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税改革要找准“切入点”

  着力把握好“两个转向”：预算编制和审批重点转向支出政策，预算收入从约束性目标转向预期性。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探索编制三年期滚动预算；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防止“钱等项目、敞口花钱”等弊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逐步将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上移中央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不断增强预算透明度和可理解度，更好地让人民“看得见政府”。

  二、财税改革要找准“突破点”

  生财方面，规范清理竞争性领域专项和“税收洼地”式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税收优惠应彻底终止，未到期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具有全国性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和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聚财方面，要树立更加全面的资产负债观，加强对政府资源、资产、资金的管理和控制，尝试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统筹所有政府可用财力的体制机制。用财方面，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的引领作用，吸引金融资本、民间资金和风险投资广泛参与，加快推进PPP创新模式，构建多元化、有效率的投融资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在部分领域尝试用合同、委托等市场化手段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管财方面，要大胆引入竞争性分配、竞争性存放等市场机制，变传统的行政配置为市场化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刀刃”上。

  三、财税改革要找准“转折点”

  我国经济发展变革大势，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注重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对此，财税部门应主动作为，切实增强财税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保持战略定力，注重财税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不能因财税收入稍有下降，就“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盲目出台一些刺激增长的政策，甚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罔顾法律法规征收“过头税”。要强化“净财源”的理念，涵养培育财源时，不能光看产出，还要看成本，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社会负担等隐性成本，以及治理污染、修复生态等长期或有成本。

  四、财税改革要找准“风险点”

  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会集聚财政金融风险。要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一是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明政府举债程序。二是严格落实责任，修正考核指标矫正“举债扩张”的政绩导向。三是探索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四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进行风险提示。

  五、财税改革要找准“落脚点”

  稳健是财税工作的本质要求。做到稳健两个字，关键要学会底线思维，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既立足当前，又顾及未来，守牢政策底线。在制定民生政策时，不仅要看当前的可支付能力，还要看长远的可支付能力；不仅要测算直接的支出，还要评估因“羊群效应”可能带来的隐性支出压力。要树立“托底”“补短板”思想，立足发展阶段和财力实际，托牢民生保障底线、补长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少用平均数模糊个别数，规划好多层次、分阶段、精准扶贫的民生保障路线图。

  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相对接，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结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是坚实强大的国家财政，构筑坚实强大的财政支柱要依托于科学的财税体制，而科学的财税体制又必须建立在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之上。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科学的财税体制”→“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财税体制改革清晰明确的内在逻辑！在这个逻辑面前，只有“责任田”，没有“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