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为抗战“加油续航”
[发布时间：2015-05-15 09:12:49 点击率：]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企业家日报从今日起，特别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除了全方位回顾70年前抗日战争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外，结合本报的宗旨，着重选择抗战中的企业家群体、民族工业在抗战中的发展、抗战经济等内容进行报道。欢迎全国各地读者来稿，一起回顾那段交织着惨烈、屈辱、反抗、愤怒与自豪共存的历史，感受到今日中华民族崛起的蓬勃张力。

  抗战爆发后，国家做出重大决策，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以此为依托的四川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基地和复兴基地。随着沿海大量的工厂企业、学校、民众等迁入四川，对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四川在此期间成为国家建设规划和投资的重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农业、工商业以及金融业等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成为后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四川，因其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在抗战八年中，向前线输送300余万川军，300万民工参与修路、修机场、运粮等任务，向抗战贡献了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抗战期间，四川依托长江水道、公路等交通网络成为连接东部与西部、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便于四川经济的发展。同时，四川依托山川地势，将日军抵挡于四川之外，有效地护佑了国民政府和内迁来川的各省民众，支撑起中华民族对外战斗的坚强壁垒。四川作为大后方的中心，保存了国家实力，发展了抗战力量。

  战前奠定经济发展基础

  四川地区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以后所受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仅较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晚得多，而且其程度亦轻得多。相应的，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缓慢和落后得多。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四川近代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四川开始了早期的现代化历程。抗日战争前，四川仍然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主体，近代工商业虽然得到初步发展，但与沿海和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发展仍较落后。

  重庆开埠通商和川江航运的开辟，给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四川地区与中国重要的新经济中心乃至世界现代经济的联系得到逐步加强。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经济结构也在开始发生变化。

  虽然受辛亥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抗日战争前的20余年间，四川的近代工业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条件，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增强。然而，这一时期的四川，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严重，给四川经济发展带来深重的灾难，苛捐杂税繁多，百业萧条，市场萎缩，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再加上四川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四川缺乏资金、技术等要素，四川近代工商业发展缓慢，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抗战前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初步发展也为抗战时期四川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再来看四川在抗日战争前的财政金融状况，防区制时期，各军自行把持防区财政，税收名目繁多，各军自行支配地方税，国税亦上缴很少，各防区财政收入急剧增长，但同时军阀之间混战不断，军费开支巨大，导致入不敷出，财政拮据。为了进一步增加收入，满足开支，各地军阀不仅收取重税，还滥发货币公债，利用金融工具榨取更多利益，从而造成了四川货币金融的极度紊乱。

  当时各军的军费开支与财政收入状况并没有详细而系统的记载，从时人记载的一些片段中可窥其大概。据公开资料显示，刘湘麾下的21军以重庆为其防区所在，可谓是当时四川各军阀中实力最为雄厚者，据统计，21军1928年至1934年总收入约为2120万元，支出则约为3020万元，入不敷出达900余万元。当时实力最为雄厚且占据富庶之地的21军财政危机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各军阀之财政状况更可以想见。

  为填补亏空，四川军阀在大肆铸造劣币的同时，还滥发纸币，通过纸币贬值的方式实现利益。其间，成都造币厂和重庆铜元局成为军阀们争夺的重要对象。前者先后曾十易其主，后者则在1915-1925年间，更换了30次头目。且军阀们私设的造币厂数目估计至少在30处以上。最后导致四川货币种类复杂、币制紊乱，而引起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种恶性循环，使财政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生活困难，还严重阻碍了四川经济的发展。

  1935年，新的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结束了四川长期以来的军阀割据状态，川政渐趋统一。川政统一后，对四川财政金融的整理主要包括整顿开支和统一币制。（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在全国实行法币制度，即从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

  川政统一及法币政策实施后，四川各地的金融市场出现了短时期的稳定，利率、汇率、钞水、洋水均趋于平稳。四川财政金融经过整理，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四川金融紊乱，推动四川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为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提供了经济上的准备。

  战时农业是直接物资保障

  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国土沦陷，重要农业产区相继落入敌手，受战火殃及的农田达4000多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数一半以上，加上人力、畜力的损失，我国农业生产陷入巨大危机。作为战时大后方核心区域，四川省的农业生产负担越发沉重。

  为了保证战时粮食供给，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动员战时农业生产，并且进行实物田赋的征集，此间，四川省贡献的粮食不断增加，在开始实施实物田赋的1941年，四川全省实收征粮1330余万石，超过计划11%，为全国第一，占战时后方总粮食收入的1/4左右。其后四川贡献的粮食还在继续增加。

  据当时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所称，自1941年到1945年期间，四川省内征收田赋及征购、征借的稻谷总计达到“八千二百二十八万五千九百九十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七，即就全国征收谷麦总量比较，亦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抗战期间四川省承担的军粮亦占军粮供应的总数1/3左右，如1941年全国军粮总数中米为9629836大包，麦为7619679大包，而四川贡献的军米就有2250000大包。1942年全国军粮总数中米为11039656大包，麦为7019843大包，而四川军粮则贡献7485000市石（折合约5613750大包），其后几年四川省承担的军粮比重还有增加。

  作为战时大后方的核心区域和主要生产基地，四川省的农业生产为保障抗战期间前方和后方的粮食供应起到重要作用，为整个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农业方面，四川的工矿业对抗战的支持也在不落其后。抗战时期，四川工矿业的发展，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各工矿企业的管理者与生产者，在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努力生产，不仅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等各类军事物资，而且为大后方人民生产了大量生活必需品，为长期抗战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工业助力“加油”

  战前，四川仅有工厂11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3%。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沿江城市的部分工厂、企业、设备和技术人员的纷纷内迁，基于各种因素，四川成为厂矿内迁的主要目的地。由战区各地前往大后方的民营厂矿共计452家，物资设备12万吨，其中迁入四川的工厂就达250家，物资设备9万吨。

  如前所述，四川地区在战前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种类不全。随着抗战的爆发，东部沿海地区众多工矿企业纷纷迁川复工，将先进的工业技术传入四川、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入四川，培养了大批四川产业技术工人，四川工业迅速崛起，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内迁工矿企业带动了战时大后方经济的繁荣，如四川天府煤矿，其储量占四川首位，但由于设备和技术落后，无法有效开采，产量低、消费大，河南中福煤矿内迁至此，带来先进技术，至1941年成为后方唯一机械化出煤的煤矿。

  其实，抗战时期大批工矿企业内迁四川并得以重建和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生产力量，为长期抗战提供了支持，而且也为日后民族工业复兴与发展保存了有生力量。

  内迁的工矿企业大致分为公营兵工企业和民营企业，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截至1944年，已呈报登记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在四川省内共达2382家，资本共计25亿余元，平均每家仅有资本107万元。就工厂业务性质而言，以化学工业为最多，计670家，其次为机器工业494家，饮食品工业408家，纺织工业333家，五金工业155家，电气工业86家，冶炼工业65家，服饰品工业及印刷文具工业各58家，其他各业55家。就工厂设立年份分析，成立于战前者，仅占1/20，成立于战争开始以后者占19/20。尤以1938年以后至1942年止，新设立之工厂逐年增加。

  虽没有正式资料和详细统计可以看到抗战时期四川工矿业具体产出的实物量，但从四川工矿业的规模及其在大后方工矿业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推知，四川工矿业的各类军需民用产品的产量在大后方工矿产业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兵器、机械、化学、纺织、盐等产品。

  四川作为大后方最主要的兵工生产基地，聚集了大后方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18家兵工厂。这些兵工厂设施先进，门类齐全，生产能力强，能够生产抗战前线需要的除重武器外几乎所有的武器弹药。从步枪、轻重机枪到各种口径掷弹筒、迫击炮，从步枪、机枪子弹到各种炮弹、炸弹、手榴弹，以至化学武器、防毒面具，各种特殊材料，均能生产制造，而且产量可观，成为支撑八年抗战的主要支柱。

  根据1945年4月19日《兵工署各厂生产能力表》统计，兵工署在四川的兵工厂，平均每月最多可生产七九步枪将近一万支，捷克轻机枪350挺，马克沁重机枪340挺、82迫击炮200门、60迫击炮300门、120迫击炮20门。每月最多可生产枪弹1460万发、82迫击炮弹8万发、60迫击炮弹8万发、120迫击炮弹2.4万发，掷榴弹、枪榴弹13万多枚、手榴弹20万枚，还可以生产防毒面具1万件。除了兵工厂之外，兵工署还组织民营机械厂生产军需用品。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民营企业每月要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发，各式炸弹和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用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1000套，军用纽扣500万颗，军用仪器、炮表、子弹机等难以数计。

  抗战时期，四川工厂数量猛增，急需大量的机器设备，国际运输线又被阻断的情况下，四川机械制造及相关产业，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生产出大量急需的设备，极大地支援了前线战局和后方经济建设。在进口炼油设备因日军交通封锁而无法运入的情况下，重庆机械厂家在3个月内便造出了24座甑式炼炉，使玉门油矿在1942年冬实现了年产180万加仑汽油的目标。由于战时汽油短缺，四川机械厂家加紧研究代用品，成功地制造出了柴油发动机汽车，随后又研制出用桐油、酒精、木炭及煤气代替汽油的汽车，保障了战时运输。

  钢铁业是工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抗战时期四川钢铁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至1944年底，四川的铁产量为86561吨，占大后方总产量的76.37%，钢产量为47968吨，占大后方总产量的95.85%，不仅了军需产品的生产，还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钢铁原料。

  煤矿业的发展，对于保障后方燃料与动力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四川有大小煤矿七八百家，分布于嘉陵江下游、岷江流域、沱江流域等8大煤矿产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嘉陵江沿岸产区，集中了215家煤矿，其中比较大的有22家，是后方最重要的煤炭产地，仅仅从1943年到1945年8月，就生产煤炭2240万吨。

  抗战期间的四川电力行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以重庆电力公司为例，1936年该公司年发电量为390万度，而1942年该公司的年发电量已经达到4886万度，是1936年发电量的12倍，其中照明用电仅增加了5倍，而动力用电则猛增了20倍。

  抗战时期能源短缺，酒精作为重要的替代能源，在军需用品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动力酒精”的号召下，1942年，四川省酒精厂扩增到115家，四川的酒精产量从1940年的400万加仑，至1941年的500万加仑，至1942年时激增至800万加仑，对缓和大后方军需用品的燃料紧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1942年经济部统计，内迁重庆的纺纱厂拥有大型铁纺纱机171432锭，开工数为113360锭，1942年上半年纱产量为31339件，占大后方总产量59754件的一半多。

  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海盐来源断绝，大后方各省军需民食皆赖川盐接济，国家盐务总局迁至四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恢复发展四川盐业，四川盐产尤其是自贡盐产急剧上升，川盐在全国盐产的比重由战前的17%上升至1939年的43%。接近1945年，国统区逐步缩小，全国盐产量总体下降，川盐占全国盐产的比重则上升至64%，而自贡盐产量又占全省的60%，占全国盐产量的38%。抗战时期四川盐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战时后方的军需民食，还充裕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收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时金融业提供资金保障

  战时四川的金融业因为大量的资本集中流入而迅速进入膨胀的繁荣状态。

  战前四川金融业薄弱，全川有银行、钱庄约100家。全川的银行总行有15家，其中重庆有9家。据1937年抗战前的调查，全省银行16家，共设分支行及办事厅105所，其中属于国家银行者32所，属于四川省银行者18所，属于民营商业银行者55所。

  1938-1940年间，四川新设银行机构176处。与金融机构数量膨胀相一致，战时四川金融资本规模也大幅扩张，例如到1942年底，仅四川省银行一家就增资3800万元，而四川省内的7家商业银行增资总额7200万元，较战前扩张了2.5倍。截至1945年，全川868所银行中，属于国家银行者及属于各省银行者各114所。

  战时机关、企业以及大量难民的内迁带来了市场扩大与资本的增加，以四川省为代表的后方省份的商业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工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为安定后方经济，调剂物资供需，维持民生需求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政府贡献了巨额财政收入，充实了军政费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