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四大失衡分析与措施建议
[发布时间：2014-12-28 09:14:15 点击率：]

  当前世界经济似乎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了诸多的矛盾困境，而我国的“宏观调控左右为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为此引发了不少反思。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一项最重要手段就是调控货币政策和货币循环。因此，我们要认清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与实质，就需要从认真分析货币的基本属性及其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入手，才能从中把握其具有本质规律性的内涵。

  货币按其所有者使用的目标属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消费资金；而另一类则是用于投资（其手段繁多，如放贷、生产性投资、商品流通增值、乃至用于操控价格以炒作牟利等等。虽然形式多样，但其目都是“以钱生钱”——靠现有的货币聚敛来更多的货币）以赚取利润的逐利资金。

  在现实的市场链中，除了最终消费者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推动每一个市场交易环节的动机都是利润，而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因此，经济系统要持续运行，就必然要求：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必须相互匹配。如果消费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不足，出现商品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种短期的失衡情况尚可以设法调整，而如果长期的单方向失衡则势必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

  困难在于，我们的经济统计系统不是从这个视角设计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这两类货币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间接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同时也由于经济体在增长，价格水平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如果直接观察统计数据，也难于看出货币循环的问题症结。但如果用代表经济体量的GDP这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统计数据，则将有助于我们间接地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

  下面我们首先来观察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循环。  

  一、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演变趋势  

  分析研究最终消费品货币可以把握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以下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观察：

  1、居民用于消费的货币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

  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其统计数据包括：其一是工资总额，其二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其中工资总额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数据，而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分别由城调队、农调队入户抽样调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乡人口得出，但可得数据不如职工工资总额完整。这三组数据比较见图1.1：（注：以下所有数据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工资总额占GDP的份额从建国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 左右，并一直维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仅为10.6%，与建国初的1952年接近，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为11.3%。这说明从工资的角度看相对与GDP的购买力，则我国1991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关于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统计口径中，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既用于消费支出，也用于生产支出）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续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仅为14.4%。可见过去20多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的相对能力也明显下降。

  将城乡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见图1.2）这说明我们的消费能力不足，主要是农村人口支付能力不足。  

  图1.2：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

  值得重视的是：图1.1中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维持在35%附近。说明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与工资总额的走势相反。其原因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财产性收入，而正是集中在少部分“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在工资总额相对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维持了城镇居民年收入的上升。这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明显的一个量化证明。

  国内各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即工资性收入演化情况（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从1992年到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该表将整个国家划分为4个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外加一个国外部门）可见图3：

  图3：劳动者报酬/GDP的演化

  图3数据显示，只有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分额在增加，而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的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从而导致全社会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这与工资总额的走势相同。由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消费，可见一般城镇居民的消费基金很可能如工资总额的走势所示，也呈相对下降之势。

  至于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部分，由于机会的不平等，它集中在不到1%的人口手中，而这部分资金则主要用于“以钱生钱”。

  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也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上下层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化明显，低收入者的工资主要用于消费，而高收入者的工资，有相当部分用于“理财”—追逐“以钱生钱”，至于那些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工薪的比重的绝大部分不可能用于消费。可见消费资金的走势可能比工资总额的走势更下倾。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呈相对下降趋势

  间接观察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另一个视角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见图4）

  图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1988年为49.5%，此后高速、持续下降，到2008年仅为36.1%，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已成交的交易，而逻辑上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额既包括支付能力，也包括支付意愿（本文不讨论）。那么如何观察支付能力的演化呢？央行的货币统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3、流通中的货币（M0/GDP）即揭示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呈现萎缩趋势。

  货币当局根据流动性的强弱，用逐层嵌套的方式定义货币种类：其核心是流动性最强的“流通中的货币”M0，M0加上“活期存款”为M1，M1加上“准货币”（其他存款）为“广义货币”M2。根据这个定义公布的统计数据， M0的可查数据能追溯到1952年，其他以1985年为起始年。（见图5）

  图5：流动中的货币M0

  M0主要被用于现金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反映了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数据显示，建国初年，M0仅占GDP的4.1%，那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7.45%，农村基本上是自产自食、自给自足，需要的货币很少；即使在城市，居民自我服务的成分也远高于今天，社会分工也少。直到1978年，M0仅上升为GDP的5.8%，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我国社会分工进展缓慢。

  从1978年到1993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事实上今天人们已经离不开的许多行业、工种，改革开放前尚未出现，当年居民家庭必备的许多技能则已成为陈年往事）。M0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达到了峰值16.6%。此后，M0的大趋势是下降，到2008年降到11.4%，低于1986年的水平。而这期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并未停止，因此只能解释为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萎缩。

  通过上述三个角度的分析，可得出如下判断：不迟于90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用于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即开始了相对的萎缩。

  下面同样从三个角度来分析逐利资金，并以此来揭示货币循环的三大失衡及其必然性。  

  二、逐利资金增加是导致经济领域三大失衡的客观原因  

  1、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收入日益失衡（第一大失衡）

  观察逐利资金的第一个视角是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指依据动产、不动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包括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和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但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统计数据。虽然其中的《资金流量表》有“财产性收入”一栏，但它只是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收入，不包括财产营运所获得收入（本文《资金流量表》仅覆盖1992—2008这17年）。

  鉴于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投资，是追逐“以钱生钱”，同时投资规模本身也影响到财产性收入，因此我们可用投资总额的走势来间接表征财产性收入的走势（《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它不包含证券市场、商品市场投资，因而这里反映的不是全部投资量，但这是唯一可得的统计数据，它的走势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财产性收入的走势，也代表了逐利资金的走势）。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承接诸如政府4万亿投资的诸类主体主要是银行、国企和部分民营企业，其配套的投资收入也必然转变为这些部门的财产性收入。至于一些社会民营资本介入市场流通领域，炒作“糖高宗”、“蒜你狠”的，尤其值得警惕，它不是一般意义的促进流通，而是根据资本优势垄断市场，以获取垄断收入，给普通居民直接造成通胀的压力和购买力的相对萎缩。

  同时，用职工工资的数字可以表征工资性收入的走势（见图10）。数据显示，在1978年以前，工资收入和投资收入两者大体维持均衡，许多年份职工工资总额大于投资总额。1979年后，两者间的差异持续放大，职工工资总额降到GDP的10%附近，而投资总额/GDP却显出指数增长的态势。到2009年，已达GDP的65.95%。2009年的“救市”，投入4万亿大单，让两条曲线间的“剪刀差”更为刺眼。  

  图6：投资总额与职工工资收入对比

  2、产能过剩与内需消费不足日益失衡（第二大失衡）

  观察逐利资金的第二个视角是产能。间接观察产能演变的一个视角是固定资产存量。

  根据复旦大学张军、章元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07期）。《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以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估算历年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所得结果见图7。注：【具体计算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可用数据，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等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前用国民收入，之后用国内生产总值）。（宋海岩等《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1期）】。

  图7：产能与内需

  数据显示，1970至1976年,我国的固定资产存量相对于GDP,有一次高速增长；此后到1985年大体与GDP增速持平；1985年到1990年又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到1994年发生了一次回调；1994年后是史无前例的十多年高速增长，到2007年我国的固定资产存量已经相当于当年GDP的1.84倍，而1985年仅为86.6%。

  而在产能高速扩张的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维持在GDP的40%左右，还略有下降。由上图7可见，由于出现了产能与国内消费能力的严重失衡，所以只能靠出口以维持生产。

  3、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出现失衡（第三大失衡）

  观察逐利资金的第三个视角是“准货币”。从资产角度看，各种金融资产都在追逐利润，但它们的背后最终是各类存款即“准货币”（在央行的统计口径中，货币供应量被分解为“流动中的货币（M0）”、“活期存款”和“准货币”三类），其中的“准货币”包括除活期存款外的各种存款，银行必须为其支付利息，因而必须用它来赚利润。它是各种逐利资金的国内总源头。

  从利润源的角度看，所有的交易都由利润推动，但这些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支出。《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统计数据，它们的总和就是全社会追逐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资金。在购买商品与服务的同时，它为逐利资金祭献利润，是各种利润的国内总源头。

  图8为两者比例的演变。  

  图8：社会消费支出合计/准货币

  图8数据告诉我们，1985年，最终消费支出为准货币的5.86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润；到了2009年，这个比值已降到42.86%，对单位逐利资金对应的获利空间而言，2009年它已经收缩到1985年的7.32%。事实上每一个生意人都感到，现在赚钱比当年难多了。最终消费已很难为准货币提供有吸引力的利润率。

  由此，我们可以具体地观察到，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如果从货币循环这个环节看，其导致的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资本货币与祭献利润的消费货币的失衡，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就需要我们从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学理论和体制、机制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因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理论和相应的基本经济体制下，其导致的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不平衡而出现的贫富分化是必然的；而为了追逐财产性收入和维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必然出现生产投资过度而导致产能过剩。而且一旦形成产能过剩，那么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靠不断地投入证券、股市等“虚拟经济”以及乘市场流通领域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之机，去炒作“房地产”、“糖高宗”和“蒜你狠”，导致占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购买力相对萎缩，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各种经济矛盾的深层根源，也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背景。类似的问题，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和问题看，资本性逐利资金的循环过程已经贯穿于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已经给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导致三大失衡的重要根源在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极大化，其作用机制如图9。

  图9：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作用机制

  （注：上图的总工资收入指的是相对下降，而且原因除了降低成本外，还有通货膨胀等原因，逐利资金还导致通货膨胀、流通领域商品炒作如炒房地产等）。图9中显示出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这意味着失衡势必持续扩大。

  1936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因此他主张政府在进行公用设施建设时应实行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并做出不平衡预算来促使商品总需求的增加。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本来是个短期应急之策，当时有人质疑其政策的长期后果。他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别管长期，只看眼前，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但是我们看到持续扩大的上述三大失衡，迫使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又必然导致了第四大失衡。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哲学角度看，只用形式逻辑来推演经济的发展，则最终必然导致矛盾和悖论，也即必然出现经济危机。 

  三、货币供应量与社会真实财富的失衡  

  这里我们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来表征社会每年生产的可交易真实财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总量则表征社会积累的真实财富。本文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则自1985年始，然后将此年的各项数据均定为1，三者的演变见图10：

  图10：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比较（均以基年为1）

  从图10我们可以看到，到2010年底，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已经增长到1985年的10.26倍。本文找到的统计数据只能计算到2009年的固定资产总量，历史数据可用多项式很好地拟合，因此，由多项式外推1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总量约为1985年的29倍（社会真实财富相当于1985年的倍数，应为GDP和固定资产总量两者倍数的加权平均值，因而2010年只能在1985年的29倍以下）。而货币供应量的同一倍数为148.61！

  这就是货币发行量与社会真实财富持续失衡即第四大失衡。

  数据统计显示，在起初阶段，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失衡是缓慢的。这意味着在初期，凯恩斯的策略在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不至于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能运行三届政府并将美国带进50年代顶峰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衡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发展，显出不可控的态势，这时逐利资金的规模已远非昔比，喂饱它所需的额外货币遂成天文数字。这一背景必然将负责经济管理的政府置于两难的境地：喂饱逐利资金吧，增加货币供应量，则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发行吧，无利可图的巨额逐利资金拥有者只能放空产能，从而导致广泛的失业或者在流通领域肆掠。 

  四、简要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仅仅就经济领域来讲，各个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有其利则必有其弊，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则意味着追求单一的线性思维及形式逻辑的片面应用，它具有很突出的局部化、微观化特征，这也就决定了它必然遇到与整体的、宏观的辩证矛盾的制约。实际上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已经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经济系统更加复杂，尤其在金融领域又具有乘数效应，其流动性和信用问题已经跨出经济领域之外，反映了经济之作为局部与社会之作为整体的矛盾已经更加突出。所以金融、货币领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负面效应将比其他任何领域更加凸显，更加且具有系统性的风险，更加容易伤害到经济的内部与外部。因此，管理好社会的经济体系，必须系统地考虑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实物财富规模、经济结构状况的空间属性；考虑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属性；考虑作为经济领域的生产与消费者的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即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的能动因素；需要研究并把握好这三者自身的矛盾及其组合的运动与发展规律，只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心中有数，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科学与和谐发展。

  当前，国家的经济管理已经成为一项具有工程技术性质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更加重视针对整体、系统、协同问题的辩证逻辑研究及其应用，才能实现从定性（找关系、执大象）到定量（可操作、执大数）的综合集成，才能把握好各种矛盾规定性中的度。同时，由于一个事物整体总是在否定中保持同一性的，否则就没有发展变化，因此对立统一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体现在经济领域中的供应与需求、均平与效率、实物与虚拟货币之间，都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属性，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矛盾统一体中的“左中右”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综合平衡的和谐目标。也即当事物两头对立时就需要“抓中间带两头”，把握同一性；当事物的两头互补时就需要抓两头用中间（执二用中），综合发挥好两头的各自的互补优势。这就是政府作为国家系统整体的代表者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财税、货币、产业政策手段来发挥经济平衡作用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

  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了，一国之作为局部与全球之作为整体的矛盾必然将更加突出。幸运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我们面临的四大失衡问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下具有客观必然性，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抓紧实施使之平衡的调整工作。否则，持续扩大的趋势，从量变到质变，其结果只能是滞胀、产能的浪费、贫富分化及经济的泡沫化、虚拟化，并最终可能酿成经济危机，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应该能看到其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为此建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针对货币循环中的这种趋势，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首先要通过改革来转换和改善政府自身的定位与管理职能。从上述四个不平衡中我们看到政府将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经济平衡的体制、机制建设及其运行中扮演不可替代作用，而且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要进一步发挥政府自身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尤其要注重政府自身的内部的综合协调管理，加倍重视社会系统工程和社会管理技术的应用，以努力实现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整体经济运行中的统筹协调和辩证平衡的功能；其次要努力探索建立符合城乡互补互惠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基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方式都将由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制约而具有日益局部化的属性特征，容易受到局部与社会整体这一大矛盾的冲击，而农业、农村的合作组织从衣食住行和就业的生存角度来讲具有相对系统性、整体性及调节性较强的特征。因此需要我们从国家全局的角度来审视城乡互补对我们这样人口、区域规模的国家，在化解经济矛盾中具有的战略意义。并注重通过“以工补农”，在金融、农业、土地、税收和财政等方面实施区别于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来实现城乡的互补与互利。第三，要把握并处理好国企与民营企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互补和对立关系。现在强调对立的多了，但不能忽略其在经济发展中互补共济的一面。作为一个经济系统，尤其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大国，两者的互补性在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整体效益。关于国有企业，应该立足于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而不能把所有制改革作为单一的改革目标。在坚持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布局，保持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发挥其在追求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方面的探索与平衡作用，这就需要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在法人治理结构、资源资金获取、用人考核、权力制衡、利润分配机制上真正体现全民的所有性质，并使之落实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发挥现阶段国际经济竞争中混合所有制的优势，下大力气在竞争性领域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正的竞争平台，鼓励它们之间互相参股，并通过健全工会组织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利益。第四，要加强和细化国家财政、税收领域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财政、税收在社会利益调整方面的能力。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理顺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与政府自身的管理，这是一项实现社会调节的重要的社会系统建设工程，今后要大力加强社会管理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数据统计、政府财政预算与收支、政府国企银行账户、个人不动产登记、社会信用记录等方面的管理研究与实践；第五，要着重加强对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等本身就具有商品和社会公共品的两重性问题的分析，认真研究这两种属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机制。认真把握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和市场监管需要的行政管理成本及社会发展阶段性管理水平之间的度；第六要在节制资本方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市场经济方面的新手段和新办法。由于从货币到资本两者都具有显著的抽象性、非中性特征，其与具体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社会商品的平等交易职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天然矛盾。节制资本这个问题从孙中山当年就开始提出，现在也是搞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辩证思维、辩证逻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应在经济实践中从二次分配、商品（含货币）流通领域的监管、政企关系、国企治理结构等方面下真功夫，才有可能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确保国民经济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