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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
中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小平同志晚年考虑最多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近30年,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利润与贫困同时增长”的趋势。那么究竟是实践出了问题还是理论出了问题?我认为根源在理论,主要是传统经济理论和制度强化了信息封闭和集中垄断,造成了资源配置更严重的不对称和不均衡。
目前许多前卫学者看到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弊端,并致力构建新经济理论体系,比如阿罗、斯蒂格利茨以及《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迪。但是他们仅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要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只有在发展信息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日益透明的普惠社会,才能找到人类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1、发展信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改开35年来,我国主要靠钢铁、机械、房地产维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国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机械产品出口受阻,房地产泡沫凸显,单位GDP能耗和物耗居高不下,同时带来了严重的大气和水质环境污染。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习近平讲话)。
据统计,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物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现代哲学认为,物质、能量、信息表征着宇宙中存在的三种基本元素,人类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物、能、信息这三种基础资源。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如果信息投入太少,就会过多地消耗物、能资源;反之,信息投入强度提高了,有利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淘汰高耗低效生产方式,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相应减少物耗、能耗。
在这三大基础资源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我们一项研究表明,信息消费每增加10%,单位GDP能耗下降1.8%,物耗下降1.4%。也就是说,只有加大信息投入强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物能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
2、信息经济及其重要特征
信息经济是由信息技术及其网络向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形成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新经济模式。它包括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通信、计算机以及信息感测设备制造业和信息通信网络服务、数据平台服务、各类应用服务和软件服务业。信息经济最重要成分是服务。随着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工业4.0系列技术的普及,信息产品也越来越融入信息服务之中,“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网络即服务(Naas)”、“应用即服务(Aaas)”、制造即服务(Maas),一个新兴生产型服务业正在形成。
工业产品的重要经济特征是独占性,越独占资源就越短缺;信息服务的重要经济特征是共享性,越共享信息量反而越大,基本不受基础资源约束,经营可持续,消费无界限。工业经济的基础材料是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资源稀缺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的基础材料是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它们都来自沙子里面的硅,芯片越来越不值钱,光纤价格低于面条和粉丝,但是功能却越来越强大。
工业生产适应标准化规模经济,追求规模和数量;信息服务适应多元化范围经济,追求多样化和质量。工业经济成本递增,效用递减,嫌贫爱富,适合梯度发展;信息经济成本递减、效用递增,适合普遍受益,工业经济是嫌贫爱富的经济,信息经济是均衡发展的经济。
按照工业经济的思路,好东西首先要给富人用,包括金银首饰、稀有物品。但是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往往不是这样,信息服务可以直接为大众服务,促进普惠社会建设。20年前联合国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考察发现,先进的信息服务在贫困边远地区比在大城市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我国电子商务为何如此发达,正好印证了联合国机构20年前的这个结论。最近我国台湾一位官员说,“大陆穷人太多,他们买不起电脑,只能用手机上网”(笑声)。这些情况都说明,越是先进的信息服务就越适合向大众普及。但是传统经济理论并不支持,也不理解适合均衡发展的信息经济是怎么回事。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倡导的是“道德基础上”的利己主义,这是经济学的一个价值前提。老自由主义的代表巴斯夏倡导的是一个“自愿共同体”;马克思则主张“自由人联合体”。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背弃了“道德”和“共同”,演变成“贪婪的个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和“一切向钱看”,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如果我们坚持沿着工业生产力的思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即使在道义上提倡联合、合作,在工业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共同富裕,但是真正实现比较难,因为在现实的传统工业思维支配下,联合就变成了集中,自由就变成了垄断。现在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企图构建一个新经济理论体系。我认为只有在信息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普惠社会。
3、信息生产力时代的来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信息化浪潮走过了以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为标志的两个阶段。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随着大数据、智能化、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等技术的出现,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人们将利用信息传感网络和分布控制系统,直接为生产与生活提供全景式服务,使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
信息生产力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传输、监测、协调、控制、管理)网络,以及适应各行各业生产、服务和人们生活需要的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与现代能量、材料和机械系统密切结合组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信息生产力的核心技术,它的融合创新已经成为驱动技术与实体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新一代信息生产力促使信息服务从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节渗透,并正在深度改造传统产业,全面推动传统制造业的“工业4.0”革命,并与新型生产服务业融合创新,带动了各行业的产业链重构。在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等相关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出现一系列融合创新的新领域、新业态和新发展趋势。形成了继蒸汽机、电力革命之后的一次更重要的经济革命。
现代社会究竟处在什么时代?有人说是后工业时代,有人说是知识经济时代,有人说是航天经济时代,有人说是生态经济时代,这要看按照什么划分。怎样划分,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概括了人类发展阶段:“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里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互联网磨产生的一定是普惠大众的信息社会。
4、信息经济是普惠大众的经济
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相比有几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特征,工业生产力是排他和占有的,信息生产力是开放和共享的;工业生产力增长是有极限的,信息生产力可以持续增长的;工业生产力的成本是递增性的,信息生产力的成本是递减性的;工业生产力适合精英垄断,信息生产力适合普遍受益。
习总书记2014年6月3日讲话中提到:“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面向未来,世界现代化人口将快速增长,如果大家依照现存资源消耗模式生活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信息经济究竟有多大规模?根据工信部的统计,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来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规模1.2万亿元,只占GDP不到10个百分点。
但是30年来,我国物价普遍上涨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有IT产品和服务价格在下降。30年前到电报局发一个电报,一个字要7分钱,现在手机上发一个短信70个字一毛钱,用微信还不要钱。1984年到2013年,全国电话通话总时长增长5000倍,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30亿G比特,与电报比特总量相比,增长远远超过5000倍。即使都按增长5000倍,折算成30年前不变价格,仅通信和互联网接入流量的收入就高达17万亿元,是GDP的30%,如果将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按30年前的不变价计算,仅通信和互联网接入的收入肯定会超过GDP的70%。这从又一侧面体现出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速度。
解决贫困问题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按照西方国家的传统办法,先鼓励富人积累财富,然后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反哺穷人,如比尔盖茨的《新资本主义》、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都主张用加重税收或提倡捐助弱势人群。但是加重税收,搞福利制度很可能使经济停滞造成养懒汉的社会,另一方面,让穷人坐等富人捐助会使穷人永远是穷人。第二种思路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杀富济贫,当今时代显然也行不通。第三种思路就是提高穷人的劳动技能,支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穷人经济学的创始人舒尔茨早就讲过,“贫困的主要根源不是资源贫瘠和产业落后,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应为长期的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造成了劳动素质的低下。”要提高贫困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一是办教育,而是普及信息。但是办教育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国宁夏自治区一位领导说过,宁夏要发展经济靠什么?有人主张搞重工业,我们没东北有优势;有人主张搞轻工业,我们又比不过江苏、浙江;有人主张我们超前搞知识产业、办教育,我多办几所大学,招不来学生,送学生到北大、清华,毕业后也不会来。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把提高社会信息化水平作为重要切入点。农民一旦学会上网,可以将土特产买到全国甚至国外,同时打开了他们眼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素质。
5、全面发展信息经济必须克服传统路径依赖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这就是说我国要在六年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六年以后主要任务将不再是工业化,而是信息化。但是目前整个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过于保守。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尚处在工业经济的初期阶段,现在就把高端产业提上日程,就会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更多人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而且只占国民经济很小一部分,很难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
二是制造业和服务的关系没有理顺。认为只有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才能创造价值,服务业不是实体经济,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他们没搞明白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信息时代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发展,而且传统制造业也正在向生产型服务业的形态转变。德国工业革命4.0,核心就是用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改造传统制造业。
三是宽带信息承载能力发展缓慢。我们虽然制定了国家宽带发展战略,但是许多具体政策措施并没有落实,比如美国奥巴马总统批准的《美国国家宽带战略》明确规定要释放更多频谱资源,实现宽带接入的普遍服务,要制定光纤路由和无线设施占用楼顶的全国统一赔偿价格,但是在中国均未落实。
四是网络融合进入利益博弈的误区,最突出的问题是广播电视网和传统电信网都应该利用各自优势,在互联网基础上向用户提供更好的融合服务,但是现在是各自都想独立搞成一个全能网络。
五是信息孤岛普遍存在。农业时代的特征是封闭,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垄断,信息时代的特征是关联。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部门分割、管理体制分割,分别建设了太的内部信息管理体系,以至于形成不少信息孤岛。
六是信息安全陷入二元对立思维的死结。信息安全问题需要三层治理,一是技术手段,二是法律约束,三是道德自律+平台监督形成软法律约束坏境。而且最根本的是第三方监督平台形成软法律约束坏境。但是我国目前似乎只看重技术防护手段,从而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
七是教育和经济制度滞后于时代。目前我们几乎所有大学都开设经管学院或者经济管理专业,但多是只讲管理不讲经济,普遍存在“管理机巧之术泛滥,经世济民之道缺位”的问题。许多老师热衷于向学生兜售孙子兵法和损人利己之术,正如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去世前的感慨:现代经济学已经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
专利制度是工业时代用以保护创新的有效手段,但是如今的知识产权制度已出现过度保护,美国高通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滥用垄断地位,严重影响了先进技术的应用普及。
八是马太效应和精致利己主义严重。随着信息成本急剧下降,加剧了工业时代的遗留的马太效应。一曲可以成名、一夜可以暴富,根源在于传统制度和规则造成信息资源的集中垄断。随着小微时代和碎片关联经济(广告变窄告)结构的形成,马太效应将会缓解,随着信息日益透明,小众市场,诚信经营才是最大的财富。
6、信息时代经济理论的解构与建构
解构容易建构难。人们比较容易发现传统理论的弊端,但是要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经济理论确非常困难。休谟早就指出“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会在第一次发现真理时就深信不疑,他们会在不断证明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信心”。对于信息经济理论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发现和总结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规律,为建构普惠社会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石。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生产中的许多环节正在从物质生产流程中分离出来,形成服务外包模式,使原来的生产者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或服务者。传统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劳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218页)。
当前许多国家的农业劳动者比例降到3%以下,工业劳动者比重稳定在20%左右,服务业劳动者比例达70%以上,其中50%左右属于信息劳动,包括信息职业劳动和信息行业劳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服务化,企业内部各类生产环节,特别是信息劳动环节正在从直接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型服务业群。
过去一个农民耕种十几亩、几十亩土地,从春种到秋收各个环节都是农业劳动,现在一个农民经营上千亩、几千亩土地,翻地外包给机耕服务公司,浇水外包给灌溉服务公司,发生虫害有飞机服务公司,收割靠收割服务公司,多数生产环节都进入服务业的统计序列。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就发现,社会经济形态正在由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许多原则差异,将会导致许多新的经济问题甚至社会冲突。由于人们关联域的迅速扩展,社会需要做出的是一种公共决策,它并不等同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看似理性的个人决策加到一起将可能是一场恶梦。
工业社会,机器大量吞噬不可再生资源,使得单位经济主体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张。但是,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受到资源边界和销售边界的限制,表现为边际成本上升和边际收入下降,形成收益递减规律。信息社会的战略资源不再是钢铁、水泥和煤炭,而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和有效信息。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主要消耗的硅原料来自沙子,且用量越来越省;有效信息则来自人脑和电脑,越用越多。另外,一个人随着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新增财富的使用价值就会直线下降;而一个人随着掌握信息量的增加,新增信息的使用价值才会更高。
当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水平几乎没有增加。除了财富分配不公、公共环境恶化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价值导向出了问题。人类需求模型可分为生存、安全、交往、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级,如果说生存和安全需求主要靠物质财富来满足,那么与人交往、获得尊重、自我实现都要互动,难以单靠物质财富来满足。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追求物质财富,人类肯定还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如果我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就像一个喝了大量啤酒的醉汉还要再喝一样荒唐。人类的最终选择是理性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通过增加信息消费普遍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除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天然法则就是“一还一报”。近百年人类过度工业化,对大自然掠夺性开发,正在遭到自然环境的报复;人们奉行的经济个人主义,又严重破坏了人文环境,肯定也要遭到人文环境报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以往信息传递的时延太长,能量积蓄缓慢,这种报复机制来的太慢。
互联网技术不仅使信息传递时延缩短,同时也使能量积蓄速度或动员速度加快,人类必须自觉适应一还一报的法则。未来的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有用价值,才能从社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终将发现,遵循平等互利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几次不义之财更有意义。农业时代的基础伦理是“族群理性”,就是通过利他主义实现封建主利益最大化;工业时代的基础伦理则是利己主义,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信息时代正在彰显互利主义的网络精神,市场经济将超越个人理性进入公共理性阶段。它的重要机理就是“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因为信息网络创造了平等、互利的刚性条件,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与他人真诚合作、平等交易才能获得“客永存、我永利”的持续发展机会。
我们正处在新的历史变革的重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21日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讲话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00多年前,蒸汽机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移到欧洲;100多年前,美国电气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又从欧洲移到美国;当前也许是刚刚开始的信息生产力革命,完全有可能使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向东方回归。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个体还原论思维不适应复杂信息社会,而东方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和多元协同哲学更适应人类未来,我国社会应该更自觉地适应客观规律,为建设信息时代公平和谐社会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此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2014年年会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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