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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众多的民营企业中,长兴浙江诺力机械公司知名度原本不是很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诺力机械突然名声大振,原因是其在“人才抄底”中斩获颇丰——花大价钱聘请了10名拥有丰田、宝马等知名企业管理经验的洋高管。
抄底现在进行时
抄底,抄底。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过后,“抄底”成了一个应用频率很高的流行词。在一些企业开始去资本市场、资源市场上抄底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却把眼光盯在了人力资源市场上,去海外“抄”人才的“底”,这被专家们称为“软抄底”。
在此次抄底行动中,搞得最为轰轰烈烈的非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组织的“上海市赴英美招聘高层次金融人才招聘工作团”莫属。2008年12月5日,“招聘工作团”启程赴英国伦敦金融城、美国芝加哥、纽约招聘金融人才。在为期半个月的招聘中,共有2176名海外金融人才递交简历,现场面谈4432人次,840人已初步达成意向,光是捧回的简历就有150多公斤。
几乎是同一时间,北京、南京、深圳、杭州等发达城市的相关政府机构也在组织辖区内金融机构赴华尔街“挖墙脚”,中国金融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成立一年来还未有收益入账的中国投资公司也都在摩拳擦掌,中投公司还列出了11大类、30个岗位,欲斥资近亿元。
在此次“人才抄底”行动中,一些基金公司可以说是“冲锋在前”。深圳一位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甚至用“天赐良机”一词,来形容中国基金业碰到的延揽国际一流人才的绝佳时机。以QDII基金为例,此前招聘一名具有海外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薪水往往是国内基金经理的好几倍,这主要是由于“资源稀缺”和国际定价造成的,如今,国内基金公司甚至开出和国内基金经理同等的待遇就能招到海外精英人才了。国内基金公司面向华尔街的岗位集中在QDII、投研、风控、衍生品、市场营销等领域,主动“抄底”华尔街人才的主要是一些大基金公司,如华夏、南方、嘉实等。
汽车业也加入了“人才抄底”的行列。“买不起公司,我们就买人才。”这是在国内车企中十分有代表性的一种理念。北汽福田、长安、比亚迪、吉利、华晨等国内车企都在底特律频频动作。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曾表示,在资本方面,广汽还没有进军美国的计划,但我们已瞄准了美国人才;北汽控股董事长徐和谊也表示:“我们更关注挖取美国的人才。”吉利集团副总裁王自亮表示:“金融危机对我们引进海外人才提供了好的机会,吉利打算引进一批来自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人才,并已与部分人士达成意向。”
“过五关”与“走麦城”
从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受聘武汉柴油机厂,成为中国国有企业中的第一个洋厂长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层中出现了洋面孔,甚至有的企业中已经拥有了由多个洋面孔组成的管理团队。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的重任让更多中国企业对引进洋高管抱以厚望。
2006年,厦华电子一口气为自己3家海外子公司挖来了三位重量级洋高管,分别为原三星德国营销总经理、原汤姆逊彩电全球营销总裁、原美国百思买副总裁。厦华电子希望这些经验丰富的洋高管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拉动厦华彩电在当地的销售。
更“吸引眼球”的事件发生在联想。同样是2006年,从8月17日至31日,在短短两周内就有5名戴尔高管宣布投奔联想,让联想管理团队的基因发生了微妙改变。自从2005年花12.5亿美元收购IBM的PC部门后,联想就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全球品牌,这其中人才建设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再加之从2005年底起担任联想集团CEO阿梅里奥跳槽前的职务是戴尔高级副总裁,拉一些老部下共同为新东家效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企业并非家家都是福星高照的宝地,洋高管们也绝非个个是点石成金的妙手。众多的洋高管有的因“过五关”而荣耀加身;也有的因“走麦城”而黯别江湖。
尽管中国平安和联想集团都极力在低调处理,但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约翰·皮尔斯以及联想集团CEO阿梅里奥的离职,但还是被很多人理解成引进洋高管失败的案例。
2009年1月12日,中国平安宣布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约翰·皮尔斯因“合同到期”去职,而非业内传闻的因富通投资巨亏事件“引咎辞职”。
和中国平安手法相近,联想也是通过不续约的方式,让阿梅里奥离开了CEO的座椅。今年2月5日,因面临10个季度以来的首度亏损,联想宣布柳传志重新出任联想董事长,杨元庆出任CEO。有媒体评论说,联想在送走了“长袖善舞”的赫德跟耿直的阿梅里奥后,整个执行团队终于又团结在 “以杨元庆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周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思维的结果。
时至今日,在中国知名企业的CEO中,还很少有洋面孔。中国企业引进洋高管的路途也是一波三折。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洋高管绝对不会是一剂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即使在其本土上,包括那些明星CEO在内的洋高管们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在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些洋高管们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但是中国企业正行进在国际化的途中,洋高管们不仅能够带给我们技术、经验、方法和渠道,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国企业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农耕文化形成的后遗症,形成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商业文化。这才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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