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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在社会而言,谈到“成人用品”,仍然有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已经在很多人心里扎了根,太新潮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畅然接受的。对于第一个开拓这个市场的创业者而然,他是智慧的,在这个市场一片空白的时候他抓住了商机;在大多数人都还不能接受这种产品的情况下,他勇于去开拓这片荒芜;当最初的合伙人放弃离开的时候,他仍然能坚守创业的梦想,这样的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是中国最大的成人用品经销商之一,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多个地区拥有100余家连锁商店。15年的从业经验;享有超过十大品牌、5000款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这些,是握在他手里的三张“王牌”。栗卫国现在最大理想便是让自己的“欢喜堂”能成为世界一流性玩具连锁机构,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顾客。
“未来的3至5年,肯定是中国性用品市场发展的最好时期。”栗卫国向记者粗略地计算起来:综合北京60多家社区店,再加上全国各地100多家加盟店的业务交易流量,全年下来总共有3000多万元,纯利润为500多万元。 当然,这远远无法与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店时的“盛况”相提并论。1993年,他开办的中国第一批性用具商店,曾创造过每年1000万元的业绩,这还只是一个单店的营业额。
入行
栗卫国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北京同仁堂药店任职,最高职位是同仁堂药店的区域经理,收入优厚。1993年,他便从同仁堂药店辞职,跟随几名大学同学一道,办起了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店名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地点设在北京赵登禹路143号,商店面积不大,只有30多平米,品种也不多,加起来也才只有20多种。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的进货渠道,他们只能先从药品店买回各种性产品,再集中摆出来卖,这其中有三宝双喜、理疗环,也有夫妻按摩器、快乐器等简单的性用品。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后,试验性地在报纸上发了一条豆腐块新闻。 这条小新闻竟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世界各大驻中国的通讯社都跑来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不少北京市民看到新闻后,蜂拥而来,可没几个敢真正进店购买。有趣的是,在“亚当夏娃”的马路对面,却总有不少人在那里晃来晃去,装作随意路过,稍微有点勇气的,进来不说是给自己买,大多说给朋友买,买完后,连零钱都来不及接,便匆匆离去。尽管,人们对性产品还持有种种矛盾心态,可并未影响生意,第一年,就开始盈利。
自开业起,“亚当夏娃保健中心”每天都有2000至3000元,最少也有1000多元的营业额。客流量的迅速膨胀,让只有30平米的店面,很快不堪重负,几个月后,他们又不得不把商店搬迁到白塔寺旁边一间约有80多平米的店里。高额的利润回报率,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加入这个行业,“亚当夏娃”每天除了接待来访的记者外,还要接待络绎不绝前来洽谈合作的各省商贩。当时,他们并不太懂特许经营、连锁经营,大多合作只停留在产品批发层面。
看到性产品的高额利润以及全国的市场空白,栗卫国向其他几名合伙人提出了让“亚当夏娃”在北京以及外省进行扩张的商业计划,可他的计划并未获得其他几名合伙人认可。由此,他们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再加上其他的矛盾冲突,致使大家最终散伙。现在,“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那几名创业者,差不多都在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外企里担任要职。
从“亚当夏娃”出来后,他又在北京的前门开了一家名为“伊甸园”的性用品店,启动资金的13万元,还是从一家新加坡厂商那里借来的。13万刚拿到手,便全部交给了房东,当时,“伊甸园”前门旗舰店的年房租达27万之巨。
幸好,前门店的生意很好,开业那天,来参观的车辆、行人把前门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开业的第二个月,“伊甸园”就卖了20多万,第三个月便把欠下的13万元还清了,而全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促销,栗卫国特别注重广告宣传,除了在《北京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刊登广告外,还与专业媒体进行合作,宣传性知识、性观念。
不仅利用媒体促销,栗卫国还较早采用了连锁店,跟药店合作设立专柜等多种经营方式。这让“伊甸园”没过几年便在全国有了40多家连锁店,并在北京西单、王府井、海淀等多家药店设立了性用品专柜,专柜数量最高时达200多个,生意非常不错,一个店每月能卖到40万元。为此,他专门从河南渑池、三门峡,陕西汉中等民办高校招了40多名大学生,先培训,然后安排到各大药店性产品专柜里做销售。
行业“洗牌”
1990年代初,深圳其实已有很多厂商专门生产各种性器具了,但因政策限制,只能接受国外订单。
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可“伊甸园”里的性产品却一直停留在避孕套、理疗环、按摩器、神油等几种类型。郑孝国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他在奉化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泌尿外科手术器械的厂,当听说北京有专门经营性用品的商店,专程跑来参观,参观完了后,他对栗卫国说:“我想为你们加工一些性器具。”这与栗卫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正为这个发愁呢。这样一来,“伊甸园”又成为了我国首家销售性器具的商店,平均每天能售出50多件性器具。
当时,因为怕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作为“淫具”论处,所以,他们给这些器具的命名还很隐晦,把专供男性使用的器具取名为“取精器”,专供女性使用的叫“按摩器”,形状也不敢用仿真的,产品工艺粗糙,形状、材料都比较差。曾有位老先生买完产品后,第二天便退了回来,原因是“声音太大”,让隔壁邻居误认为是他家的冰箱坏了。
“厂家不管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性器具,都必须得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文,其他的我不敢摆在我的商店里卖。”这是栗卫国经营性产品所要坚持的底线,也是他能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保护伞”。这让“伊甸园”的生意一直稳步增长,并在1996年有了一次“质的飞跃”,那几年,也是中国性产品的“黄金期”和“分水岭”。
所谓“分水岭”,主要是当时内地的性用品商店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鱼龙混杂让这个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
1996年,不断有关于性用品黑幕的报道出现在各大报端,很长一段时间,对性用品市场的调查,成为各大媒体集中报道的热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孟云龙看到这个情况后,拟发了一份文件,准备宣布取缔性用品。
情势危急!了解到这种情况,栗卫国立刻邀请了相关方面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全国80家性用品商,召开了一个“性用品现状与前景”的研讨会,一边“学习”文件,一边商量对策。还专程邀请了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来到现场采访,希望藉此缓解舆论危机。
努力获得了回报。不久,在北京政协常委的会议室里,北京市的公安、工商、海关、计生等相关政府部门都到场了,连续开了三次会议,会议最终达成了共识:“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须行业自律”。
随后,栗卫国联合全国80家左右性产品生产、销售商,在中国科学学会的下面,成立一个“性保健专业委员会”,栗卫国任秘书长。
“连锁”构想
做全国最大的性用品连锁店,一直都是栗卫国的理想。在1996年,他已经开始尝试在全国建立“连锁店”网络了。栗卫国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兰州、西安、太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设立了30多家连锁合作机构。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连锁店,各个“连锁机构”还只处在供货、信息共享等松散的合作阶段。
虽通过危机公关,保住了这个行业。但也很显然,1996年那次“洗牌”,以栗卫国为代表的性用品商,告别了以前那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时代,性用品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低潮期,利润逐年降低,铺设区域逐步萎缩。
栗卫国说:“原来我们开的店,差不多都是50—100平米之间,现在绝大多数只能是10平米以内了。”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国内的性用品才找到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对于性产品的消费特性而言,网络也许是最适合性产品销售的方式之一,电子商务极大地扩大了性用品的市场容量。
短短几年之间,大大小小的性用品销售网站相继建立,如国内的“七彩谷”、“桔色”等性用品网站,差不多都在2000年左右开始建立、运营。这种大型的性用品网站具有股东结构合理、投资力度大、从业者素质高、服务体系完善等各种优点。
“‘七彩谷’从某种角度来讲,绝不次于‘当当网’的商业利润。”栗卫国认为。 大型网站的兴起,为栗卫国带来了商机。他没有急着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站,因手中掌握了国内十几个品牌、几千种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这些网络销售商必须得从他手中买货,这些让栗卫国很有资格扮演众多网站的“供货商”的角色。他甚至打算“逐步退出性产品零售业的消费终端”,做一个“全国最大的连锁销售平台”。现在,网站经营也进入到一个发展的瓶颈,一是观念层面,二是糟糕的物流体系,如果要从网站、零售店直接发货到顾客手里,耗时太长。目前,国内只能通过EMS、快递公司等方式,而EMS配送体系非常落后,一是送货时间长,二是回款周期慢,网站供货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EMS升级的话,将带领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栗卫国开始筹建自己的网站,在各个城市成立公司、建连锁店、搭建一个顺畅的物流配送体系,希望在解决其物流配送阻滞的问题的同时,还能为其他性产品零售商提供服务。“这样,我们既能解决送货效率的问题,又能解决回款时间的问题。”
为了学习经验,栗卫国还专门跑到麦当劳、肯德基、上岛咖啡等世界著名的连锁机构去“取经”。他认为,性产品相对其他传统意义上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到目前为止,它的利润还是很高的。只是文化观念与政策壁垒,阻碍了很多有实力、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尤其国内那些以做“外单”为主的性产品生产商,“它们中,大的能达每年几十亿的产值。”
(摘自《创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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