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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外开放格局也遭遇了严峻挑战。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区域合作艰难破冰,中国亟须在对外开放的战线上,以更大的魄力与智慧打开新的局面。
外贸变局
发达经济体崎岖复苏 外贸新增长寻路亚太地区
我国从2010年以来的月度出口增长率,连接起来好像一个脉搏逐渐微弱的心电图,并且单月增速波动较大。最高为2010年5月的48.44%,最低则为2014年3月的-6.6%。也就是从2014年3月起,中国月度出口增速探底回升,小幅震荡企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记者表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随着研发能力、品牌竞争力、成本管理 能力的集聚和人工素质的提高,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从无到有缓慢成长,并将迎来由弱转稳的拐点。”他预计,我国2014年和2015年的出口增速都能达到 7%,并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向好。
目前,一轮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形成,在传统货物贸易发展空间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投资和服务贸易在兴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我国外贸的新增长点,在主动参与新格局的机会中。
全球经济构建新常态
在2014年12月19日~20日召开的第五届财新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全球经济的新旧两个格局做了一番描述。
“世界经济的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吴敬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经济的态势,这种态势,我把它叫做竞相互补。就是在两类国家之间——一类是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新兴的工业经济国家,各自都有经济失衡,这两类失衡正好是相反的。”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国内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在高消费高福利的引导下形成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巨大缺口;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失衡是在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引导下形成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巨大剩余。这两类失衡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维持经济运转。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机制促成了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许是从日本开始,我国是到了20世纪后期才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很快就受益于这样一套机制,使得经济很快崛起。”吴敬琏说。
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促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甚至是高速度发展,另一方面也逐渐积累起一些严重的问题。“对这两类经济体来说,都发生了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以至于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两类国家都出现资产负债表的巨大缺陷。当这个缺陷、这个负债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会爆发系统性的 危机。”吴敬琏分析道,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接下来发生了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的危机;再到2008年、2009年,出 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证明这个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它要寻求一个新的常态。”吴敬琏说。
吴敬琏认为,新常态不会像2009年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最先提出的那种新常态。2009年,这两位负责人提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 将要处于长时期的萧条。“事实证明这两位先生在2009年所预示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美国的经济就很快调整过来达到了复苏。”
这个新常态也不会像有些人所希望的从全球化倒退,走向“分裂的两个市场”甚至更多的互相隔绝的世界经济体系。吴敬琏认为,新常态会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一个很明显的迹相就是现在正在酝酿着贸易和投资规则新的进步。如果说过去是世贸组织为代表的贸易便利化为主的全球化,那么进一步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不在 (货物)贸易上了,比如日渐兴起的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样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经济格局。”
我国正在通过适应这种进步的变化,来安排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改革,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进行的探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世界经济体系中贸易、投资规则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是完全合拍的,是一个推进世界经济进一步朝更高水平发展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吴敬琏说,“当然,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改革和进步需要国内经济的配合。”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内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显然这样一个市场体系是跟新的全球经济新规则、新进步完全衔接的,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吴敬琏说,以贸易和投资谈判中提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要求为例,这不但在对外投资谈判中已成为共识,而且在国内也 要对投资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14秋季贸易报告,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分化态势仍将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力度弱于预期,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好,欧洲和日本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有所削弱,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突出。
在11月召开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中国力推建立亚太自贸区,并召集“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召开高规格的领导人工商界会议,是因为亚太地区对中国经济以及出口的增长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
“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说。
2000年~2011年,亚太经济体更多地与中国贸易往来。2000年,美国货物贸易45%出口到亚太国家,到2011年,美国在该地区市场份额下降到28%。同一时期,中国货物出口到除美国之外亚太国家的市场份额,从4%上升到14%。
“近年来,亚太地区快速发展,成为无论在贸易还是经济上均占世界总量半壁江山的重要地区。本地区的合作对区域内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
亚太地区21个APEC成员的对外贸易总额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8%和57%。
2013年,我国与APEC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额达2.5万亿美元,占到对外贸易总额的60%。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APEC成员;2013 年,我国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9%,实际利用来自APEC成员的外资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3%。
现阶段,我国正力促建立亚太自贸区,并提出全面落实巴厘岛会议成果抓紧制定“后巴厘”工作计划,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期间,批准《亚太经 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合作框架和倡议,深掘亚太地区的增长潜力。
亚太地区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自贸布局
中澳自贸协定落地 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高水平自贸区
我国的自贸区(FTA)战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明显提速。
2014年11月10日和17日,我国在一周之内分别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就建立自贸区结束了实质性谈判。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做出了“机者如神,难遇易失”的表述。习近平说,自乌拉圭回合谈判 之后,全球贸易体系正重构,中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
目前,我国正与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进行自贸区谈判。
自贸协定促进经贸投资
据统计,我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上述自贸协定均已实施。
除了已经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中澳自贸区,正在谈判的5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斯里兰卡、海湾合作委员会、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
此外,我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也与哥伦比亚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初步构建起横跨东西的周边自贸平台和辐射各大洲的全球自贸网络。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很长时间没有取得进展。自2010年起,自贸协定开始突飞猛进发展。在2010年之前,向WTO通报的自贸协定仅有20多个。而从2010年到2013年,向WTO通报的自贸协定达220多个。
“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多哈回合谈判不给劲儿,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全球贸易投资体制提供保障,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倾向于小范围自贸区谈判。有些自贸协定已经完成了WTO一直希望完成的议题,实现了高水平自由化。”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曾对记者说,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贸区谈判会持续发展,并推动全球贸易发展。
“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习近平在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
自贸协定能促进我国与相关伙伴的经贸投资。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与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势明显,前三季度与东盟、智利、新西兰等9个自贸伙伴(不含台港澳)进出口4811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15.7%,高出上年同期1.2个百分点;增速为17%,高出同期外贸增速9.3个百分点。
“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自由贸易协定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孙元江说。
中国应主动对外开放
“目前的世界贸易体制是一个双轨制的体制。”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说,一边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体制;另一边,就是目前风起云涌的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体制。
这位中国入世的谈判代表,对国际经贸一直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目前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一个是有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议(RCEP),另外是美日和其他亚太国家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是两个目前来讲难以协调的区域贸易协定。”龙永图坦言,有观点认为,这是美国为了使中国再次从全球贸易中边缘化的一个巨大行动。
认为美国倡导TPP是针对中国并不客观。龙永图表示,“首先TPP不是美国人搞起来的,它是在2002年由新加坡等几个小经济体搞起来的。”他说,正是美 国的加入,使得TPP有了质的飞越。TPP的很多谈判内容,比如投资、环保、劳工等方面的规则,都将推动全球化进入高水平,而传统WTO谈判对此没有覆盖。他特别指出,这类高水平的规则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高水平发展有益。
“TPP的谈判内容有利于推动全球化进入高水平阶段,也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实现统一的自贸协定,中国应该积极加入。”龙永图表示。
我国已经提出建立一个面向全球的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龙永图说,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加入TPP谈判不仅符合全球贸易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实现统一的自贸协定,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接着龙永图的发言,“在全球新的经贸规则制定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我要跟你们一块儿玩。”
中企出海
“一带一路”开辟中企“走出去”新思路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将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而成为我国对外战略和企业商业战略的有机结合。
2014年12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商务部月度发布会上称,“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商务部作为负责外贸和对外合作的部门,目前在推动“一带一路”方面有五个重点,首先就是按照中央总体部署,抓紧制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4年12月20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更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详解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家、企业的意义以及如何促进 “一带一路”战略落实。
“一带一路”的五重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投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亚非称,新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五重战略意义。
一来可以弥补中国周边安全的短版。“因为历来我们周边安全是一个问题,那么投资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何亚非说。
其次,丝绸之路设想主要是从区域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与周边国家建立互联互通为主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出发,把亚洲发展跟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认为,亚洲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亚洲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
“第三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关乎全球治理跟区域治理。”何亚非说,特别是东方整个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
“第四个意义在于为中国经济寻找一条出路。”何亚非说,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跟周边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我们提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中国企业走出去自然要带动人民币区域化或者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最后一个意义我觉得对大国关系会有所帮助,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何亚非表示,“‘一路’建设涉及的中美关系,‘一带’往西走主要是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怎么促进。”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先行
“一带一路”建设中,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最重要的一步,建好基础设施,才能带来企业投资和人员的互通,“一带一路”建设才能落到实处。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到2020年,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概达到15000亿美元,缺口达7000多亿美元。
“许多华商在港口建设、物流、临港经济、基础产业方面都有经验,可以与中国的企业进行强强联合。”何亚非重点推介了华侨的重要作用。
目前,全球大概有6000多万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就有4200多万人,占全球总数的68%。“他们的实力很强。我们初步统计全球华商的资产大概是5万亿美元,80%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何亚非说,华商除了经济实力雄厚还有文化上的优势,兼通中外文化,“所以我们首先考虑利用华人华侨的优势来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2012年的数据表明,东南亚的五大银行里有3家是华人银行。何亚非建议,发挥这些华商银行的作用,推动这些国家参与中国所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此外,中国的过剩产能在东南亚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因此向东南亚转移有很大市场,可以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扩大就业创造条件。
何亚非还建议加强人文交流,因为投资要考虑社会环境。“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全球大概有2万多家华人学校(非孔子学院),东南亚是华人办校办得最好的。所以我想,通过华人学校达到人文交流的目的、传播中华文化也是很有意义的。”
辐射平台
“一带一路” “一区”如何驱动中国
世界的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的经济也离不开世界。
正因此,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2014年12月28日—29日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都把扩大开放、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两大“国字号”项目—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
自贸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扩散
近期,围绕自贸区建设最热的词汇,莫过于“扩围”。
自贸区虽设在上海,但名头却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换句话说,它的建设,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在12月29日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上海商务委主任尚玉英用一系列数据说明了上海自贸区的“示范效应”。
尚玉英表示,成果丰硕的背后,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目前都已基本形成,54项改革措施已经或即将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
用自贸区辐射“一带一路”
今年的商务工作会议,另一个提法引人注目:用自贸区来辐射“一带一路”战略。
怎么辐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国内的自贸区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世界性的运作平台”。
“很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业务,诸如货物贸易进出口、服务贸易、金融、咨询等,都可以在自贸区内进行。同时,考虑到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太高,在自贸区的平台内进行操作,还可以规避诸如汇率、世界经济波动等的风险。”梅新育表示。
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则介绍说,中国现在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可以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承接点”。
所谓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国外建立经贸合作区,由我国国内的企业牵头在当地招商,吸引国内外相关企业进驻,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的一种合作方式。商务部网站显示,现在已有16个这种合作区,分布在亚、欧、非、拉美等地。
“12月24日还在开展协调工作组会议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规划面积达到91.5平方公里;在俄罗斯,双方在林业、农业加工等方面深度开展合作;在中东欧的匈牙利等国,一些来自山东的企业已投资近20亿欧元,进行现代化的天然气开发。如果能以这些经贸合作区作为支点,‘一带一路’就能更加落到实处。”方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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