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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企业才能挺过今日的危机?日前,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带着他的“中国实验室”团队来到东莞,借助南都民间智库平台,与100多名企业主探讨答案。黄亚生说,企业能否挺过危机,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但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总是在谈“产业升级”,而西方管理学讲的是“企业升级”。
他认为低科技企业也要高科技管理,面对危机,东莞不应淘汰低科技企业,而应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
为什么印度比我们伤得轻?
“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冲击下,我们伤筋动骨,而印度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小。印度基础设施非常差,像东莞大道这么宽大的公路在印度基本找不到,政治、社会问题也大把。为什么印度企业更能抵御危机冲击呢?”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开场就把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抛给了参与见面会的100多名东莞企业主。
黄亚生教授以发掘印度竞争力而闻名,他创立的“中国实验室”,目的是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在建立“中国实验室”的同时,他也建立了“印度实验室”。他分析认为,印度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小,主要是因为印度的企业管理水平非常高,这一个优势克服了其他的弱势。
而这恰恰是东莞中小企业所缺的。黄亚生认为,包括东莞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很多企业都处于第一代创业期,普遍不重视系统的管理。过去他们发展得好,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很有自信,而不注重管理的提升。“没有精细的管理,如果经济不发生大的波动,企业不会出问题。一旦经济出问题,企业就会很受伤。”他说,东莞企业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是生产而是管理的困境。
“拍脑袋”投资风险高
“中国企业在国外卖产品成功的非常多,但到国外去投资并购成功的几乎没有。”黄亚生认为,这是由于很多企业投资前并没做过充分的调研,是拍脑子拍出来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曾与珠三角一家知名企业高层交流过,该企业到海外去并购,完全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他们不愿意在咨询方面投入几十万,最后损失却是几个亿。
中国企业不但缺乏管理意识,对待咨询的态度也有问题。“我们在印度做项目,印度老板第一个问题总是: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决策是错的?我们推翻了他们的决策,他们会很感激。但中国完全不一样,老板们总是要求我们的结论符合他的想法,一旦不符,就说我们不懂。”
咨询可降低投资风险
黄亚生认为,投资有风险,而做咨询是降低风险的好办法。“有时拍脑子做项目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事前通过检测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投资肯定会更放心。如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可能挽回一场损失。”他举例说,日本公司要去海外投资,会做大量的问卷调查。
针对本土咨询师的困惑,黄亚生鼓励他说,咨询行业之所以能产生,是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结果。他举例说,“中国实验室”帮一个日化企业做项目,他们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采访了大量的家族主妇,还要选择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做调查,以保证科学性。“如果让这家企业花如此大的人力做调研,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去做了。”
(南 方)
人物简介
他“挑”起了
“龙象之争”
黄亚生,1960年生于北京,1985年哈佛大学毕业,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和著作,引发了中印经济竞争力的“龙象之争”,从此印度被视为中国未来的竞争对手,而黄亚生教授也由此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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