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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12月开始,山西省开始了新一轮治理公路货运超限超载(以下简称治超)集中行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治超“问责风暴”,先后有近200多名执法人员、行政官员因治超不力被处理,有的案件已由司法介入进行处理。“问责风暴”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全省的公路货运超限超载率几乎下降为零。然而,超限超载,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难以被根治的这一“顽症”,在山西能否被彻底“治愈”?
8年治超“无功而返”
山西的公路货运物品主要以煤焦等资源类产品为主,去年全省煤炭公路出省运量达1.2亿吨。内蒙古、陕西等地的大量煤炭也要经山西境内公路运输出省,山西的公路承受着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由于我国货运市场不规范,众多运输户压价竞争,以超限超载弥补损失,他们通过非法改装加大载重量,山西先后出现载重90吨、130吨甚至200吨的非法超限超载车。
从2001年开始,山西省经历了华北五省、市(区)联合治超、全国统一治超、省内专项治超等多次治超行动。治超涉及多个国家部、委,先由公安交警部门牵头,后来由交通部门牵头,但由国家多个部委联合行动的“多龙治超”不但没有根治超限超载,反而是“越治越超”,山西每年因超限超载造成的公路损失达10亿元。群众说,超限超载不但没有被治住,一些治超机构和执法人员却成了治超的最大受益者,缴了罚款就通行,治超点成了“收费站”,治超成了“财源”。一些执法人员甚至包车、养车,一个月获利几万元,一些“车托”成为“治超中先富起来的人”。在一些地方,治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问责风暴”治超先“治人”
难以根治的超限超载,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运输秩序和经济秩序,国省道干线和高速公路损失惨重,迫使山西省委省政府痛下决心根治超限超载。从2007年12月开始,山西省再次开展“无缝隙、拉网式”治超总行动,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明确了各级政府一把手是治超的第一责任人,变“部门治超”为“政府治超”,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倒查机制。
4月2日,因在治理超限超载过程中不作为,致使非法超限超载车辆严重泛滥,山阻县县长左中伟被免去县委副书记职务,随后左中伟辞去山阴县县长职务,他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因治超不力而“丢官”的县政府一把手。
“确实怕了,现在基层把治超作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不少执法人员谈“治超而色变”。8个多月来,山西省的治超取得了明显效果,公路超载率几乎为零,运输价格合理回升,交通事故大幅降低,全省干线公路未发现新增危桥。
“病根”难除又生“新疾”
“哪次治超不是轰轰烈烈开始,到头来还不是偃旗息鼓。”一些对“治超运动”早已习以为常的司机和运输户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20多年来,我国货运市场基本处于无序竞争状态,运输业门槛低,多、小、散、乱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只能在加大行政执法的同时加以引导,提高货运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其次,一些执法人员暗中养车加剧了运输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价格扭曲。
一些执法人员认为,现在汽车生产厂家众多,卡车的马力越来越大,汽车好比“坦克”,装多少货都能拉,而且主车厂家和挂车厂家分离,汽车生产标准难以管理。治超不仅仅要在路面管理,更重要的是对汽车生产厂家进行严格管理,要规定各种型号汽车的最大载重量。
这些老问题还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治超又出现了新问题。在一些高速公路的入口,因治超检测造成了高速公路出入口堵车,高速公路成了“瓶颈路”,产生了“治超载”与“保畅通”的矛盾。
“问责风暴”之下
应实施多种手段
目前的治超基本是“人海战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基层执法人员认为,在加强“货源”治理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车源”的治理,这需要国家对众多的车辆、挂车生产厂家进行规范和管理。
在“车源”治理方面,山西省临汾市做出了有益尝试。临汾市开始对四轴货车进行全封闭加装,既可以限制装货总量,也可以解决煤、焦及其他矿粉造成扬尘污染的难题。但起初由于加装车辆不符合公安交警的规定,车辆属“非法改装”,上不了牌照无法上路行驶,虽经省政府领导协调,这些车辆上了牌照,但司机们却只能在省内跑车,因为这样的加装车在省内算是被认可了,但外省的交警不认可,还是“非法车”。
从7月1日开始,山西省开始实施源头治理和责任追究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各执法机构的责任和治超人员的组成和经费来源。然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超限超载产生多年,也治了多年,一旦放松马上反弹。会不会因行政领导的更替而改变或放松?“急风暴雨”过后会不会“涛声依旧”?群众在期待。
(吕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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