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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丽西亚·克莱格
(Alicia Clegg)
每周,在管理着普华永道(PwC)北京办事处日益壮大的客户群的同时,克莱尔·桑福德(Claire Sandford)还要费力学习入门级的普通话。
她这种身兼二职的做法是精心设计的。等她和她丈夫在两年借调期结束后返回伦敦时,这位34岁的高管希望自己已掌握了中文的基本技能,并通过扩大后的人际网络,让自己与全球下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紧密相连。
“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有用,”她表示,“但住在这里最大的优势,是我正在构建的国际网络。”
桑福德身材高挑,一头金发,在中国称得上罕见,当她走出办公室时,总会引来好奇的目光。在北京的街道之外,她只是穿梭于全球各地、有事业心的众多专业人士中的一员,他们在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进行着双向交流。
建立文化多样性管理团队的努力,始自石油和变动迅速的消费品等行业。如今,专业服务机构正加入其中,吸引它们的是新兴市场的机遇和适应客户需要的必要性。会计公司安永人力资源主管理查德·加尔塞德表示:“如果客户需要跨国审计,那么我们必须能适应这种情况。”
在以往的经济低迷期,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减少外派员工。而此次,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雇主们表示,他们正鼓励欧美办事处的员工,利用目前经济低迷的机会,获取新兴市场的经验。
普华永道招聘主管查尔斯·麦克劳德解释了在目前状况下,为何加速高技能员工从成熟市场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是有意义的。在普华永道的全球员工中,有1200名派驻海外人员。“如果在欧洲,有人带来的回报率是亚洲的两倍,那么调动就是合理的。经济低迷的结果是降低了人员从北半球交易市场(例如由于并购活动的原因)调往活动继续增加的全球其他地区的机会成本。”
把有前途的员工调往新兴市场已成为一种战略必要。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开始职场生涯时,就知道自己将获得出差的机会。但很少有人料到,为了爬到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他们有朝一日可能需要在另一个大陆工作。
麦克劳德表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他指出,未来的跨国公司将来自当前的新兴市场。“不管你在哪里做生意,拥有懂得如何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开展业务的人才,这将非常重要。”
说服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可能很难。最大的障碍是加尔塞德所说的两个时间之间的“错配”:即专业人士最愿意出差的时间——当他们年轻单身时——和他们作为流动员工贡献最多的时间——在他们掌握了技能,但同时也承担了家庭责任以后。因此,如果个人考虑和职业考虑发生冲突会怎样呢?
作为地域范围最为多样化的银行之一,长期以来,汇丰银行一直有一个将新星派驻海外的政策。有时,志向远大的员工可能不想被调到海外。汇丰招聘主管保罗·赖德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该银行的政策是尊重个人意愿。然而,失去国外经验的实际影响是放慢甚至最终终止某位高管的职业进程。“作为个人,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并知道做出这些选择之后的结果。”
两年前,克里斯·普尔选择放弃在宝洁蒸蒸日上的工作。作为该公司西欧物流主管,他知道,他的下一次工作晋升将需要他调往亚洲或美洲。由于子女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而且新组织了家庭,父母也已退休,他认为,“取得更多业绩”的代价高于他的付出。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经历连续迅速擢升的人,在他开始规划15年的计划时,他害怕看到比他年轻的同事超越自己。他的解决方法是,他利用他在物流方面的技能,接受了PA Consulting的邀请,负责该公司的供应链业务。“最终,我做出了对自己和家人最明智的决定。”
外派都会达到预期吗?对于愿意接受外派的员工而言,派往国外可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现他们的能力。Benoy的建筑师迈克·刘易斯就是这种情况。在调到阿布扎比后,他的主动性给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将他提拔为部门主管。“在伦敦,我做得不错,”他表示,“在这里,我引入了新业务,而所从事的一些项目,其预算规模在以前只能在梦里出现。”
全球性流动的一个缺点是费用。普华永道和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2005年和2006年的研究显示,外派员工的薪资是本国的3到4倍。他们还需要很多时间的行政支持。许多公司都未能收回投资。在回国后的一年里,15%的员工离开了原公司。在最糟糕的例子里,雇主的员工流失率接近40%。
一个解释是,在另一种文化里证明自己之后,归国人员发现回国后有一种反高潮的失落感。
“如果你让人们重返他们3年前离开的工作岗位,你可能会失去他们,”加尔塞德表示,“为了赢得这场流动战争,你必须始终如一地表明,那些愿意在海外工作的人能够升职。”
在全球经济中,企业迫切需要理解和适应其他文化的人才。如果员工利用其具备国际经验的名声在其他地方开拓天地,那些没有处理好归国员工预期的雇主也不应感到意外。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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