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立：归去来兮
[发布时间：2009-03-23 00:00:00 点击率：]

　　一个被开除的艺术系学生，游历欧美15年，连续创业；重返中国10年，持续投资。人生总有变幻，他因何而不同？ 

　　1984年，25岁的中国青年查立开始了在英国伦敦大学的留学生涯，他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但几乎是从第一天起，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虽然有奖学金，但不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打工是自然的选择。对于一个从未经历任何商业熏陶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理解现代商业社会生动的第一课。 

　　很快，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情：用自己所有的钱作为定金，去租一整栋公寓楼，然后分租给他的朋友和同学，再把他们的租金集合起来交清整体的房租。显然，租一整栋楼的租金比按房间去租的总和要少很多，查立开出的租金价格极具竞争力，他的同学都乐意接受，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整栋楼的房间被抢租一空。 

　　这是查立做的第一个生意，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看，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赚钱，而只是为了减少他最大的生活开支——房租，但这个简单的出发点无疑体现了查立商业和投资的禀赋，“如果只是靠自己省，就只能租最小最差的房间，如果把自己和别人的利益考虑到一起，就能实现最好的结果”，25年之后，他对记者说道。

　　事实上，在此后的20多年中，从广告、设计、媒体、电影到高科技、互联网，从英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从打工、创业到投资，查立永远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不停地改变自己的道路，但贯穿其中的，一直是他对商业和投资最朴素的理解：Win-Win。 

　　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玩笑，今天的查立应该是一位艺术家，如同陈丹青等人一样——他是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院）77届油画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就在大学毕业前三周，他被校方开除，其原因是：写信质疑政治课对学生的价值。

　　查立后来在安徽阜阳教了3年书，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一到假期，他都会去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游历。1984年，英文很好的查立在上海偶然认识了一位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帮助查立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外面的世界向他打开了一扇门，他毫不犹豫地跨了出去。 

　　在此期间，查立的一个发现是，英国最好的人才最后大都去了美国，对于喜欢冒险的查立而言，美国很快变成他的下一个目的地。1988年，经过在著名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一年的工作后，查立去了美国工作。

　　1992年，查立开始创业，他抓住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机会，其时，美国电信公司利润最丰厚的业务来自国际长途，远东和东欧的业务方兴未艾，但大公司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不够熟悉，需要有人为它们在本地做市场推广。查立的公司就是为电信巨头提供服务，制作广告，制定营销计划，把这些巨头的服务、产品推广到这些新兴市场，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获得了成功。很快，他在第一个公司运营良好的情况下，开始创建第二个公司。这是一个家居设计的公司，专注于“设计”和“市场”，生产、物流则外包，这又是一个传统的领域，查立的不同之处是用时装行业的设计元素、更新节奏去做。同样地，这个公司也运营良好。此外，查立甚至成立过一家艺术基金会，出版刊物，制作纪录片，这些创业经历没有一家以失败告终。他认为：“成功的创业并不一定需要VC。”查立最终的兴趣在于互联网，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互联网产业从萌芽到成长，发展迅速，作为一个永远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的创业者，查立很快从自己所有的传统创业公司中抽身出来，进入这个全新的冒险乐园。 

　　“第二次留学”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其间查立正好在香港出差。一天，疲惫的他回到酒店，躺在床上随手翻起一本杂志，偶然看到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于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句出自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著名台词实在是太熟悉了，更传奇的地方在于，那篇报道中说这句话的是他英国的一个好朋友——这句话是多年前查立教的，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立刻打电话联系这本杂志，结果发现他的这个朋友正作为志愿者为世界妇女大会服务，就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并且第二天会到深圳采访，意外重逢的欣喜自不待言，这位朋友得知查立在香港后，强烈要求查立去一趟深圳见个面。 

　　在这次意外的深圳之行中，可能对查立之后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查立发现他所住酒店的商务中心里面贴着网景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的标志，西方媒体不是说中国不允许上网吗？他一问，每分钟上网费高达10元钱，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外网站都可以上。1个月前，美国第一个网络股网景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20亿美元，就在那个小小的商务中心，查立预感到了中国互联网同样充满机会。 

　　回到美国后，查立决定将自己公司研发的方向从原先的英文搜索改为中文搜索，但终因难度太大而并未达成，公司于1998年出售。1999年，正在寻找新创业方向的查立在香港碰到薛村禾，这位UT斯达康的创始人刚刚加盟软银中国基金，准备进入中国投资，薛邀请查立一起回来做投资，查立和薛一拍即合，共同投资成立了名为“Idea Factory”创业孵化器项目。 

　　Idea Factory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草根创业的孵化器之一，这和查立及其几个合伙人的创业经历有关，用硅谷最原始的创业投资方式运作，雄心勃勃的查立希望能从中孵化出一两家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一些项目过于超前，并且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结果与之相去甚远，遭遇了各种挫折。比如其中的一个做MP3音乐的公司“红色B52”，曾投巨资自建录音棚做原创音乐，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方向，但当时发行CD的ISRC号成本很高，盗版又很严重，公司难以赢利。有意思的是，在“红色B52”被并购后，其中的几位重新创业倒获得了成功，其中就包括九天音乐网等公司。最终Idea Factory所投的项目大都充当了中国互联网“先驱”，查立把这视为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其实是我的第二次留学，回到中国留学。我离开中国十几年，这十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变化最大的，我已经不了解这里，通过投资这些项目才开始重新了解中国。”查立后来这样评论刚回中国做Idea Factory孵化器的那段经历。 

　　创业的不能承受之轻 

　　“创了几回业之后，自然会想到投资，包括我后来做投资人，都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查立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转变，其实他的第一次融资就遇到了很大的挫折，1995年，在经过漫长的等待，无数次的拖延后，查立终于得到了见一个投资人的机会，他兴奋地从纽约飞到加州Redwood City，在约好的一个西班牙餐馆里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结果那个投资人打来电话说：“Sorry，我有急事去夏威夷了……” 

　　如今，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早期创业的经历，查立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Take off your pants and we will grill you！”，这是VC行业的一个俚语，直译为：“把你的裤子脱了，我们要烧烤你！”意思是“去掉包装实话实说，接受我们的无情质疑”。在又一次被无情地拷问之后，一个头发灰白的老VC对垂头丧气的查立说了另一句让他记忆深刻的话：“Hey young man， we investors are vulnerable”，意思是“年轻人，投资人是很脆弱的”，这是一个VC的隐喻，每一个去找VC融资的创业者最初都无法理解，“一直到我变成了一个投资人，当上了一个VC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他这句话的分量是多么地不可承受之轻……”很多年之后，查立感叹道。 

　　2004年，查立创建的乾龙创投成立，这家前期规模都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基金不是中国最早、最大或者最著名的，但却是最坚定地只投早期项目的。 

　　查立认为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诞生英特尔这样的伟大技术公司的土壤，而只能投做具体应用的项目，比如电子商务等。比如他曾投资一家要做“手机MySpace”的公司Wichina，这个概念让人怦然心动，但却一直无法赢利，2008年春节的大雪却让Wichina意外地找到了市场：南方的打工者因为大雪无法及时赶回家过年，但又要把钱寄回去，Wichina手机客户端有一个功能，去移动营业厅开通业务之后，可以通过邮政储蓄汇钱，非常方便，很多打工者就通过这个汇钱，以至于后来成为了广东移动的核心增值服务之一，Wichina也很快就因此赢利，并针对打工者用户不断加强新的功能。“我们以前从来没想过赢利点是这个，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应用必须适合中国本土”，查立说。

　　2008年年初，他停止做美元基金，转而募集纯粹的人民币基金，因为“这是未来几年中国创业投资的主流”。而他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是一个马路天使，打巷战出来的，大部分创业者遇到的问题我都经历过，我可以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           (张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