不同于人们经常形容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惨状，但在实质上原先的城市化引发的后果，对农民工的生活来说是有相似之处的。

  为了解决我们的城市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从人道主义出发，立足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决心扭转城市化不以人为本的问题和弊端。这不仅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不可缺少的。

  正如列宁所言“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总结世界上20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世界的进步是与城市化的推进相伴的。1800年至1980年的18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3.5倍，而城市人口却增长35倍，城市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高出10倍以上。这180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直接相关。历史证明，凡是发达的国家都是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都降到5%以下，美国2.44%，德国2.89%，英国1.9%，法国3.89%，荷兰3.7%，澳大利亚4.83%，以色列3.08%，日本4.78%，意大利6.16%，新西兰9.17%，韩国10.5%，新加坡0.2%，我国台湾9%。韩国与我国台湾，现代化起步较迟，80年代农民占比仍然偏高，而至上世纪末，他们也分别降到5%以下。

  城市化所以能够带动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城市化可以促进劳动分工，促进创新，促进交流和碰撞，从而能够根本转变绝大多数农民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效劳动，大幅度地 提高生产率。恩格斯讲过：“伦敦因为聚集了250万人，使每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0倍。”城市越大，分工越细，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越充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

  我国从一个文明古国和康乾盛世，逐步走向衰落和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就是从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我们的国家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特别是城市化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后面。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1948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8%，但由于重视了城市化，1958年就达到60%,这为后来日本的快速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我国不仅在城市化方面设置了很多门槛，而且在1961年和1979年，推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干部工人的下放农村和数千万城市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大运动，严重抑制了我国的城市发展。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及日本1948年的水平，同日本相差60个百分点。上世纪80年代，为推进城市化，实行了大面积的地改市，由于思想的解放，城市化率提到32—33%。但进入九十年代，过分的稳定压倒一切，加上户籍制度的制约和为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拆掉了城市周边的浙江村，河南村等等。在此严格的管理之下，进入新世纪之初我国的城市化仍只有33%左右，同工业化水平相差甚远。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大声疾呼下，有关方面于2001年，改变了城市人口统计方法，一下子把城市化率提高到46%以上，并且说：“城市化率高达一年一个百分点。”这虽然安顿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情绪，但却给我国的城市化带来了灾难——一方面高楼化、亮灯化、绿化、美化把城市的地价、房价抬的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在虚假的城市化率掩盖下，使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难。直至去年，我们的总理讲话，才道出我们的真正城市化率只有36%。这同世界城市化60%的水平相比相差24个百分点，同发达国家9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相差40至50个百分点。

  因此，我国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新型城市化面临的发展新机遇

  （一）城市化滞后和农村人口众多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迄今为止，我国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农业产值已降至GDP总量的10%以下，但城市化率才仅为36%，农村人口还高达64%。最近虽然取消了户籍的二元结构，但这64%农业人口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状况仍没有大的改变，同城市人口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仍然明显偏低。广大农村人口虽然对进城当市民望而生畏、望城兴叹，但他们仍然把入城当市民作为改变命运和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特别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和新生代的年轻农民概莫能外。如果城市能够向他们提供廉租房，且能够在适当期限内保证他们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权益不变情况下，绝大部分农民入城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

  暂不考虑农民工携父母入城，现在2亿多农民工，如果有半数人入城就是1亿人，仅就已经随农民工入城的2000万农民工子女和5800万留守儿童，需入城的总人口将不少于17800万。按此人口设城的话，以100万人的城市计，需新增城市178个。如果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不要说把农村总人口降到现代化国家10%以下的比例了，就是按农村人口保留20%计，我们也还要有44%的人口到城市落户，这44%，实际人口数应为5.94亿人，按此人口数量设城的话，需增加594个100万人的大城市。倘若2049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也仅有35年的时光，在此期间，有必要把农村人口总数量降至20%，这样每年将需有1700万农民变市民。由此看出，新型城市化的任务是紧迫的，同样说明中国的城市化的机遇是极大的，驱动力是极强的。

  （二）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城乡统筹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共十八大，特别明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实行共同富裕；中央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两条是最新提出的。新一届政府，为了确保执政为民的方针落到实处，正在从各个方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以GDP论英雄，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政府大力节约开支，国企管理人员减少职务消费等等措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享乐主义、反奢靡之风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深入反腐等，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广大人民的利益更好实现进行的。中央在大力推进的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的户籍并轨，同样也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

  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十分有限，如不能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致富也就成为无源之水。世界劳工组织曾经对城乡差距较大的47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城乡差距超过2的国家有3个，我国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城乡差已经达到3.2左右——有人按社会购买力分析，认为这种差别高达5。城乡差别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城市化。世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都达到60%左右，日本、韩国都达到85%以上，从事农业的人口降到5%以下。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在日本、韩国城乡差距不是市民收入高过农民，而是农民收入高过市民10%左右。他们就是靠分流和减少农民，靠农民的市民化。因此，我们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好广大农民的致富问题。中央关于城乡统筹的政策，一方面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使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均等化，二是提升农村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水平更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他们不断增强融入城市的能力，进而推进城市化和城郊市镇的崛起。

  （三）海陆空交通大发展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自始至终与交通紧密相关。最早的城市多是河海码头促成的，今日的大都市都是靠海陆空交通优势提升的。我国近20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海陆空交通大发展，迄今我们已有建成铁路10万公里，公路423.75万公里，高速公路9.62万公里，高速铁路1.2万公里。另外，在沿海、沿江建起了数百个港口码头，在东中西部建起机场上百个，所有这些交通设施的建设，都为城市建设和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80年代末，组织上派我去北海市担任副市长，当时由北京到南宁要坐38个小时的火车，南宁到北海还需坐7个小时的汽车。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开通了那里的民航机，高速公路，铁路及海上的轮船后，情况发生了迅速改变，现在的北海已成为GDP近千亿，财政收入过百亿，人口近百万的大城市。我最近到河北涞源县去考察，那里离北京240公里，坐火车要穿越122个山洞，像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交通改善就很难发展，而今铁路和高速公路贯通后，这里的旅游迅速热了起来，中美科技产业园也即将在这里落户。又例如重庆西部的璧山县，过去山高路险，很难发展，而今仅通往重庆的高速路就有3条，高速城铁也在推进，恰是交通的改善已使这个仅有60万人的小县，GDP达到数百亿元，财政收入达60亿元，一座美丽的卫星城正在迅速崛起。现在中国已有很多地方在交通条件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些地方的城市化必将迎来大发展。

  （四）让三个一亿人入城和丝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机遇。

  作为近期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最大机遇，莫过于三个一亿人入城和丝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决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三个一亿人入城重大战略。这三个一亿人，一是要让一亿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二是要使棚铺区居住的一亿工矿企业、农场、林场员工的居住条件根本改善，三是要在中西部让一亿农民在当地转为市民。这三个一亿人的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实实在在地把我国的城市化大大推进一步，使城市人口总量接近8亿或更高。

  为了落实好三个一亿人的城市化战略举措，一是统一了城乡户籍，并在部分特大或超大城市实行积分落户。二是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棚铺区改造，不仅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也加快了进度。在对一些农场、林场、矿区的棚铺进行改造时，一般都注意向城市靠拢，实行非市民向市民的转变。三是在中西部新设一批新城开发区，如兰州新城的建设、咸西新区的建设、贵安新区的建设和郑州航空实验区的建设，都是规模较大，气势恢宏的新城区，它们将作为在中西部吸纳1亿人进城的龙头工程，促中西部城市化迈向更新台阶。

  再就是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提出，这不仅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会极大地提升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会对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长江两岸的城市化产生重要的推进。

  （五）国有和民营企业实力的增强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新型城市化，要吸引人，就要有就业岗位。要创造就业岗位，就要有企业的投资和建设。美国历史学家Daivisland讲过“有钱才能赚钱”，对于城市发展来说，钱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近60万亿元，国家的实力，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根基。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其数量之大，世界少有。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的集中地，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如此众多的企业种类和庞大的企业群体，将成为推进城市化的中坚力量。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企业投资沿海各省，大大促进了沿海城市化的推进。广东、山东、江苏是企业投资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前三强，同时在城市建设方面，无论其数量和规模都位于中国的前三位。现在随着沿海地带土地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正在向内地转移或是在内地扩张发展，这必将会助推中西部城市发展。例如，富士康前几年走向河南郑州后，不仅全面带动了河南的电子产业，而且也迅速提升了河南的对外贸易。

  今天，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达100家之多。数以万计的国企、民企、上市公司、外资企业的迅速增长，都为城市化的推进创造了良机。去年国务院决定降低公司成立门槛后，公司的增长率提升27%，服务业、旅游业、物流、快递等的迅速增长，也一定会成为新型城市化的又一动力。  

  三、新型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一）观念误区和思想不解放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没有“以人为本”，不重视农民变市民，其根本原因是观念误区和思想不解放造成的。而今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恐怕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挑战仍然还是这一点。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对“贫民窟”的认识问题。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城管与治安管理部门，一直以来总是把中国城市化没有出现贫民窟作为一大业绩来赞颂。可又有谁思考过我们为了抑制贫民窟，在城市中铲除大量的农民村，究竟给我们的城市化带来多大危害呢？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过7000美元，但我们的真正的城市化率仅有36%，同发达国家差约50个百分点，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根据我的了解，所谓贫民窟，就是在城市化初期，大量农民走进城市，自找工作，自建住房形成的居住区。我们国家因为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怕农民工扰乱城市发展，所以严格限制了农民到城市自建房。开放初期，北京出现的浙江村、河南村等等，都被强令拆除。但是，这不等于没有贫民窟，我们不少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比贫民窟还贫民窟。不久前，北京报道的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中，住着28个人的租房户，这难道不是对“没有贫民窟”的极大讽刺吗？

  我198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时，一位大学校长为我开车，当我问及他斯德哥尔摩贫民窟的情况时，他指着一片新城区说，贫民窟都已变成了高楼大厦，那些贫民也已成了这些高楼大厦中的员工了。最近我到土耳其去，在安卡拉古城上，导游指着城下大片的黄瓦绿树的居民区对我说，那就是当年的贫民窟。最早那里没马路，没树木，后来城市发展了，政府给他们修了路、植了树，俨然变成了美丽的新社区。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看，包括当年的伦敦都是有“贫民窟”的出现的，“贫民窟”加速了城市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市民化。中国恰恰因为限制了和大量拆除了农民村，而致只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见有农民变市民的转变。

  考虑到“贫民窟”是农民变市民的便捷途径，让农民在城市自建房有利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我曾于20年前就向一些欠发达的城市建议，划出一些土地，搞好住房规划，给出一些图纸，让农民到城市自建房，这样不仅有利于城市的成长壮大，更利于农民变市民。至今为止，我仍认为这仍不失为一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好办法，它不仅可以减轻国家对城市化的负担，而且也可以大量减少农民工把仅有的收入投放到老家去，盖一些大量闲置房。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实际上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在那里聚集后，逐渐兴起的而今已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中等新城。鉴于我国城市化任务还十分艰巨，国家又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情况下，我认为，应该破除贫民窟的恐怖病，借鉴龙港兴起的经验，在要发展的城市内专门划出一些片区，吸纳农民和农民工按照规划和图纸在这些地方自建房。经济的发展，是靠人口聚集创造需求的，也是靠人口聚集创造就业岗位的。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促进人口聚集，为农民进城想出新办法，拓宽新路子。

  （二）既得利益的藩篱和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习总书记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改革必须要解放思想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

  既得利益集团，本是一个外来语。西方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往往表现在党派之间的利益之争上。但中国的利益集团同政府改革的矛盾（也是同人民大众利益的矛盾）既反映在资源的争夺中，也反映在各级政府的权利导向中。由于既得利益方财富的无端扩张和话语权的不断增大，“富可敌国”的情况常常会干预国家政治，异化政府权利，阻止改革的推进。

  新型城市化，最重要的是要认真解决常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落户问题，尤其应该为农民工的家庭团聚，解决好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但是，在既得利益的藩篱已经十分严重的今天，要想把这两件事做好却十分艰难。例如，我们的农民工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占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们对城市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但是他们虽然进入这些城市30年都过了，从没结婚到结婚，现在孙子都有了，还是不能在城市落户。一些城市搞什么“积分落户”，这种积分是不公平的，是轻视劳动、轻视草根的。再就是一些农民工最集中的城市，往往是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读书最困难的城市，珠江三角洲还有不少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义务教育的免费，上学还要交学费。北京众多农民工子女学校，很多孩子读了小学读初中，到头来却不给算学籍。由于异地报考的被限制，使得一些城市生、城市长的孩子不得不在进入高中时离开闹市走到偏远的农村或山区去念书。更因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廉租房，很多人不得不长期夫妻分居和使儿女在农村留守。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某些地方负责人，口口声声讲，入城一个农民工需要投入多少万元，将此作为理由和困难，拒绝接纳农民工。还有说，农民工子女，在他的流出地教育经费不转出，我们就不应该对他们的教育负责。又如北京，给农民工盖的公租房远离城区，而且租金比市内的房子还要贵，所有这些都是既得利益的藩篱造成的，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这些不打破，新型城市化是无法顺利推进的。

  （三）路径惯性带来的挑战。

  新型城市化，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的地方，要推进城市化，必须要使交通建设走在前面，使资源配置紧紧跟上。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效率轻公平、重锦上添花轻雪中送炭、重富轻贫、重大轻小以及重熟人轻生人靠关系配置资源的路径惯性，将是我们新型城市化的最大障碍。

  在社会浮躁之风盛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泛滥的影响下，我们的资金投放、资源配置，往往是锦上添花、花上垒花。有关系可找，会“跑部钱进”的地方往往是资源配置最集中的地方。为了更好推进城市化，我们必须克服这种路径惯性，使应该推进的城市化得到保证。

  再就是经济的发展是靠科技驱动的，要改变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缓慢问题，就一定要科技先行。根据2010年的统计，东部20%的省份汇集了中国35%的高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人员，60%的国家研发经费，70%的高科技企业。为此，要大力推进中西部的城市化，就要调整资源配置的这种局面。又例如北京集中了150多所大学，22所三甲医院，要推进城市化就要下决心对这些资源配置进行大力度的调整。只要肯调整这些资源配置，北京城区高度拥挤的交通状况就一定会有大力度好转。英国的剑桥、美国的伯克利，都是典型的大学城，一个学校远离大都市，既减轻了大城市的负担，又可带动一方土地的快速发展。河北省近北京的县市形成了“灯下黑”，这都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北京市的过度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

  我在蒙特利尔和洛杉矶考察时，他们周围都有70多个小城市；我在伊斯坦布尔考察时发现他们后起的亚洲新城区比原先位于欧洲的老伊斯坦布尔还雄伟、还壮观。而我们的北京，为什么就不能分散一下资源配置，在周边崛起一些新城呢？因此，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必须要大力推进改革，必须要打破此前发展的路径惯性。

  （四）农民及农民工收入过低及城市房价过高的挑战。

  新型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固然存在有城市接收能力不足问题，但是农民的过低收入而致的入城的承受力不足才是主要的。

  新型城市化中农民最难以承受的是城市房价的无限高企，严重地脱离了农民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房价过高和农民收入过低形成了巨大差距，这就像一道闸门一样，把广大农民拒之城外，使农民和农民工望城生畏。很多农民和农民工之所以不愿进城，这才是根本原因。

  住房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条件，尤其在中国、无房住就等于“流离失所”，没有房找对象结婚都十分困难。住房不仅在中国受到重视，而且在很多国家都立足于百姓的利益将房价控制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权威的信息指出，国外一般2—3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上一套适合居住的房屋，而我国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工，不吃不喝用他们的工资买上一套住所的话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在澳大利亚考察时，他们在解决住房上，一是大量建设了可承受性住房，二是提供了大批廉租房。他们的廉租房多为100平米以上，其租金不会超过劳保收入的1/4。而北京等地出现的群租房，把一个房间切成七八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对外出租，而且屡禁不止的情况，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购房价和租赁价都超出了农民工的收入能力。

  我们的房价过高，一是把他作为推进经济增长手段造成的，这实际与一些人想升官，为把GDP搞高是有直接关系的，二是无限制地拔高住房用地价格造成的。把由农民手中几万元一亩买进的土地提升到几十万、几百万。三是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导致的对建设住房的乱收费及高收费猖獗造成的。四是很多房地产企业不顾人民是否有房住，而无限制的提升房价和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的。五是少数学者、媒体被地产商收买后，大肆鼓吹房屋要涨价，为地产商推波助澜造成的。六是投资购房和投机购房数量极大，而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约束政策跟上造成的。

  因此，要推进新型城市化，促进农民变市民，我们必须应对高房价的挑战，解决好以上六方面的问题。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需做好的几项工作 

  （一）要着力克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奇谈怪论。

  既得利益者对新型城市化的干扰表现在方方面面，特别是一些奇谈怪论，不仅会影响我们推进城市化的具体工作，而且更会影响对城市化的决策。例如，有一种说法，“进城落户一个农民工，政府至少要支出10万元，2亿农民工都进城，钱从哪里来？”说这话的人往往是不希望农民进城的，实际上对我们城市化的推进是会产生动摇的。在去年召开的国际智库峰会上，来自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先生就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奇谈怪论，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把农民工当做包袱看待的具体表现，他们有意诋毁城市的推进，忽略了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创造，带来的消费，带来了贡献。”为此，我们必须克服既得利益者的奇谈怪论，方能保证新型城市化的推进。

  （二）要坚决改革户籍担负的过多功能。

  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中央首先出台了文件，实行了城乡户籍的并轨，应该说这项改革迈的步子是很大的。但是，城乡户籍并轨，并未能克服新型城市化遇到的各种阻力，尤其是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还有很多拦路虎。而这些拦路虎主要来自于户籍担负的过多功能，例如儿童入托、子女上学、购买房屋、小汽车摇号、就业工作、享受社保、医疗报销、办理出国等等都与户籍挂钩。如果不改革和消除城市户籍担负的这些功能，不仅新型城市化难以推进，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走后门和各种各样的寻租现象，包括买户口、卖户口频频发生。

  （三）新型城市化要因地制宜确定工作重点。

  城市化进行到今天情况下，应区分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两类地区，区分大城市周边和无大城市的市县，确定城市化的目标和城市化的重点。总的看，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应把发展小城镇和卫星城作为重点。而在中西部和无大城市的地方，应该重视发展大城市。我们常提的以工带农、以城带乡，是完全正确的。而很多欠发达地方，城市尚没有发育，在那里提以城带乡是无从谈起的。因此，在欠缺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尤其是中部人口众多的农业产区，应该在发展大城市方面狠下功夫。

  （四）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革和管理要紧紧跟上。

  新型城市化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能否跟上，要使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目标相适应。为此，一方面需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系、后门和“跑部钱进”的现象，避免做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多做些雪中送炭。要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服从共同富裕和地区的统筹发展，要向人口密集的欠发达地区布点和倾斜。另一方面是需要对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堵塞黑洞，防止腐败易发、多发和“前腐后继”现象的延续和产生。以此保证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把钱用在刀刃上。

  （五）要加大城市资源配置的改革力度。

  我们的一些城市过分拥挤和大城市病的日益严重，有管理者能力不足问题，也有管理者不慎作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为了消除大城市病，改善城市的交通拥挤和促更多新城的崛起，十分必要下大决心改革资源的配置。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行政事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应该大量向卫星城转移。德国是一个发展比较均衡的国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以上资源的配置，注意均衡发展。尤其今天交通更为便捷，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更应该而且有条件疏散资源，以此促更多新兴城市快速发展。

  （六）合理化人口密度，关注环境保护。

  现在很多地方都把“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定格为城市化的基本形象，消灭低矮住房成了中国城市化的首选，实际上这都与管理不善和既得利益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直接相关。至2009年，我国在高楼中的集合住宅平均为89.3%。而美国集合住宅只有24.2%，日本的集合住宅仅有8.8%。中国在住宅的安排上十分密集，例如上海黄浦区达4.28万人/平方公里，广州越秀区3万人/平方公里，天津市中心六区人口密度2.38万人/平方公里，而日本东京的中心区，没有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大阪没有超过1.2万人/平方公里。2010年中国住宅占地在城市中所占份额，全国平均30.5%，北京28.4%，天津27.2%，远低于日本东京的49.1%。

  如此城区人口的过度密集，不仅造成很多城区土地不能为市民生活服务，而且还会导致不良风气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人口过度密集，造成垃圾废水排量过度集中，造成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中心城区绿地过少，活动场所欠缺，有些地方一旦地震，还将会遇到无处可逃的极大风险。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一定要向居住让地，要降低人口密度，这不仅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有利于改善交通拥堵和降低城市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