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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梅 杨树森
一个法规是不是先进,不能光看写得怎样,还要看可操作性怎样,执行的结果怎样。上述“每周少开一天车”的两个“必须”和一个“可能”(必须添置监控设备、必须扩充警力、可能引发公车暗购潮),在小汽车转租站身上会不会也发生呢?可以打包票,不会发生。因为,租用转租站的小汽车比使用私家车还要方便与合算,无论监控设备添置不添置,也无论交通警察禁止还是鼓励,转租站的小汽车压倒私家车也会成为不可抗拒的钱塘江大潮;至于公车暗购潮,与转租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转租站所置之车是商业用车,并不是“公车”;前者受市场经济的制约,而后者养尊处优,在市场经济的世外桃源里头。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上述《通知》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各市市民欢欣鼓舞的问题:“加快推进公务车改革”!
怎么改革?笔者人微言轻,但是,为畅通计,为环保计,还是要实话实说:建立转租站,取消公务车(当然不可一刀切,特殊的公务车还得保留);向需要使用公务车的人发租车票,到转租站租车使用。
一辆转租站的小汽车可当几辆甚至几十辆车公车使用(前面已经“举证”,美国私家车平均每天只适用45分钟;而转租站的小汽车你用完了他用,酷似接力赛运动员交接的棒子),而几辆甚至几十辆公车只能当一辆转租站的车子使用,节省莫大的行政成本是再清楚不过的事!
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200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是1.5万亿元,完成这项工作的税务系统人员100万人;美国的税收远高于中国,而税务人员仅有10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节约行政成本已经至善至美。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自己政府的有效性都不太满意,都希望通过变革寻求构建“廉价”政府。
我们国家的行政成本为什么高?得从人事考核指标体系上找原因。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带有明显的“GDP化”倾向。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认为,基层政府行政成本高居不下,缺乏效益观念是一个原因,更大的问题出在体制层面,即政府财政支出的行政化运作。上级政府考核什么,下级政府的财力、精力就会投向什么,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上级政府把“GDP”的增幅与官员的升迁紧密相联,那么下级政府不计行政成本搞这搞那的荒唐事就司空见惯的了。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网站和报纸就会发现,政绩宣传得最多的是反映与GDP有关的数字和投资。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推进公务车改革”中引入转租站机制,仅就节省行政成本来说,必将为各省市所倾倒,也必将为世界各个国家所倾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该法第三条又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
以自行车转租站的自行车替代一部分小汽车和公交车摒除污染,以小汽车转租站的小汽车替代一部分私家小汽车和公家小汽车减少污染,而两个转租站都可以解决污染的源头拥堵问题,所以哪个城市建立两站,那个城市就会出现绿色的、通畅的新面貌:这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道路畅通,车子只开(骑)不停,十分钟赶二十分钟路程的效率在恭候你;空气新鲜,心旷神怡,上半天班只觉刚过两小时的环境在等着你,你有什么理由不爱转租站?你有什么理由不为《破解拥堵的密码——车辆转租》鼓与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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