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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最新安排,原定于下周二举行的“2008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将提前到下周一举行。在此次发布会上,今年9月份、以及前三季度的PPI、CPI、固定投资、GDP等诸多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走势的数据都将出炉。
尽管官方版本的宏观数据浮出水面尚待几日,但自上月下旬以来,市场层面关于“中国经济呈现下行趋势”的观点不断被媒体放大,而国务院、央行、银监会近期陆续推出的暂停利息税、再次降低“两率”(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松绑措施,更是加深了外界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忧虑。
在近日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是直接回应称,“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趋势”,他还表示,这个现实状况“已引起国务院高度关注,正在研究并准备出台一系列的措施”。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路口
杜鹰表示,受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全球经济动荡、经济下滑这样一个明显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工业企业增长速度、工业企业增加值、以及工业效益都出现了下行的趋势。
可以佐证杜鹰上述判断的,是由国家海关发布的一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9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前9个月的贸易顺差为180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对于这组“看上去很美”的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接下来的相关月度数据一定会显露出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子;换言之,外部经济形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给中国的外贸植入了不好的“种子”。
在发布会上,杜鹰还坦陈,来自外部的冲击不可小觑,不可轻视,“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也正是基于对全球经济环境的这种把握,杜鹰进而披露,国务院正在研究并准备出台一系列的措施。
王世华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博士后,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不能顺利向内外需平衡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完成包括制造业升级和加快发展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转型,那么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冲击,中国经济将存在着下行的风险。
“除了在金融领域受到系列海外投资损失的冲击,在外贸领域,中国也正受到外部需求减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据王世华观察,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广东已出现了大量的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许多企业经营难以持续的现象。
各大机构调低经济增长预期
国家统计局上月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8月份的宏观经济景气预警指数为108,同比环比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该指数是自2007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
实际上,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不少国家机构近来都在不断释放出类似的信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趋凉的气氛意味着“经济可能越来越不景气”;而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而言,则体现为其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断下调。
其中,中金公司对2009年中国GDP增速作出了7.3%的悲观预期。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日前发表报告称,如果没有政策调整,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可维持10%,但明年将下滑至7.3%;若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明年经济增速仍可提升至8.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一期报告也发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现已放缓”的声音。他们在最新一期分析报告中预期: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能维持在9.7%的水平,但是,基于后续悲观考量,2009年中国GDP增幅可能仅为9.3%。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表示,今年中国GDP增速下滑已成共识。他说,国家信息中心预测2009年GDP增速将维持在9%左右。
“激励措施”不仅仅是货币政策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近日的表述虽然简明扼要,但是引起了观察人士们的热烈关注———在宣布暂停利息税、再度调低“两率”之后,国务院还可能推出什么样的激励经济增长的措施呢?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虽然最近央行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说明从紧政策有所转向,但财政政策也可作相关调整,应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
知名学者沈明高也认为,为了应对经济下滑之势,单一货币政策不足取,更加到位的财政政策应该也有望跟进。他说,由于存在众多的内外不确定性,目前货币政策单兵突进的方式不足以应对国内外经济放慢的严峻形势,中国还需要一个配套的积极财政政策。
“进一步做强内需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核心”。沈明高认为,这就需要实现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从支持外向型经济向支持内向型经济转变。
“货币政策只有结合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沈明高建议,政府应提出一个“扩大内需,全面推动结构转型”的中期规划,以明确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而这一规划应该包括降低税负、减少财政支出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适当提高通胀目标,允许通过消费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内容。
此外,中银香港高级经济分析师黄少明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一是继续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照顾低收入者生活;二是稳定投资增长,加强对自然灾害中显现的基建薄弱环节投资,提高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及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三是,以更稳健的政策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舒缓政策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本报综合)
上一主题: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转到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