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引领新常态 确保质量快发展
[发布时间：2014-12-28 09:12:45 点击率：]

  ■ 本刊记者 周新军 

  新常态下加大改革力度

  促进大众创新  

  记者：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常态经济的新概念，想请您就新常态经济谈谈您的认识和理解。

  任玉岭：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当今经济发展提出了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新概念。对此，近半年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讨论，对新常态的认识见仁见智、其说不一。

  总的看来，新常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的相对减速，由多年出现的两位数增长换挡为7.5%左右或者比这个还要低。新常态最根本的特征是求质量、保效益、惠民生、保公平、重生态、保环境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为此，新常态必须对过去高速发展期遗留的问题进行化解，逐步去除金融的杠杆化、产能的过剩化、房地产的泡沫化，同时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尤其要重视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全面”两个字。

  新常态面临下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下行将会引发一些问题和风险，为了使经济下行引发的问题尽量减少，使引发的风险做到可控，新常态不能对下行压力听之任之，而是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统一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合理调控，还要继续坚持发挥“需求对发展的基础作出，投资对发展的关键作用，出口对发展的支撑作用”，要使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度，货币政策的松紧要适度。而且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要加大改革力度，促进大众创新，要使发展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向依靠和争取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创新红利转变。

  记者：新常态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为什么会有新常态出现？

  任玉岭：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讲，经济发展是长跑不是短跑，短跑的冲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是需要的，但它不能是永久的。作为长跑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有一个常态速度，才能适应漫长的行程，最终取得好成绩。

  各国发展的历史证明，快速发展阶段都是有一定时限的，而常态发展则是常远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初期因经济体量相对较小，这时的资源供给相对来源丰富，供给充足，劳动力相对较多，而且比较廉价，再加上国内、国外市场期待较强，往往是产品的生产供小于求，呈现卖方市场，再加上那时土地价廉，供应充分，环保政策宽松，环境门槛较低，这就激励和保证了高速发展。但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到了一定时限，特别是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都会出现要素供给的不足和市场的供过于求，特别是劳力的紧缺、土地的升值和环境污染，难以承受的环保政策约束及高成本的环境保护等，势必会使高速度增长明显减速，转向常态发展。

  远的不讲，就以我国台湾和邻国日本、韩国的发展为例，几乎是都不例外的，在度过快速发展期后，进入了一个常态发展期。我国台湾由1953年至1979年经历了27年的9%以上的快速增长，1982年至1987年的16年进入了平均增速为7.3%的常态发展。日本从1946年至1973年，经历27年的9.4%的快速增长，1975年至1991年的16年进入了平均增速为4.4%的常态发展。韩国在1963年至1997年经历了35年8.4%以上的高速度，1999年至2008年进入了5.6%增速的常态发展。

  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解放初期也曾因一穷二白，体量甚小，于50年代初的有些年头出现过100%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也因经济体量较小，在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平均增长21.7%。但现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年GDP总量已近60万亿元，哪怕增长0.1%就是6000亿元，这就比改革起步的1978年经济总量3645亿元多出2300亿元。2013年我们的经济增长7.7%，仅增长部分就比19年前1994年的经济总量还要大。

  世界上有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什么都要发展，所以发展速度都相对较快，而发展国家，因为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完成，相对进入了发展的常态期，所以增长速度都不可能很高。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新常态同发展国家不同，我们仍然处在由发展中国家向发展国家的过渡期，所以我们的新常态就速度而言要比前三十年有所放慢，但因各方面的发展需要，我们应该而且还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

  记者：前几年金融危机时经济下滑加大了投入，情况马上得到扭转，面对新常态，可否也用这种方法，避免新常态的出现和促成下行压力减缓？

  任玉岭：现在与金融危机的形势不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是可以采取大投资、大刺激，而不顾后果地遏制其下行出现的，我认为新一届政府也是有这种能力的。但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发展，为了有质量地发展，我们的政府绝不会那样做。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绩，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空前提高，国家的实力空前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升。过去那种路不平、灯不明、买东西要排队的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在80年代初期看到的国外那种高楼林立、汽车如流、晚间灯火辉煌，商店里物质极大丰富的场面，今天在中国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之大，已让很多国家离不开我们。世界各国学中文的热潮充分说明中国已是今非昔比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问题是很多的。在2010年校园血案发生时，我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梳理，统称为“七个不能持久，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久”是：①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②依靠农民工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③产品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④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⑤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⑥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过大不能持久；⑦污染环境、损坏生态严重不能持久。“八个必须转变”是：①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②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③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④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⑤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⑥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⑦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⑧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原发表于2010年中国社科报）。以上问题虽然是五年前梳理的，但今天是依然存在的，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这应该是主攻的。

  特别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严重影响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国家31个省市，本世纪初地区差1:11，与此同时，美国50个州地区差为1:2，英国12个郡地区差为1:1.68，与之相比高出了很多倍。城乡差距方面，80年代1:1.85，90年代上升到1:2.5，迄今为1:3.2。世界劳工组织曾对47个城乡差大的国家做了调研，发现超过1:2之差的有3个国家，我国是其中之一。收入差距，在我国更为突出，最近有权威报纸刊登，世界银行报出中国1%的人拥有中国1/3的财富。中国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经在世界上少有。

  以上三大差距的拉大，导致社会上出现贫困人口增多，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们还有2亿人口未有脱贫。如此大的贫困面，再加上公共服务不均等，特别是城市房价高企，农民工及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住无居所，留守儿童居多，很多夫妻不能团聚，很多老人没有依靠，导致偷盗多、行乞多、抢劫多、诈骗多、造假多、拐卖妇女儿童多，特别是江河湖海污染严重，京津冀雾霾漫天，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癌症发病率节节上升，已经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安定。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有质量的发展，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必须要有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发展。这就是常态发展、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强调了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还特别强调了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习总书记做总书记后，第一次接待记者就讲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最近在江苏讲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问题，并指出没有全面的现代化，就是不完全的现代化。因此，既讲质量又讲效益的新常态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障。

  记者：面对新常态的到来，你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保证中高速度的实现？

  任玉岭：我认为：

  （一）要端正认识，充满信心

  面对新常态的出现，首先是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特别是原先善靠关系走门路的企业，面对会所人流的冷落，奢侈品销量的减少，高档餐馆的萧条，高级烟酒、礼品、家具的销售量滑落等，多少对新常态的出现有些埋怨情绪，并对发展前景表示悲观。另外也有些人存在着侥幸心理，总在问新常态何时过去，寄希望于新常态只是一股风等风刮过，又同过去一样，会所可以照开，奢侈品销量可以再升，政府官员可以再来高级餐馆大肆吃喝，高级烟酒、礼品、家具等仍可售众迎门。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对新常态缺乏认识，这样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为国家更好服务。

  更需注意的是，一些人听谣传谣，说什么多少企业死掉了，多少企业外逃了，我们的经济要垮了，发财的路子到头了。对此，我曾专门做过一些调研，在温州我向一些区长了解关门与外逃企业的比例时，他们讲关门的约千分之十三至十五，外逃的约千分之五至七。听完这个，我放心了，这和我听到的温州企业大批关门倒闭外逃的传言完全不同。我记得很多年前人们都讲过中关村的企业寿命只有3.9年，这就意味着，在自然生存情况下，一些企业倒闭是不可避免的，有竞争，就要有消亡。又何况温州并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倒闭关门和卷资外逃呢？

  应该看到，新常态是为了高质量的发展和实实在在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为了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确保可持续发展而出现的。对新常态的到来我们应支持，应欢迎。既要看到常态发展是得人心的，是能够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是能够更好发展的。又要看到化解已出现的各种矛盾，消化已过剩的产能，消除某些产业已形成的泡沫，这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时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听谣传谣，丧失信心，也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广大的企业家要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很好度过风险的消化期，和机构调整的阵痛期，并能搞好发展方式的转变，且保证一定的高速度。企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开动脑筋，搞好创新，努力使本企业的发展方式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企业的产品结构不断向高水平提升。

  （二）要抓好机遇更好发展

  习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兰考县第一次谈到新常态时，就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这段谈话，首先提到的还是机遇。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机遇期。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兹所讲，21世纪世界上将有两个大事件，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亚太经济的崛起。这两件事都与中国的发展相关，这两件事都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利好机遇。

  现在我们应该抓住的机遇有：

  （1）用好城市化的机遇。

  我国的城市化同工业化水平相差甚远，从现代化的目标看城市化的任务更为艰巨。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潜力将给我国带来极大发展机遇。现在城市化率53%，实际城市人口只有36%，要把我国城市化率推到80%的水平，将要有5.94亿人口在城市落户，按此人口数量设市的话，就需100万人的城市594个，试想这是多么伟大的工程，多么巨大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潜力所在，也是我们的巨大发展机遇，如能抓好这个机遇，我们就能实现GDP的翻番和保双百年目标的实现。

  （2）用好改革促发展的机遇。

  去年我们出台了改革新政，放低了公司就业门槛，不仅使经济实体创立了年增27%的业绩，而且使我们的就业人数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这项改革还促进了第三产业大发展。由此可见改革促发展蕴藏有丰厚的红利。我们一定要重视改革，重视简政放权，降低公司设立门槛，降低大众创业门槛，我们就能够为每年毕业的数百万大学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待就业大军打开一个新局面。如果金融改革能够跟上，能够加大风险投资贷款或放宽贷款限制，就一定能赢得更大的改革红利，为新常态注入更大活力和生机。

  （3）用好创新驱动的机遇。

  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引进了大批先进装备和生产线，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最近我们探月装备的安全返回，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就是我国科技进步的充分说明。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度还很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还远远不够，中国有10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因创新不足，还没有一家能进入500强的前100名。美国智库调查了中国五大企业，上汽、南车、华为、尚德、联想，他们认为除华为之外，其他在高技术方面均无所作为。为了抓好创新驱动机遇，我们需要合理使用科技经费，需要克服学术活动中的不端行为和腐败，更需要重视教育事业的改善和对人才培养制度的健全。作为企业，要舍得加大科技投入，要搭建创新平台，既要促进大众创新，又要聚集五湖四海的创新人才。

  （4）用好第三产业发展的机遇。

  第三产业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得到大发展的产业。事实证明经济越发达，人们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大。在美国第三产业达到70%以上，纽约比这个比例还要大。我国第三产业迄今只有46%，存在有巨大发展空间。第三产业一般说来投入相对偏低，对资源消耗相对较少，对环境污染相对较小，我们国家要实现双百年目标，使GDP在2010年翻番，一定要重视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休闲业、旅游业的发展及养老产业，在中国需求巨大，资源丰富，前景无量，应给予高度关注。

  （5）用好网络经济机遇。

  网络经济在今天方兴未艾，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网络金融、网络购物等正在蓬勃发展，它不仅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学习方式等，看来网络的运用将无所不在。中国有12亿手机，有6.5亿人上网，阿里巴巴上市在美国创下市值最高企业，说明中国网络经济有很大优势。在网络技术方面我们处在与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应该用好这个优势，在网络经济发展方面推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造更大经济奇迹和经济效益。

  新常态下

  五个问题需要牢牢把握

  记者：新常态发展既然是保质量的实实在在发展，为了这样一个目标，你认为应该在确保质量又要争取中高速的发展中注意哪些问题？

  任玉岭：我认为有以下五个问题需牢牢坚持和把握：

  （一）必须重视和坚持文化事业大发展

  新常态欲达其发展目的，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搞好文化发展，总结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大发展，最让人不能满意的是文化发展的迟滞和偏斜。由于文化发展的重视不足，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出现了不少问题。铺张浪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引发了一切向钱看和不择手段的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贪污腐败、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流行官场，使一些官员不作为、无作为、乱作为，既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危害，也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秦皇岛一个管水务的小科长，家中竟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斤，房产68套，国家发改委连续有五个司局长受贿近20亿元，在权钱交易中，拿国家的政策当儿戏，以致造成国家降药价20多次，而药价不仅不降低，反而连续升高，由此造成的很多人看不起病而死亡者，按网上的说法超过一次大的战争，超过一次瘟疫的大流行。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都与对传统文化的丢失和文化发展的沦丧直接相关。

  为了按照习总书记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计划落到实处，必须通过文化发展涵养人们的价值观和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以堵塞各种漏洞，消除诸多丑恶。

  中华文化有很多优良传统，是涵养价值观的肥沃土壤，可以陶冶人的诚信与善孝品德及爱国齐家的情怀，从而给社会带来强大凝聚力，推动力、竞争力。习总书记在上海任书记时就指出了文化对经济有推动力，对思想建设有感召力，对环境建设有辐射力，对人才培养有铸造力，因此高度重视文化力，是有益于补偿新常态发展的动力的。

  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联合发表宣言说，“人类未来要更好赢得自己的发展，就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精神”。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很多值得继承的，因此，对我们的文化绝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很薄弱，美国、法国文化产业占GDP25%，日本占17%，这是一个极广阔的产业领域，应该予以重视，使文化产业为新常态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必须重视和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问题

  党的十八大把创新驱动提升了战略地位、核心地位。这些年来，创新投入年年大幅增加。我国有100多万研发科技人员，每年创新科技成果达数十万项之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这就意味着90%的科技成果打了水漂。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如此多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如此多的科技投入，人力、物力打了水漂，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浪费。对此如若视而不见，就有可能把科技大厦摧毁。

  我们在进行科技创新调研中，到处都在讲投入不足，都在伸手要钱。包括诸多重点大学在其改革方案中谈到科技成果转化时，也都是认为需要加大投入。其实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并非是加大投入可以凑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归根结底是很多成果不成熟或不是成果导致的。

  科技成果，就像是树上的果实，成熟的桃、杏、李、苹果、梨，又甜又香，受人喜爱，争着购买，而不熟的这些果实又酸又涩，人们肯定不予问津。根据我在科技战线五十多年的工作体会，各项经济指标达到生产要求能够产生较好效益的科技成果常常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而主要经济指标达不到要求的科技成果是谁也不愿推广的。

  因此，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必须要从项目立项、经费分配和成果鉴定上把好关，要克服这方面存在的关系学，浮躁风以及腐败行为，坚决改变以论文论英雄的路径惯性、“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路径惯性、靠关系配资源的路径惯性。

  为了确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首先需要在立项时强化对技术指标的审定，使项目攻关技术指标，运用于生产后，能够有好的经济效益。其次要在成果审定中，防止对非成果大量放行，更要杜绝把评审会开成庆功会。同时要增设中间试验环节，改革科研与生产的两张皮。对成熟的科技成果推广，要给予政策支持，要借鉴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让更多的政府采购和国人用自己的新产品。

  （三）必须重视区域统筹，防止地区差距过大问题。

  改革开放初，我们实行了沿海经济战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产生更高效益，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对改善地区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地区差距至今仍十分严重，地区差导致了发展的不和谐。有人说这是地理人文和历史条件造成的。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发展政策支持不力或扶植政策的精准度不够造成的。

  我每年走25个省以上，依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评价，最差的地方还是在中部，尤其是平原地带的粮食产区，在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最为贫困的。就拿义务教育来讲，在那里无论是学生住宿条件、就餐条件，试验课的条件，信息课的条件，操场与体育的条件，不要说同东部相比了，也远不如西部的学校好。

  为此，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在实施东中西及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上，应该像精准扶贫那样，做一些精准的地区统筹，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保证，对生产粮食，供应粮食的农产区，要多一些支持政策。

  我们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哪里科技发达，哪里的经济就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但是，至今我们的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开发区还都集中在东部，东部占全国20%的省份拥有中国35%的高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人员，60%的科研经费，70%高技术企业。特别人才随着资金流动的情况下，不注意改革科研经费的配置，仍将60%的科研经费放在20%的发达省份当中，那么中西部的科研经费上不去，科技水平上不去，中西部也必然永将落后。

  （四）必须控制房价和认真解决入城农民工居者有其屋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的大方向，过去的30年没能处理好城市住房问题和过分限制农民进城自建房，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在城里30多年了，仍然居者无其屋。现在城市门槛越来越高，农民工入城住房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城市化的大发展，和改善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必须坚持控制房价和下决心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决不能把房地产当做产业，为了保GDP增速而放松对房价的监管。

  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农民工因在所居城市买不起房，而是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到农村去建房或是在远隔千里的家乡市县去购房。现在很多农村和县市的住宅被空置，这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工的居住需要，而且造成农民工在城市消费能力的降低，不利于经济发展。

  虽然有些城市为农民工盖了公租房，但往往因公租房偏远，或价格偏高，或数量过少，难以为居者有其屋做出贡献。北京很多住房都将大间隔成小间对外出租，数量很大屡禁不止，甚至一个84平米的住房被28人合租，这都表明提供和解决住房在一些城市是何等的急切和需要。

  为了解决广大农民工入城后的居住问题和使农村走出的大学生能够在城市里有个房安个家，应该考虑继续启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很有必要学习澳大利亚的做法，大量建设一些“可承受性”住房，使住房价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3倍左右，并对购首套住房者给以补贴。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需要大发展的地级市与县城，可以划出若干地块和区域，经过七通一平后，划出红线，做好规划，给出多样规格的建设图纸，让入城农民自建房。这样不仅可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促农民变市民，而且可以降低政府对住房投资的财政压力和难题。

  （五）必须重视和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问题

  我国传统产业过剩已成为消减产能面临的大问题。但仔细研究一下，很多传统产业面对13亿多中国人的需求，是本不该过剩的，这种过剩虽客观存在，则是因为低收入群收入过低，缺乏购买能力造成的。例如冰箱、彩电、厨具、家具等是本应有更大市场的，但因为数以亿计农民工连房都买不起，都在那里凑合，都在那里蜗居，当然就谈不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了。如若这数以亿计的人收入都能得到提高，都能有房住，有家归，相信很多家电、家具都会有井喷式的增长，产能就不存在过剩。

  因此，无论从民生改善与构建和谐社会考虑，还是从发展经济出发，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解决低收入群众收入过低问题。近年来在解决低收入问题方面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因既得利益的藩篱的存在和既得利益阶层话语权过大，还是给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造成众多阻力。

  当今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和根源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畸形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之间，而且还严重的存在于同省、同市、同行业、同级别、同年龄之间。我们不主张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但也不赞成一些“理论家”动辄把求公平的说法扣上“平均主义”的大帽子。我们关注公平分配，特别是关注把公平分配贯彻到社会最底层，就是关注国家的整体发展，关注以人为本，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

  已经有人提出，工人除了获取雇用工资外，还应该“以劳为本”参与企业分红。劳动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不应该与他们无关。基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那么企业的剩余价值就应该有劳动者的分配权。可否把研究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即红利的分配权作为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突破口，不妨在方式方法上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