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走多远？
[发布时间：2014-11-16 08:25:44 点击率：]

  ■徐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到来之际，北京给予最高礼遇，放假限行并用，久违的北京蓝天甚至被网络戏称为“APEC蓝”；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以及资本市场则因为“中国马歇尔计划”而躁动不安，甚至有国内券商报告乐观表示这一计划直接涉及上千亿美元对外投资，间接效应更是不可限量。

  不知是幡动风动抑或心动，这一计划目前并无官方说明，出台时间难言靠谱，不过提前讨论也有必要，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持久性如何？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理论界其实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无论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都曾提出类似设想。林毅夫为FT中文网撰稿《呼吁全球结构转型基金》一文中表示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许善达的设想，中国可以用5000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和谐世界计划”基金，其中含1000亿美元或其他外汇规模及三万亿人民币。该基金向发展中国家（其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用于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项目建设和采购要在中国企业中进行。

  目前支持派基本思路差不多，认为“马歇尔计划”在“二战”以后不仅促使欧洲复兴，也让美国从中大大受益。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后美国相似，即产能大量过剩、国际储备充沛。如果顺利实施，该计划可以达到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目的。

  历史是否总敲两次门？回顾过去，美国马歇尔计划有其特定背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仍旧在世界经济之巅，美国只是国际市场的新兴玩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陷入困境，城市饱受战火摧毁，民众濒于贫困，此时美国国际地位则显著提升，因此以官方名义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当时国务卿马歇尔名义命名为“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1947年启动，持续了四财年，西欧各国接受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年度GDP1/20。以今天价格比较，这笔援助可谓巨款，这一计划不仅使得西欧经济重新崛起，而且促进了西欧各国一体化，从政治角度而言，加强了美国以及欧洲的盟友关系，改变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否复制上述成功？梦想美好，现实残酷。这个看似一石二鸟的设想中，“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投资回报率没有保障。刚刚委内瑞拉对中国违约为类似的外援或外债敲了一个警钟，该国不仅不再向中国出口33万桶石油以偿还贷款，而且中国贷款期限面临无限期延长的可能性。并非中国不够精明，类似失足还有许多国际机构，过去数十年的无数案例早已昭示，在不发达国家进行项目投资风险巨大，很高比例的投资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到每个项目也各不相同，但从运行机制上理解，往往可以归结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在不发达国家进行项目投资离不开借助当地政府，而当地政府对外来资金的使用遵循自己的运行规则。政治学研究以及现实政治都已经表明，很多时候，当地政府首先关心政府官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对资金的使用不是按照经济合理性而是按照政治逻辑分配，从而很难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与盈利。对于这一点，外国政府与组织能够施加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第二，即使选择的项目具有合理的社会回报率，但基于过高的交易成本，这些社会回报率无法转化为投资项目回报率。换言之，项目的社会收益与投资收益之间相差甚远。对此，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来克服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问题。一种是尽可能选择那些社会回报率与投资项目回报率差距不大、从而具备正的投资预期回报的项目。但这类项目大多数已经被市场机制所发掘，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优势是在资金成本上的优势，如此，那些投资回报率高于马歇尔计划利率、而低于市场利率的项目有可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中国模式。在中国，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其投资回报率而言，很多都低于资金成本，但其社会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而这种社会回报最终以税收增加、尤其是土地增的方式反流给当地政府，这样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依赖投资基础建设的中国模式能否复制全球？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无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中国过去道路揭示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政府拥有庞大政府资产、尤其是土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政府收益。其次，中国政府是有效管理的政府，即使有所漏出（如各种腐败），总体而言，社会效益的主体被政府获得。反观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结合各国政治运行方面的弊病，项目获得成功并具备充分的政治意愿保证归还中国资金，成为很难保证的事件。

  再来看另一段历史提供的启迪。一方面是国内过剩产能缠身，资本投资回报率节节下滑，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一路攀升，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听起来有点耳熟，不过这不是说中国，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类似困境。选择有两个，一个资本主义的设想，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另一个则比较温和渐进，那就是投资海外。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选择出清过剩产能，银行系统仍旧源源不断为这些僵尸公司供血，不少公司的战略是选择海外一掷千金，日本商人堪称精明地买了很多地产以及矿产。即使如此，市场清算的一天总会到来，日本经济逐步空心化，而仍旧没有逃离经济泡沫幻灭的命运。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借助经济的外交将成为未来战略的重要一步，无论此前的金砖银行还是亚洲投资银行都彰示中国的宏大雄心。中国资本对外扩张有经济上的天然动力，中国目前已经向资本净输出国靠拢，官方数据局表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50亿美元，同比增长21.6%，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外商投资则面临压力，今年前9个月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874亿美元，下降1.4%。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比历史与现实，中国可以从中吸收什么教训？首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机会多，但陷阱更多，或许在投资目的国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是一个方向。其次，国家主导的外援效果明显，但也有看不见的成本，中国应该考虑主要依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政府可以起到积极引导、因势利导、协调组织的作用，而不宜越俎代庖，以政治考量代替经济核算。第三，资本的海外扩张主要经济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应该对其消解过剩产能的作用寄望过高。过剩产能的调整离不开痛苦的结构改革，与资本海外扩张的经济逻辑关联不大，不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