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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厕所水”的典故,源于日本内阁大臣野田圣子——她凭着喝下自己洗的马桶里的水,从一名酒店白领当上了日本内阁大臣。作为对员工严格考核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被一些企业所引用并被发挥到极致。
严格要求自己并做到精益求精,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追求,一个企业也应具有如此品质。日本索尼公司在阐述其信念的公司纲领《索尼之魂》中,第一句话便是“索尼是开拓者”,表示出绝不步别人后尘的意志。华为公司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两者相比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关键在于要在这样的纲领之下,一切行为都要绕此运转,才能最终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个共识是,企业文化是有别于技术、人才、资金等传统要素的第四种资源。可以说,今后的企业竞争,主要在于企业文化的竞争;今后的市场拼杀,取决于企业文化的底蕴厚薄。企业文化如此重要,培育和塑造企业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企业文化的形成,既要有清晰的定位,更要有科学的方式,尤其要尊重科学、恪守规律、顺其自然,在情、理、法和德的综合考量中开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若是操之过急或者急功近利,甚至违反人性与自然规律,最终难免会事与愿违。
喝厕所水跟企业文化有什么关系?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员工树立严谨要求的理念和意识,这种方式缺乏人格尊重,也有违公序良俗,更没有顾及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些年,一些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培育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比如喝厕水培训、下跪培训、乞讨培训……然而,这些无视人的尊严、无视社会风俗、无视传统道德的做法,无不受到了当事人的抵触以及舆论的谴责。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企业在眼光上的短视,在手段上的极端,在行为上的功利。如此功利而浮躁的做法,如何培育和塑造出真正的企业文化?
若无知成为创新,那么就会上演“喝厕所水”的东施效颦。野田圣子“喝厕所水”是一个好故事,但企业应该学习与效仿的是她的精神,而非简单照搬“喝厕所水”的方式。然而,即便如此简单的常识,很多企业依然处于“形似而神不似”的倒置,由此也暴露出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内涵的苍白与手段的荒唐,也表明对于“什么是企业文化”“怎样培育企业文化”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如此看来,我们离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川需要更多
标杆地产企业
■ 方管
近年来,不论是央企、外资房企还是全国性大型房企,纷纷加入成都房地产大本营。遗憾的是,在这个拼企业背景、拼资金实力的地产时代,四川本土房企的市场发声越来越少,楼市下行雪上加霜,乃至于悄然退出房地产市场。4月2日,有报道称,成都老牌房企铸信地产爆出转让郫县项目传闻,(《铸信郫县项目再度转让 将退出房地产市场》)并传将退出房地产市场,成都本土房企前景堪忧。
一份来源于克瑞尔发布的《2015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排行榜数据显示,这100家房企,销售面积TOP100排行榜中,仅有两家四川房企进入榜单,其中蓝光实业以42.9万方平排名24,邦泰集团以17.8万方排名68位。而销售金额排名,仅有蓝光一家房企进入前100名,排名23。
从数据来看,四川本土房企在全国市场排名整体落后,形成蓝光地产一枝独秀的局面,近日,蓝光地产借壳上市,将更有利于蓝光铺开全国战局,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的房企表率。
来自达州的另一家被称为“小蓝光”的蓝润地产近年来在成都市场表现活跃,尤其是最近拿下春熙路天价地块,去年接二连三拿下多宗地块,引起业界一片惊呼。蓝润算是成都本土新兴崛起的一家房企表率,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本土房企要求得市场是完全可能的,但原先深耕了成都十多年的不少本地房企,却拿不出这样的激情来。
另一家来自乐山的邦泰集团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表现不俗,备案面积排名前100名,但我们却在备案金额排行榜中找到邦泰的名字,这从另一方面表现出,邦泰的每平方米的产值并不高。以成都邦泰华府公馆为例,项目去年以价换量还换的了不错的成交,但盈利空间却被压缩了。
实际上,当前四川的不少本土房企处境进退维谷,早年的齐力地产早已消声匿迹、开发出金林半岛的金林置业转战云南7年后低调回到成都,从一个小型商业项目再度着手,原有的水井坊地产转手郫县地块给老牌房企铸信,现铸信再度爆出转让地块,传将退出成都市场……市场的演变将这些本土房企慢慢冲刷至海岸,或因资金、或因发展策略,都让这些房企止步于前。
更多的本土房企仍旧保持持续低调的开发,如佳年华、金茂、置信、金房,但如蓝光的规模和布局、如蓝润的活力和大手笔,四川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房企实在太少。笔者认为,在这个被外资、全国性大型房企的占领的市场,每一个大城市的本土房企都有类似的情况,优秀仅属于少数,但四川房企的这部分“少数”实在太少,四川房地产发展潜力巨大,作为本土房企应有更多标杆企业作表率,以占领本土市场。
汽车价格底线
是企业的良心
■ 贾新光
上世纪90年代,国内汽车供不应求,汽车价格一路飞涨,价格水平最高的是1993年,成本不过五六万元的一款轿车卖到20多万元。1994年,汽车市场神奇地出现从供不应求到相对过剩的逆转,坚挺的汽车价格开始松动,之后出现了血雨腥风的价格大战,汽车市场越来越火。
在最初阶段,市场竞争迫使厂、商挤出价格中的暴利。后来,合资企业采用扩大本地化采购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即使大致差不多的采购成本,也还有品牌溢价可以赚钱。自主品牌一开始以低价战略博市场,深感吃力,于是纷纷转走高端路线,但是成本难以承受,许多企业还是靠合资企业“补养”。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就有消费者一直在问:汽车价格什么时候能够降到底?还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现在汽车厂家还有利润,所以汽车还有降价的空间。其实,价格战打到一定程度,企业必然就要做减法,其中包括降标准、减配置。上世纪90年代,国外已经普及电喷,但是当时引进的几个车型都改回到化油器和分电器模式;国外流行低压胎,国内仍然用配有内胎的轮胎,一些车型把四轮碟刹改成前盘后鼓等等。
有些减配是钻国内法规要求低的空子,比如欧美地区法规强制要求安装ESP等行驶稳定系统、头部气帘等安全配置。国内2012年修改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依然对这些配置没有做出明确要求。也有的车型把悬架改了,带来了隐患。比如老速腾采用多连杆独立悬挂,新速腾改为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舒适性差不说,还容易发生断裂。
据汽车投诉网数据统计,2014年关于“减配车”的投诉为105宗,小到安全和舒适配置的缩水,大到底盘、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偷梁换柱。一些车企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减配,个别车型甚至打起了防撞钢梁、安全气囊以及车内阻燃材料的主意,这使车辆在发生事故的过程中,危险几率大大增加。
国内有一句顺口溜,“看得见的地方好好干,看不见的地方不好好干”,车企减配往往在消费者难以看见的地方。有人总结了汽车经常被减配的10个部位,包括隔音阻燃材料(这种东西属于看不见的配置,消费者很难关注)、雾灯、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ESP/DSC/VSC)、车顶加强筋、储物盒/储物空间、防撞梁(据说有的车型左侧有、右侧没有)、轮胎(换品牌或降等级)、行车电脑、悬架、蓄电池。
质量是企业的良心。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汽车的配置也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价格的底线是不能越过企业的良心的,更不能昧着良心做坑害消费者的亏心事。
构建政商关系
新常态
■ 谢昱航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 “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廉洁高效是理想的施政状态,是行政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反腐的初衷,无疑是构建健康的官场生态,反腐虽在一定程度产生了让官员“不敢腐”的效果,但导致了懒政和行政效率低下,显然不是理想结果。反腐导致官员不作为,这种担心早就有,甚至成为有些人敌对反腐的借口,不幸的是,这种担心如今已成为现实。
因为反腐而不作为的官员,大概出于两种心态。一是怕受牵连,担心在与企业等主体打交道时,遇上“不干净”的对象,或者不知不觉地陷入污泥而被染,或者对方“出事时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以躲和避来保全自己;二是对反腐持不满的态度,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只能以不作为的形式消极对抗。
这可苦了企业。虽然,近两年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政府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毕竟与市场需求和社会期待仍有差距,甚至职能部门设置互为前置的审批事项让企业无可适从。一项业务近8个月没办下来的事情,还在出现。也就是说,企业仍然要频繁地进出政府职能部门,盖这样或那样的公章,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许可,如果官员对企业避而不见,企业就只能干着急了。这个时候,企业真会感叹:“还不如不反腐。”
问题的根源当然不在反腐。反腐是为了廉洁,更是为了高效,廉洁的政府不大可能低效。解决了廉洁问题,必然解决了官员激励和监督约束的问题,因而为行政高效打下了基础。同时,一个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政府,必然有健全的机制促使官员进行高效工作。世界各国的事实证明,廉洁水平比较高的政府,行政效率也往往比较高。
所以,懒政的存在,特别是因为反腐而故意不作为,恰恰是因为反腐没有进行彻底。收了企业的好处才办事,没有权力寻租空间就没有了工作积极性,自己的职责则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思想根子上的腐败。抛开动机不说,懒政本来就是一种腐败。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其事,“混”字当头,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不但白花纳税人的钱,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阻力。李克强总理说,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必须对碌碌无为的干部采取措施。对付懒政,必须将反腐进行到底,把那些为官理念不正,那些一心为了捞个人好处的官员,那些占着官位不办事的官员,都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
当然,反腐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有利于行政高效的专门机制建设。一方面,大力推进政府转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务员队伍中广泛形成公共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摆正政府和企业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的公务人员考核机制,改变“公务员只进不出,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的情况,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当然,奖罚伴行,除了对公职人员严加考核,对积极作为有实绩的好官,也要及时奖励,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需要重视的是,在对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评价中,要重视社会评价,重视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的意见,切实改变公职人员只对上级负责的现象。
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 “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和企业经营边界,尽可能释放企业自主空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落到实处。如果说,市场体系完善不起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根本转变,那么,政府部门不但把持着过多的企业门槛,而且官员手中掌握着很大的资源支配权,企业就不能在官员面前挺直腰杆,政商平等关系建立不起来,政商勾结的毒瘤就消除不掉。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方式有了新特点,服务经济发展的方式也应该有新的变化,构建新的政商关系,应该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政府官员为企业敞开大门,积极为企业办事,为企业解决问题,这应该成为政商关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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