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然·坦然·超然
[发布时间：2014-11-30 08:16:26 点击率：]

  东南大学的周勤教授在《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发表过题为《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的文章。文章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龄进行分析统计后得出如下结论：已经去世的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是84.77岁，经济学家寿命中最差的情况是有不到20%的概率会在80岁前“挂掉”。他在文章中说：“长寿与经济学家的境界关系密切，什么是经济学家的境界？‘至善’，追求一个最优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至善的关键是至，就是追求。”本报高级顾问张文台同志曾经说过：“人生的目标应该向治学有方、事业有成、为人有德、养生有道、立言传经的目标努力。”（见张文台著《讲堂文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351页）我想，这也可以作为长寿经济学家群体的境界表现。

  分析他们百年的人生境界，需要大概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马寅初1916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马寅初受聘于重庆大学，并任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教授，后又到上海担任中华职业学校教授，上海工商专课学校教授。1948年底赴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2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1957年3月召开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1960年1月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1979年9月，在马寅初98岁高龄时，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1月《新人口论》正式出版，1980年8月，被选为全国人大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被推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革命。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1934年后，先后在日本、苏联、美国从事研究和著书工作，并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1939年回到香港，主编《远东通讯》。1942年后，曾在印度作研究工作，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和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

  薛暮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秦柳方1929年应邀参加由经济学家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民农村经济调查团，1933年共同发起创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1935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沪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1949年出席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经导报》副主编。

  骆耕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年底被捕。出狱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1938年，骆耕漠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以及中共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后，他参与领导苏北、华中、华东等解放地区的地方财经工作和部队供给工作。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财委秘书长、副主任，1954年起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副主任，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

  杜润生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杨敬年先生是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选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深造经济学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辗转到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等处工作。194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政治经济专业攻读3年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8月回国从事教育事业。解放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一手创办了财政系，兼任系主任。1957年反右派时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仍怀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愿，重登讲坛，教书育人。

  这八位百岁老人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发的历史，有被捕的不幸，有被打倒的失落，有从高位坠入被批判的低谷，可谓人生跌宕曲折，命运艰难多舛；他们都是经济学界的巨擘：陈翰笙作为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等经济学家的引领者，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寅初是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座丰碑，一部《新人口论》将他推到学术人生的顶峰；杜润生作为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薛暮桥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周有光是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可谓造诣精湛，名满天下。

  探究他们的人生境界，则需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工作。

  1953年春，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骆耕漠调往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身负“特务嫌疑”的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1958年被安置到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

  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骆耕漠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所，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他说：我不仅留有党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在“文革”中，骆耕漠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杖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虽然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多年后骆老说：“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宋晓梧回忆多年前见到骆老的情形时说：“没想到，享有盛誉的骆老给人的印象极为亲切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陈瑞铭说骆老“个人私利放后面的人，毕生堂堂正正。”“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只讲道理，从不动容。”这就是骆老三个女儿心目中的父亲——悠然自适的骆耕漠。

  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面对批判和讨伐，他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断。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我最欢迎的！这虽然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使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很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

  当他的儿子将他被革职一事告诉他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没有任何其他反应。数十年后拨乱反正，仍是儿子告诉他平反的消息，马老仍是轻轻地“噢”了一声，仍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一声“噢”，处变不惊，心平气定，凝聚了他的人生智慧，体现他的气度，真有“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的意境。这就是马寅初——宠辱不惊，泰然处之。

  1968年3月，从国民党“牢监大学”走出的薛暮桥被关进“牛棚”，在人生最困苦的时期，他没有随波逐流，灰心消沉，而是以一个学者特有的的毅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读书，潜心思考，深入研究。他在“牛棚”里，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写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薛老长寿的秘诀概括为：生活中的“不明白”和学术上的“明白”。建国初期，正值定级别和军衔之时，他却向国家正式报告，要求辞去当时担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专门从事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在许多社交场合，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但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却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职，两位老人时常一同出差， 住宿饮食安排得稍讲究一点他们就会觉得不安，一再要求节俭。

  据无锡博物院的杜松回忆，1997年1月，他专程到北京探望薛老，无锡客人一到，老人立即热情迎接。尽管他体质已经较弱，多数时间斜倾在沙发上，但依然全神贯注地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从不插话。临走前，他还赠书相送，直到门口目送，久久没有离开……

  薛小和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撰文谈她的父亲薛暮桥时说：“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即陈翰笙）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薛暮桥性格沉稳、内敛，晚年的他总笑眯眯的，像个活神仙。这就是淡泊名利的薛暮桥。

  陈翰笙经历了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这位襟怀坦白、不计名利的“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一生横跨3个世纪，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发表了《陈翰笙风云三世纪》一文。于光远这样评价陈翰笙是“现在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现在活着的资格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1951年，周总理希望陈翰笙先生能助一臂之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陈翰笙自谦地对总理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当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一听陈翰笙想做研究工作，便想到学术气氛和环境最好的北京大学。大概陆定一考虑，像陈翰笙这样游学、活动于许多国家，为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再怎么也得担任个领导职务，于是就说：“要么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但陈翰笙也当场推辞掉了。之后，陈翰笙去上海专门拜访了马寅初，说明自己并非不愿帮他的忙，只因自己是个“不善于办事”的人。后来周总理便聘他为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陈翰笙性格朴实开朗，耿直坦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说：“我不会吹牛，也不会拍马，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吹牛拍马的人。”“我还可以教英文，可以讲世界历史，谁来跟我学都行，可以随时来找我，白天来，晚上来，星期天来都行，我尽义务教，不收学费，不要报酬。”

  陈翰老晚年时，还迷上了听轻音乐。他说：“听轻音乐不仅可以使人忘却心中的烦恼，把人带入无限美好的境界，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享受无穷的乐趣。现代医学认为，节奏明快的轻音乐可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心态也是陈翰老长寿的秘诀，他非常幽默，每有客人来，临走时他都要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冬天寒风凛冽，家人劝他戴个帽子，他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戴帽子，‘四人帮’要给我戴那么多顶帽子都没有戴上，现在我更不用戴帽子了。”这就是蔼然可亲、淡然处之的陈翰笙。

  1979年3月28日，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

  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过了100岁，杨敬年又忙了起来，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杨敬年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3至4点读书，4至5点锻炼。吃完晚饭，他要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从东方的古琴听到西方的交响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这就是怡然自乐的杨敬年。

  杜润生是令太谷人引以自豪的人物。他是阳邑村人，我的老家距阳邑村十公里。2005年1月，在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联谊会上，我问杜老，您怎么还是一口的家乡话？杜老风趣地说：“乡音未改，也改不了啦！”

  2008年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杜老对于农民的善待，没有一党、一己、一团体之困，是至高的人生境界。

  著名经济学家吴象在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发表的题为《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文章中这样评价杜老：“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这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超然自得的杜润生。

  109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年——1946年）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周有光曾谈他的长寿之道时说，“想不通的时候，拐个弯就通了啊！”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一段恶梦。而周有光却不这样看，他从苦难中看到的是别有一番洞天，他说：“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从以上生活点滴和片言只语，可以领略到这些智慧老人之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团和气和一股锐气的的人格魅力。著名经济学家方生说：“做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做事、做文章，任何时候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原则。”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说：“在理论研究和探索中，首要是独立思考，在任何权威和权势面前，都不能奴颜、婢膝和媚骨。”无论是马老，还是陈翰老，无论是杜老，还是薛老，他们长寿百岁固然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也与宠而不喜、辱而不惊、威而不屈、慎终如始的涵养心态及勤于思考的学术修养密切相关。正是如此，他们都保持了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阳奉阴违的读书人气质，都有高尚的价值观。他们以特有的大气和超脱，泰然淡定地面对人生之起落和沉浮。他们以超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从容致力于学术事业。他们得意时的淡然，失意时的坦然，生活的悠然和平静的超然，撑起他们无边无际的人生境界。这种充满正能量的人生境界既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更是需要我们弘扬和学习的品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